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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編者按：
今年9月28日，TCL集團創立40周年慶祝大會在惠州舉行。TCL從一家生產磁帶的電器廠，歷經40年奮鬥，已在智能終端、半導體顯示、半導體光伏及半導體材料領域建立了世界性的影響力。
秦朔老師和財經媒體人戚德志合著的《萬物生生——TCL敢為40年 1981-2021》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該書以TCL40年的變革發展史為脈絡，試圖為讀者呈現改革開放後中國工業追趕西方工業大國的歷程。
秦朔老師撰寫了《極簡大國製造史》一文，作為該書序篇，通過回溯整個近現代全球製造業的發展史，揭示製造業對一個國家經濟崛起的意義。出版前因篇幅所限，略有壓縮。
在此刊出全文，向中國製造和中國maker表示崇高的敬意！
1784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來到詹姆斯·瓦特及其合伙人馬修·博爾頓的工廠參觀。博爾頓報告：「陛下，我正忙於製造一種君主們夢寐以求的商品。」
喬治三世不解：「到底是什麼？」
博爾頓回答：「是力量，陛下。」
蒸汽機的大規模應用，讓世界從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水力、風力這些不穩定、不連續的動力，轉變為可以依靠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持續動力進行生產。手工製造時代從此進入機器時代。
瓦特去世後，訃文中寫道：「它武裝了人類，使虛弱無力的雙手變得力大無窮。」
「一個國家要生活得好，就必須生產得好。」回顧世界歷史，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可以不經成為製造強國而走向繁榮富強。
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時說：「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為什麼生活水平低呢？因為生產力水平低。什麼是生產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機器。工業、農業都要機械化，工業、農業要同時發展。」
毛澤東對機器、機械化和工業的透徹認識，和中國近代史上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落後就要挨打」的慘痛教訓是分不開的。
1963年，他在審閱《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指出，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後一次，即抗日戰爭，由於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後。……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半個多世紀過去，2020年，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中國已是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的國家。中國製造業增加值2010年即已成為世界第一，到2020年占世界的28%。
然而，從製造大國到製造強國，中國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緊迫感依然強烈。這種緊迫感深植在民族記憶里，並因「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外部變化繼續加強。
人類利用蒸汽實現機械做功，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紀古希臘力學家發明的汽轉球。引領近代工業革命的蒸汽機，則可追溯到1679年法國一位物理學家發明的高壓鍋。之後，多位英國發明家和工程師都對蒸汽機進行了研究。1712年前後，鍛工出身的托馬斯·紐可門造出了紐可門蒸汽機，廣泛應用了60餘年。
瓦特成為「蒸汽機」的代名詞，不是因為他發明了蒸汽機，而是因為他不斷改善，讓蒸汽機廣泛應用於生產實踐，極大推動了各個行業的工業化進程。
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學擔任儀器製造師的瓦特，在為學校修理一台紐可門模型機的過程中，深入了解了蒸汽機的工作原理、熱機效率、製造工藝等，發現氣缸每次循環大約有3/4的蒸汽熱量被白白浪費了，而且由於每次循環都要向氣缸內噴入冷水，不能連續工作。
1769年，他設計了帶有分離式冷凝器的蒸汽機，這樣就不需要使汽缸的溫度降到常溫再重新加熱，蒸汽機的效率因此提高了3倍。這成為瓦特的第一項專利。
英國的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棉紡織業。1733年，一家棉織工場的機械師凱伊發明了「飛梭」，加快了織布的速度；1765年，曼徹斯特的哈格里夫斯發明了可以同時紡出8個紗錠的「珍妮紡機」，大大提高了紡紗效率；1769年，理髮師出身的阿克萊特發明了水力紡紗機；1779年，紡紗工克隆普頓發明了騾機，到1800年一台騾機能同時紡400個紗錠；1785年，傳教士卡特萊特發明了水力織布機，將織布效率提高了40倍……
機器生產的增多，需要強大的動力，瓦特的蒸汽機生逢其時。隨著越來越多紡織廠使用蒸汽發動機，到19世紀初，英國基本完成了棉紡織業的機械化、動力化。
機器的使用還改變了家庭手工生產的組織方式。1771年，阿克萊特在一條河邊建立了新式工廠。廠房裡安置了多台紡紗機，由一台水輪機同時帶動它們工作。這一形式的本質不在於使用機器，而在於創造新的工作場所——不同工種的工人在不同場地通過分工合作，進行生產；工人要聽機器的指揮，遵守紀律，按固定時間上下班，因為假如一個人不按時工作就會延誤整個工序。
蒸汽機出現後，阿克萊特迅速將其引入工廠。之後還在更多地方建立新的工廠。這位最早採用規模化、制度化、機械化方式組織生產的人，被稱為「近代工廠之父」。
一旦蒸汽機取代水力，工廠就不必只建在河邊，而可搬進城市。1769年，英國斯坦福郡一個陶工世家出身的喬賽亞·韋奇伍德，在開辦陶瓷工廠時把原來一個人從頭到尾完成的制陶流程，分成幾十道專門的工序，如挖泥、運泥、拌土、制坯、上釉、裝窯、燒窯、上彩等等，都由專人完成。這種精細化分工的方式隨之在各行各業展開。
