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中國與朝鮮半島在歷史上的交往源遠流長，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密切。在古代，朝鮮半島歷朝歷代都秉承"事大交鄰"的原則，主動願與中原王朝交好。李氏朝鮮與中國明清兩代，在近6個世紀的時間裡，一種都保持著宗藩關係。尤其在明代，李氏朝鮮一直以"事大"為基本國策，與明朝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明朝對朝鮮也格外恩寵，其中在"賜服"方面也非常明顯。明朝滅亡後，朝鮮王朝基於對華夏文化的認同，一方面以"小中華"自居，堅持"大明衣冠"而不改穿清朝服飾；另一方面朝鮮迫於清朝的武力壓迫，表面上依然是清朝的朝貢國，但背地裡卻經常舉行對明朝的祭祀活動。
明代賜服對李氏朝鮮的政治、經濟、制度、服飾文化等方面都影響很大，本文以明朝對李氏朝鮮的賜服為方向，從服飾的角度來透視中朝關係及李氏朝鮮對華夏文化的認同。
一、明代對李氏朝鮮的賜服
1.賜服歷史
在中國古代，衣冠服飾一向被視為一個國家文明與否的重要標誌，同時也是上下君臣等級禮制不可逾越的外在表現形式。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春秋左傳正義》
明代建國之後，朱元璋對整頓和恢復禮制非常重視。他廢棄了元朝服制，並根據漢族人民的習俗，「上采周漢，下取唐宋」，將服飾制度重新做了規定。明代文武官服主要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燕服、賜服等。不同名號的官服，花色形制都是有區別的，並且不同場合穿戴不同的服飾。
起初，朱元璋對李成桂廢主自立耿耿於懷，不肯正式冊封李成桂為"朝鮮國王"，與之相應的賜服也就無從實現。"靖難之役"時期，建文帝為了拉攏朝鮮，封李芳遠為"朝鮮國王"，並賜九章冕服，這是明朝對李氏朝鮮的首次賜服。永樂元年，李芳遠請賜冕服、書藉，朱棣"嘉其能慕中國禮，賜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及經籍彩幣表里。"。
在明朝開放的外交政策下，朝鮮入貢頻繁。每次朝貢，明朝都照例賜宴、賜服及絲絹布匹等。永樂十六年，李祹襲位。他效仿明朝定製禮儀，特別注重冠服禮儀。李氏朝鮮的各項制度，在這一時期逐漸定型，明朝的賜服種類也開始增多。
宗主國對藩國賜給服飾表示安撫、恩寵和激勵，使藩國更忠心地為宗主國服務。李氏朝鮮建立後，李成桂就確立了"襲大明衣冠，禁胡服"政策，在此基礎上，朝鮮新王襲位時，先得明朝正式冊封，再表請賜服；冊立王妃、世子時也一樣。對朝鮮內政，明朝並不干涉。朝鮮國王得位、廢立王妃世子是否合法，明朝雖有關注，卻更注重朝鮮是否臣服尊崇。
建州女真崛起後，受儒家正統觀念影響的朝鮮也視之為「外虜」，但卻無力對抗。李倧即位後，實行"親明排金"的外交政策，但在明崇禎十年，清軍征朝鮮，俘朝鮮王室，李倧被迫求和，繳納明朝所頒賜的誥命敕印，明鮮宗藩關係正式斷絕。
由此可見，賜服是基於等級禮儀，明確和強化宗藩等級制度的重要外在形式。明朝對李氏朝鮮賜以冠服，體現了明朝與朝鮮間的藩屬關係；而朝鮮接受冠服，也表明了朝鮮接受與明朝間的這種藩屬關係。因此，賜服也是外交關係的一個縮影。
二、賜服的等級
朝鮮王室、官員服飾按來源，分為賜給和自製，賜服是地位、身份的象徵更強。賜服和所賜服飾本身也分等級。
王、妃賜服
