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拿到奧斯卡四項大獎的韓國電影《寄生蟲》，其導演奉俊昊早期一鳴驚人的代表作正是這部上映於2003年的《殺人回憶》。

影片根據韓國上世紀80年代末期發生在鄉村的真實案件「華城連環殺人案」改編，上映後在引起了巨大轟動。不但引發韓國觀眾的觀影熱潮，更是在韓國國內斬獲無數電影獎項，奉俊昊也憑藉此片一舉奠定了在韓國電影界的極高地位。

《殺人回憶》再次被人反覆提及，是去年9月韓國那邊傳來消息，影片描寫的那起懸而未決30多年的案件，其真兇終於浮出水面。

如今，再去回看這部電影，除了案件本身在現實世界中所歷經的歲月變遷帶來的震撼，也值得對這位奧斯卡新晉最佳導演的早期代表作進行再次的鑑賞和分析。

社會和時代背景下政治隱喻

奉俊昊的電影處女作是2000的《綁架門口狗》，此片就已非常出色。他評價最高的作品，包括《殺人回憶》《漢江怪物》《雪國列車》《母親》，以及拿下奧斯卡的《寄生蟲》，雖然題材類型各異，但都是與犯罪、兇殺的元素有關，背後也都或多或少的有著政治隱喻。

《殺人回憶》更為典型和明顯。

案件發生的80年代，是韓國近代史上的黑暗時期。以全斗煥為領袖的軍政府，不斷的抓捕、迫害人權組織和異見人士，對遊行示威進行慘無人道的鎮壓和屠殺。而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舉辦，則成了政府妥協下民主進程加速的歷史節點。

而奉俊昊的青年時期，正經歷了這段韓國歷史的特殊時期。他把發生在那個時代萬眾矚目的連環殺人案作為切入點，在電影中融入了自己的記憶和感受，也給同樣經歷過那個時代的韓國觀眾帶去了共鳴。

影片似乎告訴人們：殺人犯固然可惡，可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時代背景，也是本案長期無法偵破，兇手逍遙法外的間接因素。

比如，當警察預判到雨夜兇手將再次行兇而請求更多警力支援時，卻因警察被臨時徵召鎮壓示威活動而沒有人手。時不時的防空演習和燈火管制，更是為兇手創造了人流稀少和燈光黑暗的作案環境。

代表公權力的警察，與普通群眾間的關係在本片中也十分值得玩味。

長期參與政府鎮壓行動，警察成為群眾的對立面。而警察也養成了暴力執法、刑訊逼供的習慣。

宋康昊飾演的朴警官，和他的搭檔喬警官，不過是個鄉村基層民警，同樣信奉刑訊逼供的暴力破案手段。他們身上也有著對兇手的痛恨和正義感，但僅憑猜測和有限的線索就可以對嫌犯大打出手，偽造證據，誘導認罪。

另外，DNA這種在現代看來習以為常的偵破技術，在當時卻只能等待美國的鑑定結果，同樣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局限。

那個時代基層警察的素質也不高。朴警官高中畢業，相信自己有能一眼認出罪犯的直覺。可遲遲無法破案後，也會找神婆占卜求符。

群眾這邊，一邊對警察極度不信任屢屢到警察局門口示威，一邊同樣缺乏基本常識和素質地隨意破壞作案現場。

影片中出現的三個嫌犯，則代表了不同的群眾個體。弱智兒的愚昧和對警察的恐懼，手淫者的懦弱貧窮和警察淫威下的屈打成招，代表的是強權下更廣大的群眾面孔。只有最後那個文弱的退伍軍人朴興圭充滿了對警察的不屑，似乎暗示著當時反抗政府的青年學生群體。

影片中有一個細節，弱智兒光昊被拷打期間，和朴警官一起吃飯，電視里演的是關於警察神勇破案的電視劇。光昊說他最喜歡看，朴警官也看得津津有味。可剛剛光昊還遭受著毒打，此時卻顯得跟警察其樂融融。

這耐人尋味的一幕，讓警察代表的強權與群眾之間既對立又互相依存的複雜關係展露出來。

後來，總是充當打手的喬警官在與學生的鬥毆中被釘子扎傷了腿，最後不得不截肢。這條腿，曾經一次次踹向嫌犯，鞋上還套上布袋避免留下毆打痕跡。腿被截掉，既是喬警官的個人悲劇，也象徵著強權下暴力的終止。

兇手作案時，電台總會播出他點播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悲傷情歌》，也是唱給那個時代的輓歌。

