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2003年至2005年期間，被告人張維平通過刻意搭訕結識被拐賣兒童的家人，趁其不備抱走小孩，並販賣牟利，累計作案八宗。

此外，被告人周容平提議，與楊朝平、劉正洪、陳壽碧密謀策劃，闖進出租房內，將被害人母親捆綁，強行抱走被害人後交給張維平販賣。案涉九名幼兒，已找回2人，其餘7人下落不明。

張維平曾交代，這9起拐賣兒童案，均通過一名被稱為「梅姨」的中間人完成交易。2017年6月，廣州市公安局增城區分局公開了「梅姨」的模擬畫像，向社會徵集相關線索。增城分局相關辦案人員介紹，目前「梅姨」仍未歸案。

「梅姨案」引起熱議，觸發民眾的憤怒情感，一方面是因為該犯罪集團拐賣兒童之多，另一方面是因為梅姨潛逃時間之長。

二、案件分析

我國刑法第240條第2款規定：「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

據此，將梅姨認定為共同正犯沒有太大疑問。但通過這一案件，或許我們更應反思的是，在拐賣兒童犯罪依然猖獗的背景下，我們應當如何有效阻止這種惡性行為發生？具體到刑法上，就是刑法如何對拐賣行為形成有效遏制？

作為一種「交易」，買賣兒童也存在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因此，可以認為，惟有對買方和賣方實行雙管齊下的打擊，才有可能打壓買賣兒童的猖獗勢頭。

應當說，刑法對拐賣兒童行為配置的法定刑基本做到了罪刑適應，對於「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等8類特別嚴重的情節，刑法配置的法定最高刑為死刑。

這種嚴厲的刑罰配置，已經將刑法的懲罰和威懾效應發揮到了極致，故很難再通過規定更高的刑罰遏制這類犯罪。

應當意識到的是，僅僅打擊賣方可能還是不夠的，因為，如果買方提供巨大利益誘惑，賣方完全可能為追求利益鋌而走險。所以，在刑法上更為有效的方法，應當是對賣方和買方同時進行嚴厲打擊。

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刑法第241條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第6款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

當初設立這一規定是考慮到收買婦女、兒童有不同情況，區別對待有利於解救和保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

但基於當前與拐賣婦女兒童鬥爭的嚴峻形勢，《刑法修正案（九）》將未對兒童進行虐待並且不阻礙對其解救的行為，只規定「可以從輕處罰」。

也就是說，對這類收買兒童行為的處罰是由輕改重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兒童的保護，提高了收買被拐賣兒童的成本，對於全方位打擊拐賣兒童犯罪能夠起到積極作用。

但就目前的情形來看，當前對收買被拐賣兒童的處罰還是過低，因此，將來應當考慮進一步合理加重對收買行為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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