韋奇伍德被譽為英國的「陶瓷之父」。《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評價說，「對陶瓷製造的卓越研究，對原料的深入探討，對勞動力的合理安排，以及對商業組織的遠見卓識，使他成為工業革命的偉大領袖之一」。韋奇伍德於1795年去世，大部分產業留給女兒蘇珊娜，她的兒子是進化論開創者查爾斯·達爾文。
1828年，棉織品出口占英國出口總值的一半，棉布成為第一個全球化經營的商品，在全球獲得原料，為全球生產，在全球銷售。1840年前後，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
詹姆斯·瓦特和馬修·博爾頓的形象被印在50英鎊的鈔票上，以紀念他們對工業革命做出的貢獻。直到2019年7月英格蘭銀行發布公告，計算機科學之父阿蘭·圖靈才將取代他們兩人，登上2021年年底發行的50英鎊新鈔。
博爾頓最初是伯明罕的一位工廠主，他和瓦特合作了幾十年，他們的孩子依然是合伙人。他不僅為蒸汽機的研發和規模化應用提供了資金，還幫助瓦特將其專利在英國議會延長了15年。
最重要的是，他一直為瓦特指引市場方向，比如市場更需要大功率、旋轉式運動的蒸汽機。當時在伯明罕，有一個工業家和科學家組成的「月亮社」，雖然瓦特對商業經營沒有興趣，但通過這個組織，他得到了來自工業界的信息，幫助改進自己的發明。
技術發明無疑是工業革命的重要驅動因素，但只有當技術發明和生產實踐、專利保護、新的工廠組織、投資家與企業家相結合，這場革命才能真正發生。
1776年，博爾頓·瓦特蒸汽機在波羅姆菲爾德煤礦首次向公眾展示其工作狀態，這被認為是蒸汽機投入實際生產的開端。
這一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序言第一句話開宗明義，「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也就是說，勞動是價值創造的根本。他還強調了「看不見的手」以及分工的重要性。
所謂「看不見的手」，是指每個人都不斷努力，為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這段寫在《國富論》第四篇第二章中的話，被認為是關於市場經濟原理的最早也最經典的論述。
1776年，在一個新大陸上，美國建國。《獨立宣言》對人的權利的肯定，是其立國之基。
在1776年這個時點上幾種不約而同的力量的交匯，勾勒了人類實現經濟發展所需的一個基本結構：人的自由權利+用市場配置資源+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是由發明家和企業家共同完成的。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指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給居民提供種類日益繁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和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響應調整的基礎上的」。可見在經濟增長背後，需要先進技術，也需要制度和文化的支撐。
英國經濟學家、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認為，西歐和北美在近幾個世紀人均收入的增長完全同經濟自由的發展有關，「最偉大的增長發生在那些人們看到了經濟機會，並願意精神振奮地抓住這種機會的社會裡」。
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表明，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和創業精神，對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會產生重要影響。
哈佛大學教授戴維·S.蘭德斯指出，從歷史經驗看，新教商人在貿易、銀行業和工業中扮演著領先者的角色，他們遵循勤奮、誠實、嚴肅、節約時間和追求金錢的價值觀。
據統計，18世紀在英國的發明家和企業家中，清教徒（新教徒）占接近一半的比例，而清教徒在總人口中只占5%。瓦特以及焦炭煉鐵法的發明者達比等都是清教徒，英國各行業最大的企業也多由清教徒創辦。蘭德斯說：「英國最早發生工業革命是一種成就，不是偶發事件，而是艱苦努力、敢於創新、發揮想像力和企業家精神的結果。」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德·弗雷斯在其對英國工業革命的研究中，提出用「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替代「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他的理由是，在1650～1850年間，英國出現了家庭勞動資源的再分配過程。為取得更多的新式消費品，家庭中勞動投入日益增多（即勤勉），包括男子勞動時間加長，婦女兒童參加勞動，從而引起經濟增長和發展。
19世紀中期，英國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但從19世紀70年代起，英國逐漸喪失了工業霸主地位。1870年到1913年，英國工業產值增長了1倍多，同期美國增長了8倍多，德國增長了4倍多。以電力的廣泛應用為標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最先發生在德國。
這是為什麼？
美國學者馬丁·威納在《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中指出，19世紀中期以後，英國出現了一股強勁的「反工業文化」。這一方面是由於工業化對社會和環境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工業城市被作家和報紙描寫成醜陋的怪物，而鄉村靜謐、安適的環境被謳歌；另一方面，英國的貴族制度和貴族精神影響巨大，實業家們在積累財富後追求貴族的「典雅」生活，「向上流社會看齊」，開始「紳士化」的過程。他們羨慕貴族紳士不事生產、流連社交的田園生活，不惜重金購買鄉村地產，建造宅邸，或熱衷從政為官。
在鄉紳文化的影響下，英國的銀行業寧願把資本輸出國外，也不願向工業投資，以致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到來時，工業投資不足，技術更新遲緩，設備相對陳舊。後發的美、德等國則率先採用新技術，在合成化工、電力和電子、內燃機和汽車等新興工業領域迅速崛起。
