激進與穩定:平衡的改革者漢武帝,對西漢國策的轉變和影響

0官場思維0 發佈 2020-06-24T04:42:22+00:00

漢武帝的統治是相當折騰的,之所以沒有亡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西漢王朝自從成立,直到昭宣中興以來的政治改革,遵循一種漸進式的思路,實現了統治思想的平穩過渡,沒有引起社會劇烈大規模的動盪,所以才沒有走上秦王朝的老路,也保證了大漢王朝延續四百年的統治。

漢武帝的統治是相當折騰的,之所以沒有亡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西漢王朝自從成立,直到昭宣中興以來的政治改革,遵循一種漸進式的思路,實現了統治思想的平穩過渡,沒有引起社會劇烈大規模的動盪,所以才沒有走上秦王朝的老路,也保證了大漢王朝延續四百年的統治。


就拿漢武帝來說,他本人就是西漢王朝的改革者,開創了西漢王朝一個嶄新的,不同於文景之治的時代,漢武帝本人對大將軍衛青,就說了這樣的話:

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

這段話反映出漢武帝對自己的改革是有很深刻的認識的,或者說,漢武帝闡述了自己改革的一些基本原則。

縱觀漢朝四百多年,外戚問題和地方勢力始終是其重大問題,僅僅在西漢初期,前者導致了諸呂之亂,後者導致了吳楚七國之亂,再加上匈奴、西域、南越等不穩定因素,所以西漢王朝無論內部外部均不太平。如何處理中央內部的關係,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處理中央與外族的關係,是西漢皇帝們面臨的重大課題。對此,漢武帝認識地很清楚,所以才會說, 「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他知道變更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應付漢王朝面臨的各種威脅;


漢武帝的改革並不僅僅是為了自己謀利益,也為了後世的千秋萬代,所謂「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這句話表明漢武帝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夠延續下去,造福子孫後代。我們知道,一個政權,若要保證穩定,不出現大的禍患,政策的延續性是必要的,正如人放點小血有利於健康,大出血就會死去,一個道理。漢武帝作為一個政治家,他要為大漢王朝的政治統治立下一個切實可行的規劃,從而從實質上維護劉家統治的穩定;

漢武帝為自己多年來的攻打匈奴的行動進行辯護,認為這是為了天下的安寧。其實自從文景之治以來,漢朝上下已經對發動戰爭攻打匈奴形成了共識,無論是賈誼、晁錯等人都對這場註定要來的戰爭做出了自己的規劃和設想,西漢帝國遲早要變成戰爭機器,只不過這台機器在漢武帝手裡發動了。正如司馬遷所說,「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這個時候還需要忍耐嗎?


漢武帝承認自己的改革,的確損害了百姓的利益,雖然出於迫不得已,但也給西漢王朝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問題,包括流民四起,損耗過多,戶口減半,他希望後世不要學習他這方面,不要走上秦王朝的老路。西漢王朝,是在吸收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經驗中而誕生的,建國初期,賈誼等人便已經對秦朝的教訓進行總結歸納,創作了《過秦論》等作品,對秦王朝進行系統分析。漢帝國的君主時時刻刻以秦王朝為戒。所以西漢王朝的糾錯能力,是其能在武帝折騰之後,能夠免於滅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漢武帝時代的改革,究竟具備哪些特徵呢?我們可以從鹽鐵會議一探究竟。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也就是漢武帝駕崩6年後,當時的輔政大臣霍光以昭帝名義,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賢良文學六十餘人,就武帝時期的各項政策進行全面的總結和辯論。


在這次辯論中,我們可以看到,賢良文學從三個方面概括了漢武帝時代的政策特徵,賢良文學來自各個郡縣,都是當時儒家學派的人才,而且與民間有很深層次的關係,他們對漢武帝時代的政策的認知,應該是比較準確的:

第一,指出了漢武帝在不同時期團結利用的幾大力量,就是奮擊之士、興利之臣和酷吏。

漢武帝為了擊敗匈奴南越等勢力,啟用奮擊之士,如衛青、霍去病等人,發動了長達幾十年的對外戰爭,雖然抗擊了匈奴,然而卻造成漢帝國發生嚴重財政危機;面對財政的匱乏,漢武帝啟用了桑弘羊等興利之臣,壟斷鹽鐵,與民爭利,解決了中央財政問題;慢慢地,由於與民爭利,實際上就是政府的巧取豪奪,導致百姓反抗,漢武帝開始任用酷吏,比如張湯等人,實施嚴刑峻法,來鎮壓對他不利的人。


第二,漢武帝的改革,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是根據時代發展變化而做出的決定,並不是什麼心血來潮。他做出每一步都是有預謀的,認真定好的。

