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BBC
作者：Richard Fisher
翻譯：任天
在人類最近的歷史上，少數人做出的決定在理論上可能會讓整個世界陷入危險，而對於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生存挑戰，這些往事能告訴我們些什麼？
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需要做出一個決定，而這個決定可能會影響整個人類的命運。在阿波羅11號登月任務結束後，三名太空人返回地球，他們乘坐的太空艙落在太平洋上，隨著波浪漂浮不定。太空艙里很熱，讓他們很不舒服。NASA官員最終決定把這三位國家英雄接出來，讓他們過得舒適一些。但這麼做會有什麼後果呢？有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會將致命的外星微生物釋放到地球上，儘管可能性很小。
幾十年前，一群科學家和美軍官員也處於類似的轉折點。在等待觀看第一次原子武器試驗時，他們可能已經意識到潛在的災難性後果。這場實驗可能會意外點燃大氣層，摧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在20世紀的幾個瞬間，極少數人掌握了全世界的命運；他們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災難，儘管可能性很小，但卻是真實存在的。如果發生萬一，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生命會終結，地球上的一切也會終結。
那麼，是什麼促使他們做出了這些決定？這些決策過程能否告訴我們，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如今所面臨的生存風險和危機？
20世紀中葉，當人類首次制定向太空發射探測器並登陸其他星球的計劃時，有人已經意識到了可能會出現的污染問題。
首先，人們擔心「向外」的污染，即地球上的生命可能會意外地搭上便車進入宇宙。太空飛行器在發射前需要消毒和仔細包裹。如果有微生物潛入飛船，就會使任何探測外星生命的嘗試陷入混亂。如果外星生物真的存在，也可能無意間被地球上的細菌或病毒殺死，就像電影《世界大戰》（War of the Worlds）結尾時外星人的命運一樣。太空競賽時代的這些擔憂在今天仍然同樣重要。
另一個擔憂是「返回」污染。有人認為，太空人、火箭或探測器返回地球時可能會帶回外星生命，而這些生命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要麼殺死地球上的生物，要麼大量消耗地球上的氧氣。
返回污染是NASA在阿波羅登月計劃期間需要認真考慮的一個問題。如果太空人帶回了危險的外星生物會如何？當時，所有人都認為這種可能性並不高——幾乎沒有人認為月球可能孕育生命——但這種情況仍然需要探索，因為後果可能會非常嚴重。當時一位頗有影響力的科學家說：「也許有99%的人可以肯定，阿波羅11號不會帶回月球生物，但就連這1%的不確定性也太高了，我們不能就此滿足。」
NASA採取了多項隔離措施——在某些情況下顯得不大情願。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的相關官員主張採取比原計劃更嚴格的措施，並聲稱有權拒絕受到污染的太空人入境，以此向NASA施壓。在國會聽證會後，NASA同意在回收船——負責從濺落在太平洋上的太空艙接回太空人——上安裝一個昂貴的隔離設施。雙方還同意，登陸月球的太空人將在隔離三周後才能與家人擁抱，或與總統握手。
然而，美國杜克大學的法律學者喬納森·維納認為，隔離程序存在一個重大漏洞。他在一篇關於對災難性風險的誤解的論文中描述了這一場景。
當太空艙濺落到海面時，最初的方案規定太空人待在艙內。然而，當太空人在悶熱且不斷受到海浪衝擊的太空艙中等待時，他們的健康問題受到了外界關注，NASA也開始重新考慮這一問題。官員們決定打開太空艙，用小艇和直升飛機將太空人們救出來。儘管他們在進入回收船上的隔離設施時都穿著生物污染防護服，但在海上，太空艙一旦打開，裡面的空氣立即就會釋放出來。
幸運的是，阿波羅11號任務沒有將致命的月球生命帶回地球。但如果換一個星球，如果太空艙真的攜帶了某些外星生命，那麼將太空人的短期舒適放在首位的決定，可能就會在短暫的窗口期將它們釋放到地球的大氣和海洋中。
核毀滅