還有一個路徑依賴的問題。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指出，當時英國企業家還有廣闊的帝國市場，仍能從舊的投資中獲得充足利潤，逐漸成為「一個寄生型而不是競爭性的經濟體，純粹依靠國際壟斷盈餘，依靠欠發達世界，依靠過去的財富積累而過日子」。他們沒有對產業結構及時調整，長期倚重紡織、鋼鐵、煤炭、造船等大宗產業，在化工和電氣等新興領域缺乏投入，發展緩慢。
當英國的企業家精神漸漸弱化，在北美新大陸，企業家精神正蓬勃發展。美國的企業家精神也和清教倫理相關，但更加持久，並因一輪又一輪的移民潮得到持續補充，也更具「衝破舊規則的束縛、創立新規則」的創新性。
理察·S.泰德羅在《創新者：影響歷史的商業七巨頭》中說，「近250年以來，我們可以很公平地宣稱：美國在創辦和培育新企業方面是最出色的」，美國的企業家們不是向貴族紳士看齊，而是「對未來下注」，他們的心理取向是「追求未來的財富和繁榮」。
1848年，13歲的蘇格蘭移民卡耐基還在匹茲堡過著白天做童工、晚上讀夜校的日子，遲至1870年，英國的鋼鐵產量仍超過世界其他地區鋼鐵的總和。但到1900年，「鋼鐵大王」卡耐基退休的前一年，美國的鋼鐵產量已經是英國的兩倍，其中很多都來自卡耐基的鋼鐵廠。
卡耐基說過：「世上一些古老的民族像蝸牛一樣在爬行；而合眾國卻像快車一樣風馳電掣般疾馳而過。」
從鋼鐵時代到電力時代，到半導體、網際網路和智能化時代，美國的創新從未止步。英特爾公司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說，歷史是關於這樣一些人的——他們盡一切努力不受歷史的束縛，這樣他們才能走出去，做一些精彩的事情。
從卡耐基到諾伊斯，「他們或者創造了新技術，或者擁抱了新技術。與利用其他競爭優勢取勝相比，他們都更巧妙地利用了新技術取勝。」理察·S.泰德羅寫道。最近幾十年，比爾·蓋茨、賈伯斯、馬斯克等等，同樣利用新技術創造了新的歷史。
美國製造史上有無數燦若群星的企業家和發明家的名字，但在這些名字之前有一個繞不開的名字，他就是美國立國後首任財政部長、美國「國父」之一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1791年，漢密爾頓向美國國會提交了《關於製造業的報告》。當時美國90%以上的人口都在從事農業，但他提出，「不僅一個國家的富足，而且一個國家的獨立與安全都是極大地與製造業的繁榮聯繫在一起的」，未來的美國一定是一個由製造業、貿易和城鎮化共同驅動的商業共和國。他主張政府對製造業給予關稅保護，對創辦新企業補助獎勵；協助國內道路、運河之改善；吸引商人投資於製造業的冒險事業，而不是「完全停留在商品交換和運輸這樣既舒服又獲利的領域」。
每一個製造業大國在其發展之初都離不開學習與借鑑。美國工業化早期階段，為獲得英國先進技術，無所不用其極。有「美國製造業之父」之稱的塞繆爾·斯萊特，英格蘭人，在阿克萊特的工廠當工頭，21歲時在家鄉德比郡的報紙上讀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議會的廣告，凡能為美國提供紡織製造最新技術者都能獲得獎金，他於是偽裝成農夫，1789年搭乘「農場工人」號蒸汽船前往紐約。
他寫信給美國商人布朗謀求支持。當時布朗及其合伙人已經搜集了很多阿克萊特機器的零部件，斯萊特加盟後，複製了阿克萊特紡紗機，1791年在羅德島建立了美國第一家水利棉紡廠。
像斯萊特這樣的「技術外溢者」還有很多，例如蘇格蘭工程師亨利·伯登，他為「美國技術的搖籃」——麻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軍械廠帶去了很多技術；威爾斯人戴維·托馬斯，他最早將無煙煤煉鐵技術引入賓夕法尼亞的鋼鐵工業中。在嘗到甜頭後，美國更加不遺餘力地吸引海外移民。從1820年到1928年，美國的移民超過3800萬人。
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時美國還是英國的學徒，要從英國「進口」技術；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時，美國在鋼鐵、石油、電力、機械製造等方面已經和英國、德國不相上下。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成為世界製造業的龍頭老大。
對於美國製造業的強大，全世界感受最強烈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強化了美國的「世界兵工廠」地位。
歷史學家阿瑟·赫爾曼在《拼實業：美國是怎樣贏得二戰的》一書中指出，戰場的背後是實業的較量，「私營企業在戰時爆發巨大的生產力，迅速將美國軍隊裝備成世界最強大的武裝力量。正是那些被戰爭動員起來的民用工業，以及在軍工生產中得到鍛鍊的普通男女，讓美國在戰爭中唱響了凱歌，並為戰後長達30年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戰時期美國的生產能力是如此之強，以至於史達林曾說，「為美國的生產乾杯，沒有美國的生產，這場戰爭就會失敗」。
美國強大製造業的背後有四根支柱，分別是發明家、企業家、直接融資為主的資本市場，以及開放的移民文化。
美國是發明家的樂園。作家哈羅德·埃文斯等人在《他們創造了美國》一書中介紹了美國兩個世紀以來最著名的53位創新者，從世界上第一艘蒸汽機輪船「克萊蒙特號」的發明者富爾頓到搜尋引擎時代的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
愛迪生被看作美國最重要的發明家，名下專利多達1093項，但他最重要的工作是「通過研發和商業推廣的漫長過程把發明的理論轉化成創新的現實」。他告誡助手：「我們必須拿出成果，不能像有些德國教授那樣，畢生研究蜜蜂身上的絨毛。」愛迪生是發明家，還是進行融資、處理法務和培育市場的創業者。
美國也是企業家的搖籃。亨利·福特沒有發明汽車，但他發明了汽車的生意。《財富》雜誌將他評選為「20世紀美國企業家」，原因是他把汽車變成實實在在的、牢固的、便宜的日常用品。在T型車問世前，製造業的生產都是由工匠完成的，一次只製作一件產品。但是，當福特把新興的「規模生產原則」改用在汽車上，藍領中產階級誕生了，日薪5美元使他們買得起房，養得起家，還買得起自己造的汽車。
然而，並不是只有企業的所有者才能成為企業家，職業化的經理階層在美國也占有重要地位。從20世紀早期通用汽車的斯隆，到20世紀末期通用汽車的傑克·韋爾奇，都是職業經理人的典範。
20世紀是企業家的世紀，也是管理的世紀、經理人的世紀。1909年，弗里德里克·泰勒出版了《科學管理原則》，他的信念——「合理的、以事實為依據的管理能夠提高生產力」——成為20世紀管理的奠基石。德魯克曾經評價，由於泰勒的出現，我們的生產效率以每年3%到4%的復率增加，這個成就是現代世界繁榮的基礎。