朝鮮作為明朝藩屬，國王名義上是明朝皇帝藩王臣子。據《大明會典》記載，明朝皇帝袞冕大體延續歷代形制，冕綴十二旒，玄衣纁裳，上繡十二章。朝鮮國王跟明朝郡王的等級相同，比親王低二等、明世子低一等。因此，明朝賜予李朝的袞冕為"七旒，青衣纁裳，上繡五章"。建文時期，朱允炆提高了賜服標準，賜親王九章服，表示"朕之於王，顯寵裝飾，無異吾骨肉，所以示親愛也。王其篤慎忠孝，保乃寵命，世為東藩，以補華夏，稱朕意焉。"從此，朝鮮國王便以郡王等級享受親王服制待遇。
國王為明郡王級別，王妃應為郡王妃級別。永樂三年重定冠服制度，配飾規定更具體，不少細節也跟之前不一樣。據永樂三年制度，親、郡王妃冠服區別主要在冠翟、冠珠牡丹花蕊頭、翠頂雲飾珠、金寶鈿花數目，以及大衫霞帔、珩以下瑑、舄等處所繡之物。朝鮮王妃的賜服為冠七翟、金寶鈿花數九，霞帔繡翟雞，除金寶鈿花數外，余皆符合其後的永樂形制。故朝鮮王妃賜服等級相當於郡王妃而非親王妃。此後，明代賜服等級一直未變，延續永樂時期的標準。
王世子、陪臣賜服
朝鮮陪臣冠服比明朝臣遞降二等，"蓋陪臣一等比朝臣第三等，得五梁冠服"。朝鮮典章《經國大典》也依照此制度，朝服冠以梁分等:一品五梁，二品四梁，三品三梁，四品、五六品均二梁，七八九品一梁。
永樂六年，李芳遠遣世子禔入朝，使臣提出:太祖時，以國王陪臣一品等明朝臣三品，高麗世子定成君入朝時，位在六部尚書之次；而今朝鮮世子入朝則位九品之外，於禮不妥。蓋因無朝服故，朝鮮世子雖列二品，卻序九品之外。明成祖令:"可依靖江王兒子之例，制朝服、祭服以與之。令陪祀天地壇。"
據《明史》記載，洪武時，"靖江王以親王封，故視秦、晉儀"，因此朝鮮世子朝服、祭服等同明親王世子級別。於是朝鮮世子禔隨明朝臣陪祀南郊，"班在公侯之後"。朝賀時，"世子獨序於六部尚書之後，侍郎之前"。
使臣賜服
朝鮮使者因進貢、稱賀、謝恩等入朝，得到的是較普遍、普通的賜服，如金織衣、襲衣等賞賜。《明實錄》中有不少關於給使者賜服的記載。基本模式為:朝鮮國王遣陪臣前來朝賀、謝恩或進貢，照例賜宴並金織衣、彩叚、襲衣等物。可見，這種朝貢回賜形成慣例和制度，一直沿用。此類賜服兼有政治禮儀和經濟交換性質，按使臣職事、身份，賞賜不同服飾。
與他國賜服的比較
朝鮮享有的賜服待遇在諸藩國中最為優厚，這也顯示了明朝對李氏朝鮮的重視程度。朝鮮最早得到明朝賜服。永樂六年，朝鮮世子李禔奏言:"在太祖時，以外國蒙賜中朝衣冠，惟我國耳。"明朝對李朝的賜服次數、規格待遇都是最高的，這突出表現在明對李朝頒賜了等級最高的九章袞冕，而他國則難求同等待遇。
永樂三年，朱棣曾賜日本源道義九章冕服，後來兩國關係起伏波折，明朝再無同等頒賜。日本侵朝期間，明為息兵，曾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賜服中等級最高的是七旒皂縐紗皮弁冠與五章絹地紗皮弁服。琉球賜服最高等級也是皮弁冠服。宣德元年，中山王請冠服，"命制皮弁服賜之。"天順元年，安南國王黎浚提出袞冕奏請:"伏望賜臣袞冕，依朝鮮國王例。"遭拒。
由賜服可見，明朝和李氏朝鮮宗藩關係的密切程度，遠非他國能及。
三、明朝給朝鮮賜服的原因
禮儀文化的需要
在封建社會裡，"禮"始終制約著人們的思想、言論和行為，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統治者通過禮儀文化，來規定人們的行為，以"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維持一種分尊卑、別貴賤的社會秩序。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後，在國內建立明君臣之義、尊卑之等的禮儀制度，在對外交往上也以"夷狄奉中國，禮之常經；以小事大，古今一理"的思想為指導，運用華夏禮儀來強化明朝的宗主地位，與外國建立朝貢關係。