24年前，美國政府的科學家和官員們站在另一個轉折點，他們面對的一個看似不大，但又具有潛在災難性的風險。在1945年第一次原子彈試驗之前，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通過計算，指出了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在他們描繪的一個場景中，核裂變爆炸產生的熱量非常巨大，可能會引發失控的核聚變。換句話說，該測試可能會意外地點燃大氣層，使海洋蒸發，摧毀地球上的大部分生命。
隨後的研究表明，這樣的場景大概率是不可能發生的，但直到核試驗當天，科學家們還在反覆檢查他們的分析。這場人類歷史上首次核試驗被稱為「三位一體」（Trinity），是曼哈頓計劃的一部分。試驗的日子終於到了，官員們決定按原計劃進行。
當爆炸的閃光比預期的更長、更亮時，不止一名觀察小組的成員認為最壞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其中一個是哈佛大學的校長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他最初的敬畏很快變成了恐懼。後來，他的孫女詹尼特·科南特出版了一本描寫該項目科學家的書，並且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不僅對這枚炸彈沒有信心，而且在爆炸時，他仍相信這些試驗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如他所說，他目睹了『世界的終結』。」
在牛津大學的哲學家托比·奧德看來，那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時刻。他將「三位一體」試驗的具體時間和日期——1945年7月16日05：29——定為人類新時代的開端，標誌著人類從此具有了毀滅自己的能力。奧德在《懸崖》（The Precipice）一書中寫道：「突然之間，我們釋放了如此巨大的能量，創造了地球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溫度。」他指出，儘管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十分嚴謹，但這些計算從未受到過公正且非功利性的同行評議，也沒有證據表明任何民選代表被告知了風險，更不用說其他國家的政府了。這是一次由科學家和軍方領導人自行決定的行動。
奧德還強調，在1954年的另一次核試驗中，科學家的計算結果出現了驚人的錯誤：最後的爆炸規模並不是預期的600萬噸當量，而是1500萬噸。他說：「在那年夏天進行的兩項重大的熱核反應計算中……他們一對一錯。我們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認為點燃大氣層的主觀風險高達50%，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可靠性水平還不足以讓我們冒險賭上未來。」
脆弱的世界
從21世紀再回過頭來看，我們很容易判斷這些決定只屬於當時那個特定的那個時代。今天我們對太陽系污染和生命的科學知識要先進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早已成為過去。現在沒人會再冒這樣的風險了，是嗎？
遺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無論是人為還是自然的意外，抑或是其他原因，都使今天發生災難性事件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
誠然，外星生命導致的滅絕並不是地球面臨的最大風險。不過，儘管可能會有「行星保護」措施和相關的實驗室來防止外星生命的污染，但這些規程能否適用於探訪太陽系其他行星和衛星的私營企業，目前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除了外星災難的威脅，向銀河系廣播我們的存在也可能帶來潛在的危險，尤其是如果外星人的科技更先進的話。歷史表明，當人們遇到那些技術更先進的文明時，往往會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看看原住民遇到歐洲殖民者之後的命運就知道了。
更令人擔憂的是核武器的威脅。點燃大氣層應該是不可能的，但導致極端氣候變化的核冬天卻並非天方夜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核武庫的數量和威力都不足以引發這樣的災難，但現在已經足夠了。