美國不是沒有過挑戰，但依靠科學發明家、企業家和強大的研發、技術與製造基礎，總能夠創造性地回應挑戰。在以原子能、空間技術、計算機、信息化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美國曾一度落後於前蘇聯。在刺激之下，美國在1961年到1972年組織實施了阿波羅載人登月計劃，歷時11年，耗資255億美元，在工程高峰時有2萬家企業、200多所大學和80多個科研機構參加，總人數超過30萬人。1969年終於實現了人類登月的夢想。
1965年之前，美國對日本和歐洲的貿易都是順差，但1965年日本對美國實現了順差，1966年聯邦德國對美國實現了順差，1971年美國整個對外貿易出現了逆差。1970和1980年代，美國的鋼鐵、汽車和晶片等製造業支柱產業都落在了德日之後。里根擔任總統後，力主改善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推出「經濟復興稅法」，縮短大部分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促進工業企業加速技術開發。1990年代，美國在半導體、計算機等方面重新奪回優勢，接著又開啟了網際網路新時代的大繁榮。
在此過程中，與其說是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發揮了作用，不如說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把美國帶到了新的高峰。這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矽谷。
矽谷是美國的新移民之谷，風險投資之谷，勇於冒險、寬容失敗之谷。矽谷的一個個Garage Business（車庫生意）變成了Global Business，這背後真正的驅動力在於無數創業公司此起彼伏、永不衰竭的創新衝動，以及對這種衝動全面和有效的保護與鼓勵。
今天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具創新能力的國家，美國也沒有放棄在高端製造領域的創新投入。2015年美國製造業占GDP之比為12%，但製造業的研發投入，占美國國內研發投入的2/3以上。在晶片、醫藥、生物工程、人工智慧、先進材料、化工、航天航空、軍工、能源等方面，美國依然領先於世界。
2021年4月21日，美國參議院推出《無盡前沿法案》的新版本，以增強美國的科技創新和重建美國的製造業。其核心是，將發展關鍵產業科技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如果最終獲得通過，接下來的5年裡，將為美國基礎和先進技術研究提供1100億美元的資助。
該法案目前確定的十項關鍵產業科技包括：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和其他先進軟體開發；高性能計算，半導體和先進計算機硬體；量子計算和信息系統；機器自動化與先進位造；自然和人為災害防禦；先進通信技術；生物技術、醫療技術、基因組學和合成生物學；網絡安全、數據存儲和數據管理技術；先進能源，電池和工業效能；先進材料科學、工程學和其它重點領域。
基於成本與收益的考慮，過去幾十年美國不斷將製造業外包，「去工業化」，這是事實。但在高端製造業和技術高地上，美國從未放棄。軟硬體合一的蘋果公司就是美國和全球製造業的「珠穆朗瑪峰」。《財富》雜誌「2021年世界500強最賺錢的50家公司」排名，蘋果以574億美元的利潤排名第一。
「蒸汽機在前一世紀中翻轉了整個世界，現在它的統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種更大無比的革命力量――電力的火花將取而代之。」這是馬克思在19世紀50年代的預言。他的祖國德國，在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以電氣化為標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儘管這個分散的邦國體系1871年才在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的努力下，變成了統一的帝國。
德國的工業化比英國晚半個世紀，1887年英國議會甚至通過商標法條款規定，所有從德國進口的產品都須註明「Made in Germany」（德國製造），用以和「英國製造」區別，那時的德國產品是劣質的象徵。
但英國人顯然低估了德意志民族的力量。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高度肯定了德國新教徒「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的理性化精神和「富有天職」的責任感，歌德的《浮士德》則表達了「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東西」的追求和不屈不撓，海涅說「德意志不是一個輕舉妄動的民族，當它一旦走上任何一條道路，那麼它就會堅忍不拔地把這條路走到底」。這些精神的力量，在深層次上構築了德國前進的不熄動力。
1835年巴伐利亞建成德國境內第一條鐵路，製造軌道、機車，挖隧道，修橋樑，直接推動了採煤、冶金、機器製造的興起。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鐵路運輸建設，把德國沿海與內陸、城市與鄉村、原料產地與工業中心連接起來。
此外，海運和水運也得到了大力發展，不萊梅和漢堡成為造船中心和海外貿易重鎮，萊茵河從9米拓寬到30米，多瑙河、伊薩爾河、魯爾河也不斷得到修繕，德國成為航運大國。
在德國工業化過程中，政府干預不可小覷。普魯士利用「開明專制制度」，通過政府鼓勵，促進工業發展。從1870年代上半期開始，德意志帝國相繼頒布商業法、營業自由法、民法、遷徙自由法、度量衡法、保護國外商業法，以及對郵政、交通、金融機構的管理法，1873年統一了全國貨幣、郵政和度量衡體系，1879年起實行保護關稅政策，保護國內工商業。一個統一大市場開始形成。
德國高度重視教育，是近代西方國家中最早普及義務教育的國家。德國政府強力支持科學研究，大力發展高等教育、技術教育、職業教育，大型公司都有獨立的研究部門，把科學引入生產。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全世界的42名諾貝爾獎獲得者，14名來自德國，占1/3。德國在苯胺染料、電動機製造等方面，從理論到應用的速度，比英、法快三到五年，許多發明都是「英法開花、德國結果」。
經濟史學家卡洛·M.奇波拉指出，正是德國人在19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偏愛使德國工業化比英國和美國工業進展更快。
