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人而言，高等教育是通向成功的階梯——只要努力學習，就可以進入中產階級。大學學位有助於保障工作和財務安全。現如今，這個階梯已經搖搖欲墜。美國教育部的數據顯示，來自社會經濟底層的學生中只有不到15%在24歲擁有學士學位，而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人群中，美國學生的大學畢業率飆升。2019年12月31日，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刊發卡琳·費舍爾 (Karin Fischer) 的文章，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
高等教育促進社會流動性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1947年，美國總統高等教育委員會（後更名為杜魯門委員會）提出，將更多的美國人送入大學應成為國家的優先事項。為了能將大學升學率提高至少一倍，該委員會呼籲聯邦政府為有需要的學生制定經濟援助計劃。同時，委員會成員還在報告中寫道「民主社會不能容忍僅有富裕階層能接受教育。如果上大學的機會僅限於高收入階層的人，那麼社會階層將一成不變，而這不是美國想要的未來。」
現如今，提高大學入學率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對於大部分美國人來說，獲取一個高等學位已經不再可有可無，而是生存的必要。佩爾大學高等教育機會研究學院的資深學者托馬斯·莫滕森（Thomas G. Mortenson）說：「經濟的變化使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倍增。我們的世界已經改變，進入中產階級的唯一途徑就是接受高等教育。」那麼，高等教育為何無法實現其初衷？
原因之一是學費的增長。隨著大學學位對於經濟福祉變得越來越重要，理想的狀態是每個人——無論其家庭背景——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學位。然而，美國各個聯邦、州，甚至大學的計劃和政策已經發生了轉變，開始取消一些幫助學生支付學費的獎助學金政策。以佩爾助學金為例，該獎學金在頒布時能夠支付四年制公立大學將近80%的費用，而現在只能支付30%左右。美國國會並非沒有增加佩爾獎學金的聯邦預算和支出，然而，學費的上漲使得國會難以負擔這筆龐大的開銷。
原因之二是大學排名，例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年度頂級大學的排名。這一排名包括多項有利於富裕學生的衡量標準，比如學業能力傾向測驗（SAT）的成績。學生在這些標準化考試中的表現與家庭收入密切相關——收入高的學生在測試上平均要比收入低的學生高130多分。經濟困難的學生由於買不起昂貴的考試預備課程，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哈佛大學研究社會經濟流動性的經濟學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表示，在常春藤盟校的大學中，收入水平最高的前1％的家庭學生要比來自收入水平後50%家庭學生的一半還要多。換言之，來自高收入1％的學生去常春藤的可能性是年收入不到3萬美元的家庭的77倍。（via 社會科學報 點擊「了解更多」 獲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