因此，在古代中國，"禮"除了調整社會關係，維持社會秩序之外，還具有了調整對外關係的重要功能，從而形成一系列獨具特色的朝貢禮儀，成為中外交往之間的一種禮儀規範。
明朝對外國君臣的冠服做出了規定，並制定了相應的標準。對朝鮮賜以冠服，體現了明朝對李氏朝鮮的宗主國權力。從禮治方面來體現在對外關係上明朝的主導地位，也是明朝對朝鮮賜以冠服的主要原因。
冠服給賜制度的繼承
明朝建立以前，就有對朝鮮國王、使臣給賜冠服的情況。
北魏太延元年，高句麗向北魏"奉表進貢方物"，北魏太武帝封其高句麗王璉為高句麗王，同時賜以冠帶、車騎等。在這一時期，賜以冠服已經成為中國對朝鮮冊封的一個重要內容。
隋唐時期，新羅成為唐朝的藩屬國，吸取並借鑑中國古代先進的制度及思想文化精髓。從此，朝鮮半島的冠服禮儀制度開始效仿唐制。新羅善德女王時期開始，新羅"始服中朝衣冠"。到宋遼金時，中國對朝鮮的冠服給賜更為普遍。在宋朝回贈高麗的物品中，就有名為供國王及王室貴族穿戴的衣物，如國王衣、紫花羅夾公服、淺色花羅汗衫、紅色繡夾三搪、紅花背裝紅羅夾短、靴、腰帶等，顯示了宋廷對高麗王室的友好。
元朝建立之後，對高麗的政治控制十分嚴格，強迫附屬國按照自己的模式對其官制、禮儀、習俗等進行改革。除了對其賜以冠服以外，元朝統治者還要求高麗國人都襲胡服，禁止穿戴本國衣服，以便控制高麗。
明朝建立之後，沿襲了之前的封建王朝對朝鮮給賜冠服的做法。洪武二年冬十月，高麗使者成惟得等辭歸，上以書諭其國國王顓:"賜王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洪武三年《大統歷》《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至可領也。"永樂元年，賜朝鮮國王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帶，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等。
明朝沿襲歷代的做法，對朝鮮賜以冠服，促使朝鮮心悅誠服地臣服於明朝的統治，其目的是為了體現了大明王朝的威儀與宗主國地位，以吸引更多的國家前來朝貢。
獎勵朝貢
李氏朝鮮成為明朝的朝貢國後，其進貢的次數與人數都遠遠超於其它國家。據統計，明朝永樂年間，李氏朝鮮的朝貢次數成倍增加。在永樂皇帝22年的統治期間，朝鮮共朝貢89次，平均每年4次。終明朝一代，朝鮮朝貢最頻繁的時期是洪熙、宣德年間，11年時間裡，朝鮮共朝貢67次，平均每年6次之多。此後，朝鮮的朝貢次數略有減少，但一般不少於一年三貢。明朝末年，改為一年一貢。
景泰元年五月，朝鮮國王李珦遣陪臣方致知等，續貢馬一千四百七十七匹，以備戰陣之用。賜致知等宴，並鈔、彩段表里、織金襲衣等物。仍命致知等齎敕並冕服、冠服、白金三百兩、紵絲三十匹、羅三十匹、絹四千四百三十一匹、綿布二千九百五十四匹歸賜其王及妃。
在明朝的藩屬國中，朝鮮由於是向明朝朝貢次數最多的國家，因此明朝對其王室人員或使臣賜以冠服也最多，作為回賜或賞賜其來明朝朝貢、進賀的重要內容，而這也是鼓勵其繼續向明朝朝貢的重要手段。
李朝的現實需要
在明麗宗藩關體系下，李成桂擅行廢立，不僅破壞了高麗的政治秩序，也損害了明朝的權威。再加上兩國間的軍事猜疑，終洪武之世，明與新建立的朝鮮關係並不融洽。雖然明太祖為李成桂選定了"朝鮮"國號，但卻始終拒絕給予正式冊封。