在這些背景下，一批有著鮮明的工程師、發明家氣質的德國企業脫穎而出，奠定了德國製造傲然於世的基礎。西門子、博世、戴姆勒、奔馳，這些品牌都以其創始人的名字命名。
1866年，維爾納·馮·西門子在法拉第電磁感應原理的基礎上，造出了第一架大功率直流發電機，將機械能轉變為電能。1879年又發明了電動機，將電能再轉變為機械能。電梯、電力機車、有軌電車、無軌電車都是西門子公司最先投入市場的。
在內燃機方面，戈特利布·戴姆勒、卡爾·奔馳、威廉·邁巴赫這批「為機械而生」的德國理工男，開發出了被稱為「祖父鍾」的內燃發動機和「搭載汽油發動機的汽車」。他們是這個產業的奠基人。
在化工方面，1861年曼海姆一家煤氣公司老闆恩格霍恩意識到煤焦油的商機，開始生產品紅（一種紅色染料）和苯胺（從煤焦油中提煉的一種原料）。巴斯夫公司就是從這裡起源的。
這些德國製造企業的靈魂似乎是相通的：以發明家或工程師作為創始人，以某個細分領域的發明專利或技術訣竅作為起點，不斷提升核心能力，創新疊代，最後成為行業標準。這是典型的「專家化+家族化+專業化+全球化」的路徑。
德國的中小企業也都是這種專精氣質。德國有一大批在細分市場默默耕耘、異常專注，並成為全球領袖的中小企業，技術遙遙領先但又隱身大眾之外，他們被稱為「隱形冠軍」。
赫爾曼·西蒙在關於隱形冠軍的研究中指出，德國的雙軌制教育（「二元制」）保證了企業有源源不斷的技術工人。德國前總統赫爾佐格也曾說，「為保持經濟競爭力，德國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技師。」
如果說美國公司更多代表了隨時跳躍的創新性，那麼德國公司更多代表了穿越時間的堅韌性。
19世紀西方列強相繼完成工業革命後，為擴大市場，勢必進入人口最多的亞洲。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里率領的船隊，帶著總統親筆信，在日本浦賀入港，提出貿易要求，史稱「黑船事件」。
1868年9月8日，日本新政府改年號為「明治」，決心「破除從來之陋習，一秉天地之公道；求知識於世界，以大振皇基」。
日本脫亞入歐、「文明開化」的成果十分明顯，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表面看，日本狂熱地模仿西方，穿西裝，辦舞會，將西方戲劇元素也引入東京劇院的舞台。但實際上，日本的發展有其內源性的基礎。在江戶時代，日本武士入藩校學習，平民百姓也到寺子屋（寺院設立的以庶民子弟為對象的初等教育機構）學習讀寫，初等教育很發達。1854年《日美親善條約》簽署時，佩里向日本贈送了美國的武器、電報機和蒸汽機車模型，一年後，日本的佐賀藩便成功研製出了蒸汽機車，設置了大炮製造所，仿製出英國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佩里說：「如果日本打開國門，恐怕會成為美國強勁的對手。」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復甦，也是拜堅實的社會資本之所賜。1946年日本製造業生產能力不到戰前最高水平的40%，用經濟學家有澤廣已在《日本產業百年史》中的描述，「簡直是人造沙漠」，但在美國援助、韓戰爆發帶動的製造需求以及戰後重建需求的刺激下，日本工業迅速振興。更重要的是，日本新一代企業家的崛起，奠定了經濟振興的微觀基礎。
二戰前，日本財閥林立，企業高管崗位都被有錢有勢的財閥和大股東把持。1945年9月到1950年3月，美國占領軍在日本實行解散財閥的多項措施，1950日本修改舊商法，取消了擔任企業董事要有資格股份的規定，保證有能力的企業家可以登上領導崗位。這些新一代企業家大都是憑藉經營企業的專長和能力登上領導崗位的，他們有較高的學歷，堅實的理論基礎，很多來自基層，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相當一部分是技術人員出身。
當時從基層走出來的企業家包括：日立製作所的倉田主稅（戰爭結束時是該所的笠戶工場長）、東洋人造絲公司的袖山喜久雄（原為滋賀工場的兵器部長）、日本石油公司的佐佐木彌市（原為普通董事）、小野田水泥公司的安藤豐祿（原為普通董事）、住友金屬工業公司的廣田壽一（原為技術部企劃科長），等等。
技術人員出身的新一代企業家更加重視技術革新的作用，一方面大膽吸收外國的先進技術，一方面建立獨立的研究體制，把研究和經營相結合。川崎制鐵公司的西山彌太郎最先引進美國的現代化黑色冶金技術，建設了日本第一個沿海鋼鐵聯合企業。本田技研公司的本田宗一郎、索尼公司的井深大、三洋電機公司的井植歲男，都是推動日本製造業現代化的技術型企業家。本田宗一郎研製成功了輕型摩托車，井植歲男研製成功了噴流式洗衣機，索尼更是一系列革新性家電產品的帶路人。
除了造物，日本企業家注重「造人」。松下幸之助開創了「終生僱傭制」「年功序列」等管理制度；東芝強調把「職工的獨創性與一絲不苟的作風結合起來」；東京電氣化學工業公司經理素野提出企業經營的「修、破、離」，「修」是首先要學習，「破」是由模仿走向創新，「離」是更上一層樓、開闢新世界；盛田昭夫更加注重產品創新，「最重要的不是去奪得市場，而是善於創造市場」，這是索尼的基因。
日本企業的質量管理和質量控制，最初深受美國影響。1950年，美國質量管理專家戴明到日本傳授如何提高軍工品的生產效率，「使生產成為系統」。1955年到1965年，日本生產力委員會向美國派遣了6600名研究生產力的產業界代表，其中就有「豐田生產方式」的創始人大野耐一，他在福特汽車的流水線邊仔細觀摩，洞察出了大規模生產的缺陷，後來在豐田開創了包括「多品種小批量」、實時存貨（JIT）、自動化、看板方式、標準作業、精益化等內涵的豐田生產方式。
大野耐一在其著作中說，「豐田生產方式的目的在於徹底杜絕企業內部各種浪費，以提高生產效率」。他要求每個員工在做任何一項作業時，都要「重複問5次為什麼」。一台機器不轉動了，你就要問「為什麼機器停了」， 「因為超負荷保險絲斷了」。再問「為什麼超負荷了」，「因為軸承部分的潤滑不夠」。再問「為什麼潤滑不夠」，「因為潤滑泵吸不上油來」。再問「為什麼吸不上油」，「因為油泵軸磨損鬆動了」。再問「為什麼磨損了」，「因為沒有安裝過濾器，混進了鐵屑」。如此反覆追問5個「為什麼」，就會發現需要安裝過濾器。如果沒有問到底，換上保險絲或者換上油泵軸就了事，幾個月後就會再次發生同樣故障。
「日本就是有這種把別人的東西轉化成自己的東西的能力，甚至還發展成了文化。」一位美國作家曾這樣評論。如同大野耐一用豐田生產方式超越了福特主義，20世紀50年代，石津謙介創立的服裝品牌VAN和所倡導的IVY LOOK（常春藤造型），將美國常春藤盟校的學生穿衣風格發揮得淋漓盡致，甚至讓美國人感到日本人更了解「常春藤」。1978年，時尚巨人VAN破產，其諸多代理商被迫轉型，其中的一位代理商叫柳井等，他的兒子柳井正繼承父業並發揚光大，創辦了優衣庫。
