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相位」設置前夕的借鑑
戰國時期，置相是一個通用制度，但是出於各國政治發展和地理位置的不同，所設置的相位具體形態也有所差異。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者是發展程度，也就是說各國設置相位的時間差距。三晉地區（韓趙魏）因為是從卿族直接轉換為國體，管理家務的主官上升到相位，顯然就要比秦國、燕國等更早；因此還有相位的發展程度度不同，並不是說越早設置相位就越加成熟，而是要根據區域客觀主觀因素影響；比如說齊國因為受到宗室的影響比三晉地區更加強烈，在血緣政治上的濃度遠遠大於了三晉；
二是相職的區域特徵的不同。如中原國家和秦、楚對比，秦國是後來崛起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擺脫掉固有的束縛，走向一種開拓式的官僚體系，為了建立適用於自己的相制，將傳統的相制和流通的客卿制黏合在一起。
因此正如錢穆先生所說的那樣：「我們討論一項制度，固然要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重視其地域性，推廣而言，我們重視其國別性。這在一國家，這一地區，該項制度獲得成立而推行有利」。
相對於三晉和齊國而言，秦國相位的設置，可以說得上是後起之秀。據史料記載，秦國設立相位，應該是秦孝公時期；《戰國策·秦策》中說：「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當然在《史記》中也以此為借鑑，記載為秦孝公時期商鞅為相，這便是文獻當中最早的秦相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孝公時期的相，僅僅類同於傳統意義下的「相」（多為輔助、佐助君主官員），而非位於百官之上的「邦相」。同時在青銅銘文中所提到的商鞅官職，為大良造，擅秦國之政，可見此時的秦國還正式設立「相邦」一職。正式設立此官職要延續到秦惠文王時期，《史記·秦本紀》中記載：
「三年，張儀相魏……七年，樂池相秦。」
從百官之首的「大良造」到「秦相」，秦國雖晚於六國設置相位，但也開始走向效仿三晉制度的道理。
如前文所述的，制度建立很大層面會受到地域特性影響，秦國初期相位職責很不明確，相職和其他官職在職能上比較模糊。
因為秦國出於西陲邊緣地帶，西周到春秋的宗法禮制對於這個呆著些許蠻荒氣質的國體影響較小，因此一到戰國，各國開列時，秦國就發展出一套符合自己政治的體系。如：客卿制、軍功爵制，這兩種制度大大地影響了後來秦相的設置和發展。
客卿制和軍功爵制對「秦相」設置的影響
（一）客卿制的影響
客卿制度盛行於戰國時期，但是秦國昭王時期，客卿制在秦國內的表現得各位突出，這對秦國後來的相制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主要表現在置相方式和為相人員身份兩大方面；
第一、熟悉先秦歷史的人都知道，「客卿制」是此時期典型走向仕途的渠道。很多有點能力的人依附在貴族家中，從客人到入仕，後來發展成為規範。秦國的客卿制是「以言論和謀略見用的選官方式」，因此後來秦國相職的設置途徑則是：上客——客卿——相這種上升模式。很大層面是，起碼先成為客，才是後期為相的基礎條件。
第二、從身份上來看，戰國時期為官者以及從布衣士人中不斷崛起。秦國為相之人，很多都是異國人士。拿商鞅入秦，實行變法開始，後面便是一發不可收拾。據《秦客卿制度簡論》記載，秦國之中有客卿九人入仕，其中五人為相。同時從秦武王二年設相開始設立左右丞相，到後來秦國統一天下，始皇駕崩，百年之間，為丞相者高達二十餘人。除了秦武王一期，拜皇親樗里疾為左丞相外，其他的都是異國人。如范雎、池子華是魏國人，蔡澤是燕國人，田文是齊國人，呂不韋是韓國人，李斯是楚國人……
本身戰國時期的客卿就是到處流竄，沒有通行限制，哪裡適合自己為臣就去往哪國，如「楚才晉用」，在秦國當中更是風行，正如後世之人評判的：
「七國虎爭，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之相皆其宗族或本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韓有公仲、公叔，魏以太子為相，唯獨秦國不然。」
（二）軍功爵制的影響
自從商鞅入秦變法，以軍功授爵為制，並且在國內大肆推行，從客卿拜相或者貴族為相的基礎上，並非全憑嘴上功夫，靠遊說和客卿身份就能成為秦相，還是要經過戰爭考驗，獲得軍功之後才能進一步為相。
比如張儀、甘茂、范雎三人，入門下，成客卿，入仕參謀，後續立下軍功，才得以拜相。而且為相後還要不斷通過軍功積累，來鞏固自己的位置。這是嚴格施行《商君書》中的準則：
「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以戰故。」
一來以客卿拜相規定是符合的，二來與之法定「有功軍功者以率受上爵，無軍功不得封爵」原則一致。
因此兩者對秦相設置應該是相互促成的，客卿制是敲門磚，而軍功爵制是技術認證，兩者均有才能成為被統治階層認可的相位人選，缺一不可。
兩者影響下的「秦相」特色
當然秦相職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稱謂與外界的不同，從史料中我們經常看到，秦國相位要麼被稱為「相邦」，要麼是「丞相」，二者有何區別呢？主要是所劃分的職責差異。
「相邦」一直顯然是在商鞅變法時期從三晉地區流傳效仿過來的，類同與宰輔制度，到了後期在相邦設置同時也設置左右丞相，其目的是契合本國的發展。戰國時期，秦相有個獨特功能，可以兼任幾國的丞相，如張儀就持有多國相印一說，當本國的相邦不在之時，丞相可暫時充當相邦副職處理本國事務。
由此可見，秦國的相位設置非常開放，它從變法改革中以軍功受爵，封這些四處遊走的客卿為相，既通過學習，效仿了中原六國的一些政治制度，也隨著戰國局勢的需要不斷對制度進行調整。
而官僚體系下的秦相制也跟客卿制，軍功爵制有著同質的特色：流動性、開放性，合則來不和則去。
因此，這是秦相制對於春秋時期相制的變革，相同基礎的制度在交流中也會相互借鑑而有所推廣和傳播。這些制度也是一種隨時隨地而適應的法則，不能以推行到五湖四海為準，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無弊。縱使六國與秦、楚有區別，但由於戰國政治局勢下，頻繁交戰與交流人才的任用，特殊性也逐漸融合，表現出一種承上啟下的時代特徵。
回溯戰國時期的相制雖分兩種，相國制和丞相制，但是隨著秦國後來一統天下，其附屬政權的丞相制就沿襲了下來，而三晉地區的相國制則徹底地退出了歷史舞台，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