然而身為"亂臣賊子"的李成桂，需要以明朝的認可作為新王朝的合法性基礎，不得不盡力維繫明鮮關係。而且與高麗尊崇佛教不同，朝鮮王朝以儒家意識形態立國，當政者對內也和明朝一樣，需要以變易"胡俗"作為新政權的合法性證明。
李氏朝鮮開國之初，在《平壤城大同門樓記》中："王氏之世，遼金與元境壤相鄰，薰染胡俗，益以驕悍"；李成桂建國後，士大夫都希望能"丕變舊時驕悍之習，以興禮義之化"。因此在服飾上，朝鮮沿襲了作為"華夏制度"的明朝衣冠。
李氏朝鮮向明朝請求冠服並不是隨興所至，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出於對中國禮儀文化的仰慕。為了學習中國的禮儀制度和先進文化，李氏朝鮮常常向明朝求賜冠服、書籍、樂器等物，明朝則遣使相贈，並認為衣冠制度是華夷區分的重要標誌。
在朝鮮人看來，"箕子朝鮮，衣冠制度悉同中國"。明朝給以冠服，"文軌枚同，賜王冕服，王妃群臣亦皆有賜，衣冠服飾，煥然一新，使我東方得免胡元左枉之俗，復見禮樂文物之盛，誠千載盛際也。"同時，每逢朝鮮國王嗣立，都會向明朝請封，同時請求賜冠服，通過得到明朝的承認，以便建立與鞏固對內統治。
四、明代賜服對李朝的影響
明代賜服對李氏朝鮮的政治、經濟、服飾制度都有著深遠影響，特別是在服飾文化方面。李朝君臣效法明制、改造自身衣冠，相比周邊民族和國家，朝鮮的冠服禮儀受中國影響最深。
1.對李朝服飾制度的影響。
與明朝一樣，李氏朝鮮也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念，以衣冠制度區別上下君臣等級。明朝在賜予李朝君臣服飾時，也十分注重君臣的等級。對朝鮮國王及王妃等王室人員，明朝主要是給以冕服、玄圭絳紗袍、王佩、玉帶等物，而對於一般的使節則是給予一般的文武官朝服和公服，並根據他們官位的不同，也給與不同品級的冠服。這種等級分明的賜服制度對李朝服飾制度的發展有著明顯的影響。
在朝鮮國王李構統治期間，積極學習中國文化，模仿中國，制定各項制度和禮儀，在服飾上，對冠服禮儀制度極其重視，多次請賜。在宣德三年，李構認為世子冠服同陪臣一等，有所不便，請加梁數，於是宣宗特賜世子六梁冠，等朝臣二品。宣德五年又賜世子朝服一套，其中玉帶玉環為明一品章。李祠對此感嘆："其重我世子至也"。
李朝詩人徐居正曾說，朝鮮"為中國之番邦，故歷代親信於中國,受封爵，朝貢不絕，禮儀之道不缺，衣冠制度，悉同於中國各代之制，故曰：詩書禮儀之邦，仁義之國也。"
明代賜服為李氏朝鮮效法中華服飾提供了一種最直觀的形式。朝鮮君臣一直將"上國"賜服視為榮耀、身份、地位象徵，"衣冠服飾，煥然一新，使我東方得免胡元之俗。復見禮樂文物之盛，誠千載盛跡也。"
明朝對李氏朝鮮的賜服已經超越形式上的恩寵禮遇，而與文化認同緊密相連，朝鮮君臣認定凡事務遵華制，上行下效，推而廣之。最終使明朝服飾文化在朝鮮生根、成長，融入朝鮮服飾文華之中，成為其民族服飾特色的組成部分。朝鮮國王及世子冕服、王妃翟衣的沿用及改革，就是以明朝所賜章服為基礎。
2.對政治和文化的影響
李氏朝鮮與古代中國一樣都是王權統治下的等級社會，所以有序規範的社會秩序是統治穩定的基礎。中國曆朝歷代推行的儒家思想正好滿足統治者的需求，它直接表現為許多複雜的禮儀制度：宗法制度、官僚制度、教育制度、科舉制度、服飾制度等等。朝鮮統治者為了統治秩序的穩定和統治的長治久安，主動接受了儒家思想和與之相關的各種制度，而"大明衣冠"正是儒家思想下的產物。