二戰後日本曾大量「山寨」美國產品，再從「模仿創新」走向「自主創新」。1980年代，日本提出「科技立國」的戰略口號，將重心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發展原子能、先進材料、電子信息、計算機、納米技術等。2019年夏天日韓紛爭時，日本宣布對出口韓國的半導體材料加強審查與管控，包括「氟聚醯亞胺」「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都是半導體製造中的關鍵材料，日本在世界市場占據70%-90%的壓倒性份額。在矽晶圓、光掩模以及封裝材料等核心材料領域，日本也占世界市場的50%。
日本製造也存在一定問題。曾在日立工作16年的湯之上隆在《失去的製造業：日本製造業的敗北》一書中說，日本企業面對十年一輪的新技術浪潮時，對市場機會缺乏敏感性，因循守舊，企業制度過於僵化，不能適應技術變革的趨勢。日本製造的「技術過盛」會降低產品的性價比。為了讓產品提高1%的性能，日本企業往往會不惜增加投入30%的成本，久而久之便導致日本製造的成本急劇提升，在價格上失去國際競爭力。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以製造業增加值計算，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分別是中國、美國、日本、德國、韓國、印度、義大利、法國、英國、墨西哥。排名第五的韓國也是「亞洲四小龍」之首。
二戰後，韓國的經濟比朝鮮還落後，因為在之前的日本統治期間，工業集中在北方，南方主要是農業。但從20世紀60年代起，韓國實行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驅動的政策，創造出「漢江奇蹟」。
目前，在電子信息、造船、輪胎、合成纖維生產及紡織業、汽車、鋼鐵等領域，韓國都在世界占據一席之地。LNG船製造領域，韓國占全球70%的市場份額。電子信息產業，三星早已超越日本，直逼蘋果。全球前五大半導體廠商，韓國有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三星更在2017年超越英特爾成為全球第一大半導體廠商。
韓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高度依賴大型企業集團，如三星、現代、LG、SK等。這些大集團所引發的「財閥資本主義」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曾任總統的朴正熙在《我國發展之路》中指出：「現代經濟的本質之一是它的強烈的集中傾向。巨大的企業——此刻對我們國家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不僅充當發展經濟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決定性角色，還能帶來社會和經濟結構的改變。」
為了扶持企業發展，韓國政府早在1969年就通過《電子製造業扶持法》，通過提供優惠貸款、減稅、外匯貸款打包以及限制新企業進入等政策，保護本土電子製造業的發展；1973年宣布了「重工業促進計劃」；1975年公布了扶持半導體產業的六年計劃，強調實現電子配件及半導體生產的本土化……各種各樣的支持政策，與時俱進，直到今天。
但僅有政府支持也是不夠的。韓國製造業崛起的關鍵還是一批抱負遠大、死打硬拼的企業家，其中最典型的，是有「雙子星」之稱的LG和三星。
1958年10月1日，前身是一家雪花膏和家用塑料製品生產商的LG集團，成立了韓國最早的電子工業會社「金星舍」，即後來的LG電子。他們從聯邦德國收集收音機組件，聘請其技術人員到韓國現場指導，只用了10個月就生產出韓國第一台真空管調幅收音機。之後又派員到日本日立學習，並在韓國率先推出電風扇、冰箱、黑白電視機、空調、洗衣機等產品。到60年代末，韓國的電子公司已有145家，物美價廉的韓國電器，逐漸走向歐美市場。
1938年李秉喆成立了三星集團的前身「三星商會」，1969年成立了三星電子。三星電子創立之初，起點並不高，比如從日本索尼進口黑白電視機的成套散件和基本組裝技術，生產低檔產品，再貼上日本三洋的品牌銷往海外低端市場。
三星了不起的地方，是其罕見的躍升能力。根據其官網信息，三星電子迄今經歷了七個發展階段。
1969-1979年為「在電子領域實現多元化發展的階段」，此後的六個階段分別是：進入全球市場（1980-1989），在變化的科技世界中角逐（1990-1993），成為一支全球力量（1994-1996），推進數字前沿（1997-1999），開創數字時代的先河（2000-2004），位列Fortune Global優秀企業（2005年至今）。
縱觀這七個階段，三星電子的三大特徵一目了然，即縱向一體化、全球化、搶占先進技術制高點。
以三星電視為例，從1970年生產第一台黑白電視到2006年市場占有率全球第一，用了36年。其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是1991年，三星電子在半導體事業部設立了專攻TFT（薄膜電晶體）液晶技術的部門，進入液晶顯示（LCD）領域。三星在日本的研發機構利用液晶面板產業的衰退期，僱傭失業的日本工程師，獲得原始技術，消化吸收，進而追趕和超越。在上游液晶面板領域的突破，增加了下游的電視終端產業的競爭力，這是三星彩電成為世界王者的重要原因。
三星電子在創業5年後進入半導體產業。1974年12月，三星電子收購韓國半導體公司一半的股份，1979年收購剩餘股份，改名三星半導體，1980年和三星電子合併。
三星進入半導體，是李秉喆的小兒子李健熙的建議。當時高管都反對，李秉喆也很猶豫，但曾在美國留學的李健熙認為，韓國資源匱乏，未來將是一個信息科技世界，應該發展附加值高的尖端產業。他先用個人的資金買下韓國半導體公司的股份。
1983年5月三星正式開始研發首款量產產品64K DRAM，有開發組成員說，以三星的技術和裝備條件，等於「要求自行車生產廠商製造超音速飛機一樣」，美日半導體公司也極為排斥，工程開發過程充滿了困難。但1983年11月，三星成功自主開發出64K DRAM的工程、檢查、組裝等半導體全線工程技術，韓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VLSI半導體（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生產國。
在生產管理上，三星追求極致效率，主動挑戰自己。三星第一台半導體生產線只用了半年完工，而國際同行需要兩三年時間。為了縮短工期，三星管理層和工程師住在施工現場。三星堅持「儲備產品的研發戰略」，在生產現有產品的同時就啟動下一代產品研發。