類型片元素的反類型運用

《殺人回憶》作為一部犯罪懸疑片，有著典型的類型片元素和拍攝手法。

在犯罪電影中，案件線索的設定十分重要，一般通過的反覆出現和特寫鏡頭加以強調，表明案件或兇手的特點，並與劇情推動聯繫起來。

本片中設定了兩個線索細節。

一個是受害者通常穿著紅色外衣。紅色衣物在電影中多次出現，與影片整體風格的壓抑和灰暗形成鮮明對比，營造了詭譎的氛圍。

女倖存者晾曬的紅衣，給了徐警官提醒；手淫嫌犯穿的紅內褲，加大了自己的嫌疑；人們在案發現場豎起的穿著紅衣的稻草人，顯示了群眾的無助與寄託。

另一個線索細節是兇手柔軟的手。幾次特寫給到這隻手，引導觀眾將兇手與朴興圭聯繫到一起，最後再反轉增強了影片的懸念感和戲劇性。

把雨夜和麥田作為犯罪時刻和現場，配合受害者和目擊者的主觀鏡頭，營造驚悚的氣氛，同樣是犯罪片常用的手法。懸念、嫌疑、反轉、確定、再反轉的劇情設定，也符合類型片的基本套路。

然而，奉俊昊在《殺人回憶》中也加入了反類型片的套路，進一步彰顯了本片更為深刻的社會和人文主題。

最明顯的是兩位主要警官的人物設定。本來雙人偵探雙男主也是犯罪片常用的方式，但本片卻打破了傳統形式上的搭檔配置，而採取了對立和反轉的關係設定。

朴警官來自當地基層，有著樸素的正義感，卻用著逼供誘供相信直覺的落後的偵破觀念和手段。徐警官是來自首都的高材生，更相信科學和證據，用頭腦破案。

但隨著劇情的發展，兩人的觀念卻發生了劇變。朴警官親眼目睹被自己逼供過的弱智兒慘死在火車車輪下，再加上搭檔喬警官的腿被截肢，他開始反思自己，並最終阻止了徐警官開槍射向朴興圭。

徐警官在遵循證據和程序的情況下，卻沒能挽救剛剛認識的少女，他突然後悔自己沒像朴警官一樣對嫌犯施以暴力。當DNA結果告訴他，他的推測是錯的時候，他徹底崩潰。

兩人觀念的反轉，增加了影片悲情的力量。案件影響的不僅是受害者及其家人，警察的人生也隨之改變。

很多影迷對影片最後開放式結尾和宋康昊盯著鏡頭的複雜眼神津津樂道。這也是影片反類型的地方。

西方電影一般遵從著「善惡終有報」（Be Sure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的原則，不論多麼強大的勢力和狡猾的手段，終究逃不出法律公正的制裁。

可《殺人回憶》一開始就在畫面上打出本案至今未破的說明，最後的一幕則給觀眾留下了一聲嘆息的思考。

真正見過兇手面目的，一個是已經死去的弱智，一個是尚未成年的孩童。而兇手的樣子，不過是芸芸眾生中一張再普通不過的臉。

影片在昏黃色調下的麥浪中開場，畫面呈現一種遙遠似夢境的美感。又在同一個地方結束，留給觀眾一雙深淵般的眼睛。首尾的呼應，似乎告訴人們，電影的夢已經結束，但現實的噩夢尚未醒來。

電影里是絕望，《殺人回憶》卻是韓國電影的希望

《殺人回憶》在韓國的影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除了勾起一代韓國人的共同回憶，本片首映後陸續在全球30多個國家地區的發行，也讓這部韓國電影和真實案件被世界更多人所了解和關注。去年真兇被發現的新聞，能在國內上了熱搜就已能說明。

2019年是韓國電影結出豐碩果實的一年。奉俊昊的《寄生蟲》拿下坎城和奧斯卡的多項大獎，標誌著韓國電影在國際上登上了新的頂峰。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是韓國電影誕生100周年。但韓國電影真正開始發軔，恰恰是《殺人回憶》中那個年代後的事。

隨著韓國民主化的進程，1987年韓國第七次修改的《電影法》，直接推動了韓國電影進入了新時代。首爾的忠武路，也在90年代開始為韓國電影屆培養大量有生力量。

1996年，韓國一直沿用的電影審查制度正式受到違憲裁決而廢止。同年，韓國釜山電影節正式啟動。這一年，也被稱為韓國電影史的「革命年」。

2000年之後，韓國電影開始迎來作品的井噴。韓國電影人徹底放飛了創造力，20年里上映了眾多優質佳作，讓人刮目相看。

《殺人回憶》正是這段時間的韓國電影的里程碑之作。韓國電影界開始湧現出奉俊昊、朴贊郁、金知雲、金基德、李滄東等優秀導演，宋康昊、崔岷植、薛景求、河正宇、李秉憲、李政宰等優秀演員。

相比中國電影的發展，韓國電影起步雖晚，但已經後來居上。回想八九十年代，韓國電影還在政治陰雲下毫無建樹，而中國電影則已經在坎城、威尼斯、柏林頻頻獲獎了。

韓國總統文在寅說，《寄生蟲》的成功是過去一百年里所有韓國電影人不斷努力的結果，「今後政府將進一步為廣大電影人提供能夠盡情發揮想像力並放心大膽製作電影的環境。」

反觀中國電影，廣闊的市場和商業化的推動，使得電影工業水平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在題材的拓展，導演和演員的培養方面，已經全面落後於韓國。

中國電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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