明朝對李氏朝鮮的賜服，從禮儀上來看，是大國對小國的一種恩寵，從政治上來說，是明朝籠絡朝鮮的一種手段。事實證明，這種籠絡手段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明與朝鮮的宗藩關係在較長時期內保持穩定，李氏朝鮮成為明朝最忠實的藩屬。對朝鮮而言，賜服除了表示接受恩榮和承認宗藩關係外，對內則可以用來證明政權的合法地位，樹立禮治榜樣，增強等級權威，有效鞏固統治。
因此可以說，李氏朝鮮接受的不僅僅是明朝的賜服，更重要的接受了"大明衣冠"所代表的儒家思想。
3.對經濟的影響
中國封建帝王重視自身至高無上地位和形象，希望四方稱臣進貢，並在經濟交往中"厚往薄來"。因此，"它關心的是儒家禮儀價值的實現。但在朝貢國方面，他們在接受禮治德化的同時，更重視冊封貿易和朝貢貿易產生的物質利益，這是很明顯的。"因此，對外國而言，以政治地位謀求經濟利益，則獲益匪淺。
朝鮮統治者長期以來極為重視"效法中華"。嘉靖時期，朝鮮陪臣在議論本國冠服制度時，主張效仿中國變革以"從時王之制"，以博取中國青睞，認為"中朝必嘉其同文同軌之化"、"中朝所以待我國異諸外國"。明朝使也極贊朝鮮"文物存商制，衣冠備漢儀"。
獲得政治上的青睞之後，經濟優待便順理成章。明朝規定:"各處番人朝貢領賞之後，許令會同館開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鮮、琉球不拘期限。"朝鮮作為明朝政治上第一藩屬國，其相應經濟優待也令他國稱羨。
李朝每逢明朝的節日，都派使臣赴明朝貢。事實上，李朝使臣赴明，並不限於節日，還有許多臨時性的朝貢，即"率無常期，或前者未還，而後者已至"。李朝使臣每次赴明，因出使的使命不同，而組成龐大的出使團隊。但無論赴明從事何種使命，使臣從事貿易活動則是必不可少的。世宗六年，李朝使臣赴明貿易活動非常頻繁，給明朝人帶來十分不好的印象，認為"朝鮮假稱禮義，頻頻往來，其實則以興販為利也"。
由此看來，明朝對李氏朝鮮的賜服是一項重要外交禮儀，不單純是繁瑣的封建等級制度。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賜服"加深了兩國政治關係，強化了經濟往來；在後來歷史演變中，更對促進時代文明傳播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五、李氏朝鮮對"大明衣冠"情有獨鐘的原因
1.李氏朝鮮的"事大"國策
"事大"二字，最早見於《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由此可見，"事大"最早為中國內部分裂時期，小國與大國的相處之道，即小國向大國表示臣服，定期朝見、納貢。在孟子看來，"事大"行為乃"智者"之為，其根本目的在於"保其國"。與"事大"相對應的是"字小"，即大國接受小國效忠後，保證其安全和相對獨立的政治地位。
洪武二十一年，明朝為防禦元朝殘餘勢力和倭寇的進攻，在遼東設置鐵嶺衛，高麗辛氏政權認為此舉侵犯高麗領土，於是就派遣李成桂帥軍八萬進攻遼東的明軍，李成桂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趁機發動政變，並自立為王，建立李氏朝鮮。李成桂即位之初，一改高麗辛氏政權親元的政策，向明朝傾斜。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南京稟告新朝建立，並請更國號。
《明史》記載：李成桂"聞皇太子薨，遣使表慰，並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日朝鮮"。
求中國皇帝賜予國號，在朝鮮歷史上，也僅此一次。"事大"終成為朝鮮王朝時代遵循的基本國策，構成明代中國與朝鮮之間關係的基礎。