「追求安逸定會落後」，所以三星總是提出更高標準，逼迫自己跳躍。在看準方向後，三星有著「不怕流血」、進行反周期投資的勇氣。1984年開始，DRAM價格周期性波動，加上要支付專利使用費等因素，到1986年三星半導體累計虧損3億美元，資本金幾乎虧光。但三星並沒有保守，當時2線剛竣工，市場萎靡，李秉喆指示3線迅速動工，分批追加投資，向更高技術領域進軍。1988年DRAM市場井噴，利潤完全抵消了所有累計虧損。三星半導體高管說：「存儲業是這樣一個行業，如果你不能在過去進行適當的投資，那麼你也不可能在下一次行業興盛時賺到錢。」
三星還有一個著名的戰略，就是「產業鏈的垂直整合」，即大力開發上游產品的核心技術，同時發展下游高成長性、高附加值的產品。
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三星電子排名15，在電子消費領域僅次於蘋果（排名第6）。
中國早在上古時期就有了一定規模的製造業，中國傳統製造的優勢一直保持到清代前期。1585年，西班牙人撰寫的《中華大帝國史》，稱讚中國是「全世界最富饒的國家」，「他們產大宗的絲，質量優等，色彩完美，大大超過格瑞那達的絲，是該國的一宗最大的貿易」。
到了近代，中國為什麼落後挨打？其中一個原因是與世界的隔離。
中國確實有很大規模的內部市場，從分工角度看，似乎完全可以支持「自循環」。清王朝認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1793年乾隆皇帝在英國使節馬嘎爾尼前來覲見時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1816年，英國派遣阿美士德勳爵率領使團訪華，因不肯向嘉慶皇帝叩頭被遣返，嘉慶皇帝在給英吉利國王的敕諭中說：「天朝不寶遠物，凡爾國奇巧之器，亦不視為珍異。」
中國不以遠物為寶，但此時英國所造之物，已是在近代科學原理指引下，經由技術的不斷創新，在工業化進程中展開的製造。大機器時代的製造威力很快就會顯現，而清王朝還茫然無知。1840年鴉片戰爭時，英國的鐵殼戰艦「復仇女神」號的馬力為120匹，鐵皮厚11.4厘米，清軍的火炮無法將其擊沉，而且它還能拖起英國的主力帆船，在合適的地點對清軍炮台展開攻擊。戰場較量的背後，也是工業化能力的較量。
「中國幅員遼闊，物產豐富，人口眾多，但是缺乏活力和變化，令人乏味的單調一致統治著一切，也讓一切都失去了活力。」這是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中一位隨員的記錄。鴉片戰爭的失敗是悲劇性的，但這種悲劇遲早都會發生。
洋槍洋炮的衝擊，讓清政府中一批「開眼向世界」的官員走上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道路。這些覺醒之士發起了「洋務運動」，這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原點。民國時期，民族工商業也有過一段短暫的黃金歲月。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以及連綿的戰火，讓中國缺乏一個適合的環境，像歷史上的英國、美國、德國、日本、韓國那樣，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然而，人們不會忘記中國工業化早期的那些名字。1956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黃炎培時說，提起民族工業，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四個人不能忘記，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化學工業不能忘記范旭東，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新中國成立，由於落後太多，有一種急迫的追趕意識。毛澤東曾說：「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儘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並非坦途。1958年的大躍進，以「基本工業五年趕上英國，十年趕上美國」為指針，「以鋼為綱」，出現了大量超負荷的蠻幹問題。1961年，中國開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在工業領域調整的重要方向就是收縮。
由於西方封鎖，中蘇關係破裂，在相當長時間裡，中國只能在相對封閉、備戰性、指令性的狀態下，自力更生推進工業化。其間既有「兩彈一星」、石油大會戰等可歌可泣的成就，也有單一所有制、指令性計劃所必然導致的不注重民生產品、僵化與低效，酸甜苦辣，冷暖自知。
1978年，中國代表團出訪西歐後才發現，聯邦德國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只有2000名工人，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名工人。瑞士伯爾尼一個裝機容量2.5萬千瓦的發電站，只有12名員工。中國江西的江口水電站，裝機2.6萬千瓦，職工298人。法國戴高樂機場，一分鐘起落一架飛機，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半小時起落一架。
1979年春，陳雲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中指出：「對價值規律的忽視，即思想上沒有『利潤』這個概念。這是大少爺辦經濟，不是企業家辦經濟。」這位經濟領導人點透了當時中國經濟的兩大問題，缺少市場調節，不是企業家辦經濟。
40多年過去，從產能看，中國已是世界第一製造大國，並正在邁向製造強國。這是人類歷史上大國實現工業化的最新版本。
中國的工業化，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工業化，是關係到十幾億人的工業化；
中國的工業化，是「壓縮型的工業化」，用幾十年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二三百年的工業化道路。
中國的工業化，是開放環境下的工業化。世界範圍的產業轉移與中國的人口紅利、奮鬥資本相遇，迎來了經濟騰飛的重大機遇。從改革開放一開始，中國就大力引進外資和鼓勵出口，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外商直接投資形成新高潮，2013年起中國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更深地融入全球化，進一步釋放比較優勢，中國工業化從「產品外溢」為主進入到「產品外溢與產業外溢相結合」的新階段。
