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向內在》開篇就說：「南宋王朝在錯綜紛亂的戰火和災難中誕生，然而，它最初幾十年的政治、文化發展趨勢卻將塑造此後中國的形象，其影響綿延若干十幾」所謂「最初幾十年」，指的就是南宋高宗朝。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其實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
國家權力始終處於傳統中國舞台的中心。中國文化的命門存在於政府和意識形態（政教）當中，其混合體決定著其他一切，包括文化領域。
以南宋而論，儘管在後宋高宗時代，生產力仍在持續地發展，海外貿易也有長足的拓展，商品的經濟依然生機蓬勃，城鎮化進程繼續前行。但所有這些進步，並未有力搖撼君主獨裁模式的頑固內核，使其改變既定的路向。相反，政治，尤其中央政權的結構模式在傳統中國總是決定一切的。
君主專制集權王朝在外力打擊下的政權更迭，或者極權統治出於政治考量而對經濟政策的乖張改易（例如明清兩代在海外貿易上厲行閉關政策），必然導致社會經濟與文化領域的逆轉或倒退。
儘管在宋高宗朝軍權統治模式發生了重大變異，並影響了整個南宋政治史，但南宋歷朝對北宋確定的主要經濟政策未作根本性變動，兼之經濟重心徹底南移，故而從總體上看，南宋社會經濟的前行勢頭未見有明顯的中斷，反而仍有諸多值得稱道之處。
至於君主政體的獨裁模式對文化的影響，主要作用於士大夫層面，尤其集中在政治文化領域，具體表現即：士大夫的文化心態與精神意識大受壓抑與害，進而影響到思想學術領域的獨立性與創新度。
具體則表現為生命力在消退，首先是從政治領域，然後是從思想文化領域，接下來，這種受壓抑之後的謹小慎微的情緒向精英文化的其他領域彌散開去。知識分子授銜發生變化，其他士大夫先是觀望，而後跟進。
一方面，應該強調精英文化（尤其作為其內核的儒學思想）在整個時代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與引領作用；一方面，也應該承認，南宋開國紹興體制下這種思想控制畢竟還在前現代階段，尚未如其後的明清獨裁政體那樣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達到全方位與全覆蓋的程度。
其他社會階層（尤其一般市民與工商階層）與文化領域（尤其與政治較疏離的文化範疇）儘管頁能感受到衝擊波，但波及的力度仍是有限度的。正因為如此，其他文化領域（例如科學技術、美術工藝等領域），在南宋仍有令人矚目的不俗成就；依託於城市經濟的持續繁榮，市民文化較之北宋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但是不得不承認，在宋金戰爭狀態尚未結束錢，思想學術也難以繼續北宋的路徑。
隨著宰相趙鼎在與秦檜的政爭中落敗，儒家程學相應失勢，越來越邊緣化。所幸紹興體制並未制裁民間的書院，程學雖在官學系統內未獲認可，卻在民間書院的夾縫中依舊頑強傳承並逐漸壯大。因此很多學者認為北宋學術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戰性的原創性，而南宋學術難免相對狹隘、受制於正統、缺乏原創性。
經過第二代宋學大家朱熹、陸九淵與呂祖謙等不懈努力，廣開書院，授徒講學，他們與弟子們或進入官僚系統，或成為後備梯隊。其時，朱熹正在完成程朱學的集大成工作，以他為領袖的道學派作為程學傳人，其思想傾向頁漸趨獨斷，對與自己並存卻有分歧的其他宋學派別往往持不假寬貸的批判態度，相對缺乏一種取長補短的寬容精神。這樣，不僅導致朱熹道學派與其他學派間的門戶之爭，也激化了與非道學派那部分官僚士大夫的矛盾。
後來的獨裁宰相韓侂胄在思想利於的高壓整肅所付出了巨大代價：既不可能憑藉國家權力將秉持道學價值觀的士人連根拔除，反而留下自損形象的負面記錄。
為了穩固權力統治，消解反對勢力，宰相史彌遠感到與其採取阻竭打擊的手法，還不如通過國家政權的巧妙運作與適度調和，將新儒學的理論整合為官方意識形態，作為國家統治思想的新資源予以承認與表彰，將在世的新儒學領袖人物實行收編接納的政策。
從嘉定元年（1208）著手擬議。到嘉定十三年（1220）朱熹、呂祖謙、周敦頤與二程先後獲得了追認，朱熹的《論語》與《孟子》集註定為太學官定教材。嘉定年間的這些舉措，啟動了理學官學化的進程。
與南宋初年專政下的偽學之禁相比，南宋後期崇奉道學的是士大夫官僚在朝廷上取得了地位，在經歷了冰火兩重天的巨大反差後，新儒家們不禁沉醉在期待已久的勝利之中，寄希望於由此實現內聖向外王的轉化。
這勝利卻得不償失，因為專制政體從未真心誠意地要把新儒家理念轉化為現實政策。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看，新正統本身反而成了專制政體的一種新的附和和依從，壓抑了成長的動力和多元化的發展。
也就是說，新儒學在南宋尊為官學之後，已然喪失了北宋中期新儒學創辟期那種兼容思想、批判精神與原創活力，也標誌其開始全面內轉，新儒學原來就具有內省性與收斂性的一面，面對宋寧宗時期內外交困的形勢，在專制政體前不能不取退守之勢。
儘管在朱熹理學集大成的義理建構上，「內聖」之學仍是以「外王」之政為其訴求的，仍致力於回歸君臣「共治」的理想，但這種形而上的新儒家理想一旦遭遇形而下的政治生態，就暴露出其軟弱無力的另一面。新儒學尊為正統意識形態後，其原先設計的「內聖外王」經世路徑，隨即發生了由外向內的轉折與斷裂，在實用政治層面則向臣民灌輸新儒學中安頓政治秩序、反省自身心性的那部分內涵。
也因此，自新儒學尊為官學後，任何背離君主專制的變革要求，再獨裁體制哪裡卻是絕無可能的。於是，南宋以後就始終呈現這樣的局面：「皇朝權力，並不真要實行儒家學說，而儒家的思想權威也始終不敢對皇朝作正面的抗爭。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是中國專制歷史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