明朝前期，朱元璋因為高麗辛氏親元的緣故，對朝鮮地區印象不好，採取冷漠的態度，朝鮮"事大"的國策實際上是有名無實。建文帝繼位後，改變了對朝鮮的策略，極力優待朝鮮，允許朝鮮使用中國的禮儀典制和冠服制度。
李氏朝鮮"事大"的思想在延續了兩百餘年後,到宣祖昭敬大王時期發生了一次質的變化，由"事大保國"轉變為真正視明朝為"君父之國"。李氏朝鮮的這種轉變，與宣祖時期發生的兩件大事有密切關係。其一為神宗年間頒賜給朝鮮的《明會典》中，糾正了對李朝太祖李成桂的錯誤記載。二是李朝宣祖期間的壬辰之變，日本侵略朝鮮，明神宗派軍入朝抗倭。朝鮮壬辰之變歷時八年,明朝付出巨大代價,但也由此獲得李氏朝鮮的徹底忠心。
"小之事大,大之役小,此固天定之君臣也……今我朝鮮之人也,則朝鮮乃大明之朝鮮也。"——李啟淳《西歸遺稿》
自永樂元年(1403年)開始，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滅亡，李氏朝鮮一直謹守"事大"國策，而明朝也按照"字小"政策給予朝鮮最大優待和庇護。在此期間，朝鮮除了向明朝積極納貢、遣使外，李朝在明朝滅亡後，其仇清心理非常嚴重，在明亡後李朝上下仍堅持"大明衣冠"，並舉行明朝的祭祀活動。
2.李氏朝鮮的"華夷觀"
在朝鮮的國際秩序觀中，華夷秩序是一項重要內容。朝鮮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國家圍繞著中國漸次展開，而"華"的涵義即是以孔子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華文明，也是漢人所建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政權。
在《李朝實錄》的不同篇章中，反覆提及明朝政權是正統，推翻殘暴的蒙元政權，得到天下的方式是順應天意民心的。朝鮮對於崇禎皇帝的殉國行為表現出極大的悲痛和崇敬之情，直到清朝末年，朝鮮國內的祭天等重大儀式中仍然使用"崇禎"年號，以至於出現了"崇禎兩百三十六年"這樣的記錄。
對於清朝代替明朝統治中國。迫於軍事上的壓力，朝鮮表面上對其稱臣納貢。但內心卻認為"胡無百年之運"，清朝竊取了明朝的正統，只是蠻夷建立的國家，而不是中華正統的繼承者。這一情況直到清朝乾隆時期才被改變，朝鮮開始對逐漸漢化的滿清政權持正面看法，認為清朝接受了中華正統思想，繼承了中華文化，統治中國日久．已經是中原正統王朝政權，朝鮮理應接受事實。盡心竭力侍奉，全力"事大"。
從明代承認李氏朝鮮以來，李朝朝鮮就有所謂"事大"策略。這種"事大"的策略成為"尊明"的習慣，歷經數百年更成為"文明"的傳統。在李氏朝鮮看來，漢族的大明衣冠成為唯一的"文明象徵"。明清易代之後，這種"尊明"的慣性仍然支配了他們的觀念，也影響到他們的習俗，所以"大明衣冠"是一種不可替換的正式冠服。
結語：
明清兩代，朝鮮一直都是中國的朝貢國。但李氏朝鮮在服飾禮制上並沒有根據宗主國的更替而改變。明朝時，朝鮮王朝身穿明朝的衣服，對明朝的禮儀制度推崇備至；而清朝時，李氏朝鮮並沒有改穿滿族服飾而是繼續穿著明朝服飾。
明朝時期，朝鮮是主動交好，從文化精神層面上極力吸收中華文明。清朝時期，朝鮮王朝雖是臣服，但是是迫於武力威脅，可以說是政治層面上歸屬，而文化上始終沒有背叛"明朝"，其實也隱喻了朝鮮王朝對"正統"華夏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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