中國的工業化，是市場和政府握手的工業化。從基礎設施投入，建立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提供優惠政策，到優化營商環境，鼓勵實體經濟，形成特色產業帶和「簇群經濟」，政府對製造業的支持是明確而持久的。
中國的工業化，是企業家不斷創新的工業化。從改革開放起，一代代創業者、企業家，在全球產業的分工體系中，抓住機會，奮力拼搏，在一個個產業上追趕、並跑，甚至局部領跑。他們的努力，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生產和消費形態，也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命運和世界經濟的格局。
21世紀20年代，展望下一個30年、40年，誰主沉浮？
無論需求側還是供給側，中國製造業仍將是世界製造業的基石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故事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為宏闊和壯麗的製造業詩篇。
宏闊代表體量，這個故事已經成立。壯麗代表高度，代表對人類的貢獻，特別是創新方面的貢獻，這個故事也已拉開帷幕。
在中國、美國、日本、德國、韓國這五大製造業國家之後，一批新興經濟體印度、越南、墨西哥也躍躍欲試。但從國家綜合能力和製造業的先進性來看，還有巨大的差距。
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後一直重視「印度製造」的發展，印度市場有潛力，勞動力成本有優勢，國際產業轉移對印度的改革有預期，所以印度吸引了包括中國在內不少製造業外資的流入。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產藥國，最大的仿製藥製造國、出口國和疫苗生產國，紡織業也有很大規模，2018年還成為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手機製造國。
不過，印度的仿製藥高度依賴中國的原料藥，70%的原料藥從中國進口，撲熱息痛、阿莫西林等對中國進口的依賴幾乎達到100%。印度手機製造的元器件、零配件基本也從中國進口，產業鏈很不完整。至於印度各邦的文化高差異、政策執行效率和連續性不夠，以及基礎設施薄弱，勞動力雖然年輕但知識、技能和組織化程度落後，更是看似不難解決但始終難以解決的問題。
越南有9600多萬人口，從1985年到2019年年均經濟增長6.4%。越南勞動力成本較低，美國也一直希望把在中國的供應鏈轉移到印度和越南。但越南過度依賴為外資代工，三星在越南的所有工廠的總產值相當於越南GDP的1/4，越南對外出口的1/3來自三星。靠外資打天下，使得本土企業的成長環境受到抑制，缺乏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此外，越南電力發展主要依靠水電，接近極限，不利於製造業發展。
墨西哥有1.3億人口，近十多年來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助力下，藉助勞動力成本優勢和國際產業鏈的轉移，製造業有了明顯進步，特別是汽車和電子產業。墨西哥總出口額的80%左右面向美國，市場穩定。墨西哥的問題也是對外資高度依賴，沒有發展出強大的本土製造體系。
印度、越南、墨西哥將在全球製造業的未來版圖中占據更多份額，應該沒有太大懸念。這是產業分工的規律決定的。但撼山易，撼中國製造難，中國就像世界，規模世罕其匹，從簡單組裝到複雜製造、創造智造，均有廣闊空間。中國製造業的生命力將源遠流長，有轉移，更有轉型、升級和創新。
從「二戰」結束後的過往半個多世紀，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國家將大量製造業轉移，全球製造業格局重寫，給了新興經濟體巨大的發展機會。但美國也在不斷反思。
2012年哈佛商業評論出版社出版的《製造繁榮：美國為什麼需要製造業復興》指出，從20世紀70年代起，以半導體行業為主的美國企業開始採用「無廠設計」的生產模式，把大部分或全部製造業務外包至亞洲。由此導致對精密製造的需求量減少，從事此類業務的企業銳減，精密製造能力衰退，進而造成航空航天、精密儀表等行業發展出現問題。
美國貝爾實驗室發明了光伏電池，但美國在全球光伏電池市場早已被邊緣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光伏電池產業中的許多技術是與其他產業共享的，如半導體、平板顯示器、LED和固態照明、光學鍍膜等產品的製造，而它們大部分已遷出美國。
顯然，製造業的失去，不僅關乎就業，更關乎產業能力。很多創新，都是需要以產品開發和製造過程中形成的知識和經驗體系為基礎的。把製造統統外包，短期可以讓公司的財務回報變得亮麗，提升資本回報，但對一個國家來說，很可能是「把自己的創新土壤送給別人」。
如何看待製造業，發展製造業，對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來說，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但回顧歷史，我們相信，生產性創新是大國經濟走向繁榮，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關鍵所在。善造物者天助之，有堅強的製造業，我們無論走到哪裡都心裡不慌。
中國製造業和世界最先進水平相比還有差距。行百里者半九十，路漫漫其修遠兮。製造業依然是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基石。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製造業是怎麼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又將走向一個怎樣的未來？
答案，裝在每一個中國製造業企業家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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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見《萬物生生》一書，在此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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