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以後，以秦檜為代表的新權門集團完成了權力與財富的新一輪鬥爭，與北宋晚年以蔡京為代表的權門集團相比，完全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蔡京為首的權門集團借變法之名行斂財之實，致使民眾對所謂的變法早已徹底絕望。
儘管南渡以後的內外危局，更需要有勇於變革的精神與舉措去應對，但變法已由蔡京集團的倒行逆施淪為一種負資產，宋高宗一度容忍趙鼎一派對變法追隨者蔡京的批判，淺層原因即在於此，深層動機卻意在關閉任何變革之門。
紹興八年，宋高宗引用「利不百，不變法」的古訓，反對改易法度（《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2紹興八年九月，下簡稱《要錄》），亮出了他對改革的基本態度。
如果說，紹興體制確立之前，基於南宋政權立足未穩，變法或改革尚缺乏可行的環境與條件；但紹興體制確立後，宋高宗與秦檜預期的內外安全目標已經達到，他們倘若真正志在中興，已經具備了變革的內部條件與外部環境。
然而，就在紹興體制確立當年，這對君相的反變革立場愈發不容置疑。
宋高宗明確宣布：「祖宗之法，思慮已精審，講究已詳備，不必改作，天下自治。」秦檜隨即附和：「天下本無事，宜遵成憲為善。」高宗追加說「小人喜更法」，把試圖改革者一概打入了「小人」行列。
由此可見，僅僅以宋金對峙遠比宋遼對峙更為嚴峻吃緊，來推論改革大門何以被重重關閉，顯然不夠全面，還應從紹興體制的獨裁性上去追究其背後的深刻原因。
在傳統古代中國完成轉型前，君主官僚政體的命門取決於君權。君權採取何種運作模式，不僅決定了君主政體的權力結構，而且營造出相關時期的政治生態。
以儒學為立命之本的士大夫構成官僚的主體，對現實政治天然抱有熱情，正是有賴於這種積極入仕之心，整個官僚系統才得以有效運轉。然而，士大夫官僚的心態與經世實踐又具體取決於現實的政治生態，尤其是國家權力的運作狀態。
11世紀中期，後人一再引用的北宋宰相文彥博的那句「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可以視為士大夫官僚對參與國家權力的政治自信，這種政治自信是由北宋中期較為良好的政治生態所孕育的。
然而，宋高宗與秦檜合力打造的紹興體制宣示：自此以後，皇帝除於他制定的唯一代理人外，不可能再與其他士大夫官僚分享國家權力。這一君權模式一經確立，既標誌著宋朝政治文化徹底轉向內在，也宣告著官僚士大夫對政治權力的能動分享已經歸零，而沒有人事上的活力，何談改革上的動力。
秦檜把宋高宗定位為「純王」，將自己定位為「王佐」，在確定紹興體制中君權與相權邊界為這一體制精心修飾，旨在向士大夫官僚鼓吹，在獨裁模式下，依然可以大做君主「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趙家夢。
在傳統君主政體下，士大夫階層只有依附於君權才能發揮其作用。當君主政權處於中央控制模式的理想狀態時，君權自覺接受權力制衡，這個時候的君主確實「與士大夫治天下」，即依靠士大夫官僚共同治理天下，管理國家。
然而，及至紹興體制確立了獨裁模式，權相作為君權的唯一代理人，其相權也享有權力制衡的豁免權，儘管權相的身份仍是士大夫，卻只是在為獨裁的皇帝治天下，後來的秦檜、史彌遠、賈似道等權相以及其役使的官僚門客，都是貨真價實的士大夫。
作為傳統時代知識分子，宋代士大夫階層也始終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或集團。當君權結構發生全局性逆轉，他們中的不同群體便會以君權的用舍好惡作出應對性抉擇，從而決定自身的進退行藏。
在紹興體制與其後的年代裡，儘管也有少數士大夫官僚，依舊「以天下為己任」而敢言直諫，批判朝廷的惡化，但等待他們的只是冷遇、貶黜乃至整肅。更多的士大夫官僚則採取暗默旁觀的疏離態度。
縱觀整個南宋政治史，紹興體制確立的君主與權相結合的獨裁格局，儘管在不同時段有強弱隱顯之別，卻幾乎沒有本質的變化。這種獨裁模式，「權力欲卻很強烈，不止君主要集權，專政的宰相，也是大權獨攬。」
宋高宗與秦檜所謂的「小人」，顯然就將他們深為忌憚的政治異見者包括在內。倘若重啟任何變革，就必須容許持不同政見的官僚士大夫重新「講究」乃至「改作」既定的國事，他們苦心經營的獨裁體制將受到公開的質疑與挑戰，這是這對君相絕不容許出現的局面。
正是紹興體制徹底關閉了變革之門，整個南宋，不僅再未出現過慶曆新政與熙寧變法那樣的統治集團自改革運動；甚至也未見任何在朝的政治派別再度公開鼓吹變法或改革，他們至多在祖宗家法的原有籮筐里各取所需地尋找言論資源。這種「老調子已經唱完」的局面，死氣沉沉地苟延到南宋的覆滅。
知恥有守的士大夫為避禍而噤聲，致使正氣不張；而鮮廉寡恥的人士因誣告而進身，導致政風大壞。
這種相反相成的政風，儘管以權相秦檜時期最為觸目驚心，卻也持續影響了整個南宋：官僚士大夫懲於紹興的前鑒，已少有人再為政權的長治久安而暢所欲言，整個官場都瀰漫著言不由衷、無所作為乃至見風使舵、阿諛諂媚的風氣。從整體上看，南宋政風呈現苟且萎靡之勢，已不復有北宋全盛期那種剛直勁挺的銳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