譬如在攻打匈奴之前,漢武帝已經攻打了南越並且取得了勝利;在與民爭利之前,一個重要的信號就是將散落在各地的豪強貴族強制遷移到長安居住,還殺了豪俠郭解;與民爭利看到不對勁了,立即轉變政策,向著休養生息的路線部分回歸。這些都是漸進式的改革,時間跨度達到半個世紀之久,而且正是因為漸進,所以才能及時止損,修正錯誤,保證西漢王朝的活力,才不至於「五十頭牛都拉不回」,避免了王莽一樣的下場;


第三,漢武帝實現了西漢王朝政策的根本轉變。

漢宣帝曾經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這的確很精闢地概括了漢武帝政策的實質,也就是「以霸王道雜之」,一方面吸收了董仲舒等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實現了嚴刑峻法,改變了西漢王朝初期以來的清靜無為的政策,達到了以帝王之術駕馭儒家大臣的效果。賢良文學說「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眾」,雖然罵的是公孫弘等人,但我想在座的丞相田千秋等人應該臉紅,因為田千秋丞相本人就是「以霸王道雜之」誕生的產物,他這個人除了唯唯諾諾什麼都不行(似乎),其實衛青等人不也是如此嗎?司馬遷公開諷刺衛青「媚上」,然而漢武帝很滿意,群臣都老實了,他劉家的天下就保住了;


第四,漢武帝打碎了不少利益集團,建立了一個以自己為主的新的秩序,並且成功將其延續了下來。

漢武帝執政這五十多年間,銳意改革的實質,就是徹底瓦解和消滅已有的利益集團勢力。筆者讀史書,感覺漢武帝非常殘暴好殺,而且往往一下子就株連幾萬人,譬如殺郭解,接連殺死幾個丞相,然而仔細一想,或許這可能是漢武帝打破利益集團壁壘的手段。舉個例子,漢武帝晚年,殺死了自己最心愛的鉤弋夫人。

漢武帝雖然殘忍,但也打碎了不少利益集團,清除了許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改革才能順利進行,政策才能順利調整,不像東漢中後期,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輪著上陣,中央政府疲於奔命,皇帝被架空,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治理百姓只好依賴地方,到最後不得不形成割據,被利益集團裹挾,哪有時間研究什麼政策問題呢?


所以諸葛亮感嘆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可以發現,西漢不得不親近賢臣,而東漢,不得不親近小人,區別在於,是不是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在解決了各個利益集團,完成改革之後,漢武帝發布了《輪台罪己詔》: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實際上在鹽鐵會議——這場關乎漢王朝未來命運的大討論中,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們,主張的就是根本改革之路,他們提出了三個很尖銳的問題:要不要放棄戰爭機器,讓漢王朝重新恢復與匈奴等國的和好政策?要不要放棄盤剝百姓,恢復漢朝初年的休養生息政策?要不要減輕刑罰,恢復漢朝初期的法律政策?


然而事實證明,鹽鐵會議除了取消酒類專賣和部分地區的鐵器專賣,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休養生息政策,進行了一些局部性改革之外,並沒有徹底改變武帝的路線。或者說,鹽鐵會議就是大夫階層和賢良文學的妥協而已:昭宣中興之時,嚴刑峻法照樣是主流,和漢武帝時期並沒有什麼不同。

嚴刑峻法固然不好,容易造成冤假錯案,然而它也在實際上維護了西漢王朝的政治秩序,讓西漢王朝能夠及時度過如同昌邑王、霍氏之類的較為嚴重的統治危機。


所以說,昭宣中興實際上是武帝政策的延續。霍光他們明白,大漢王朝絕不可以走上一條名為復古,實則改旗易幟的道路,漢武帝的路線必須要堅持。小修小補可以,大規模的變革,就是一條邪路。這便是霍光等人對賢良文學的回答。

法國保守政治家思想家叫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他表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那就是一個國家最危險的時候,恰巧在於他劇烈改革的時候。托克維爾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秦王朝,隋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因為秦始皇、隋煬帝在社會力量沒有調整完畢的時候就劇烈改革的緣故。


適度的變革和政策的穩定性兩者都非常重要,而漢武帝,恰恰就做到了兩者的平衡。他是個改革家,然而又很注意分階段量力而為,一旦發現做過頭就及時糾正,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過去的利益集團,從而很順利地開闢了新的道路,為昭宣二位皇帝所繼承,這才是漢武帝沒有導致西漢滅亡的重要原因。

換句話說,改革是要改的,然而如何在改革和穩定之間找到平衡,這是每個政權必須面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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