托比·奧德估計，20世紀人類滅絕的風險約為百分之一，而現在的概率更高了。他認為，除了一直存在的自然風險外，人為造成自身滅絕的可能性在過去幾十年間顯著上升。除了核威脅，還有失控的人工智慧、碳排放飆升等；人類現在還可以干預病毒的生物學特徵，使它們更具致命性。
正如新冠疫情大流行所顯示的那樣，全球的互聯互通，以及錯誤信息和政治上的不妥協也使人類更加脆弱。「根據我所知道的一切，我認為本世紀的（人類滅絕）風險約為六分之一，就像一場俄羅斯輪盤賭，」奧德寫道，「如果不採取行動，如果我們繼續讓自己力量的增長超過智慧的增長，可以預期，下個世紀以及接下來的每一個世紀，這種風險都會更高。」
研究人類「存在危機」科學家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描述這種迅速增長的風險，那就是想像從一個巨大的瓮中撿球，每個球代表一項新技術、新發現或新發明。絕大多數的球都是白色或灰色的，白球代表了人類的進步，比如肥皂的發現；灰球就像代表著好壞參半，比如社交媒體。然而，瓮中還有少量的黑球，它們非常罕見，但只要挑出一個，人類就會毀滅。
這被稱為「脆弱世界假說」，強調了我們應該為未來一些極其罕見又極其危險的事件做好準備。到目前為止，人類還沒有拿出任何一個黑球，但這很可能是因為它們太過罕見——我們的手已經觸碰到了其中的一兩個。
簡而言之，我們十分幸運。在未來，有很多技術或發現可能會被證明是黑球。有些已經為人熟知，但尚未被用來引發災難，比如核武器或生物工程病毒。還有一些是已知的未知因素，比如機器學習或基因組技術。最後是一些完全未知的事物，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們是危險的，因為還沒有被構思出來。
罕見事物悲劇
為什麼我們不能以應有的嚴肅態度來對待這些災難性風險呢？喬納森·維納提出了一些建議，他將人們對極端災難性風險的誤解描述為「罕見事物悲劇」（tragedy of the uncommons）。
你可能聽說過「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這是一種涉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對資源分配有所衝突的社會陷阱，描述的是自私自利的個體對公共資源的過度剝削。每個人都做對自己最有利的事，但最終導致所有人都在受苦。這一悲劇是氣候變化、森林砍伐和過度捕撈等問題的根源。
維納解釋稱，罕見事物悲劇與此不同。在這一悲劇中，人們並非對公共資源管理不善，而是誤解了罕見事物的災難性風險。他提出了如下三個原因：
首先是罕見災難的「不可獲得性」。相比從未發生過的事件，近期發生的重大事件更容易讓人想起。大腦傾向於將過去的記憶拼貼在一起，構建出未來的圖景。如果新聞中報導了一種風險——比如恐怖主義——公眾的擔憂就會增加，政客們就會採取行動，新的科技就會被發明出來，等等。然而，預見罕見災難的特殊困難在於，我們不可能從經驗中學習。這些災難從不會出現在頭條新聞上，但一旦出現，就意味著人類的終結。
其次，我們對罕見事物造成的災難有所誤解，「麻木」地以為那就是大規模災難。心理學家觀察到，人們的擔憂並不會隨著災難的嚴重程度而線性增長。或者更直白地說，人們會更關心某個人的死亡，而不是全世界75億人的命運。人們也不會考慮未來後代的命運。有大量證據表明，相比個體悲劇，人們對更大群體的擔憂要低得多。
最後，維納描述了所謂的「威懾不足」效應，指出那些承擔風險的人會更傾向於採取放任態度，因為無需擔負責任。即使世界因你的決定而毀滅，你也不會因為疏忽而被起訴——法律和規則都沒有力量阻止終結人類物種的魯莽行為。
也許最令人不安的事情是，罕見事物悲劇可能會在偶然間發生——無論是由於傲慢、愚蠢還是疏忽等原因。
「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沒有多少人願意毀滅世界。即使是不知名的公司、愛管閒事的政府、魯莽的科學家或其他末日代理人，都需要一個世界來獲取利潤、秩序、任期或其他邪惡目標，」人工智慧研究員埃利澤•尤多科夫斯基曾經寫道，「如果人類的滅絕進程足夠緩慢，做這些事情的人很可能會驚恐地意識到……如果地球被毀滅，那很可能是他們的錯誤導致的。」
我們應該感到慶幸，阿波羅11號任務的NASA官員和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並不是那些被嚇壞的人。但在未來的某一天，還會有人來到新的轉折點，屆時地球物種的命運將由他們來決定。或者，他們可能已經走在這條路上，正閉著眼睛走向災難。希望當這一切來臨時，他們能為了人類的利益做出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