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可以說是周王室分封下最特殊的諸侯國。剛開始，周王室從殷商手中奪得天下後，首先要面對的難題，就是如何安撫商人舊部，讓其認同周王室的統治。
對於早期力量不足的周王室來說，沒有什麼策略比保留商族王室「以商治商」，更能安撫前朝舊部了。因此，商紂王的兒子武庚被順理成章地留在了殷商舊地。
然而，要商人就此歸順，僅僅靠道義上的安撫和無條件的信任，是遠遠不夠的。對此，周王室做了周密的規劃，即將商人舊土分為三個部分，將其中兩部分交給周武王弟弟管叔和蔡叔，以便從東、南兩個方向監視殷商舊族。
這種布局可以說萬無一失，遺憾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周武王的早逝和繼任周成王的年幼，讓整合沒多久的殷商政治力量蠢蠢欲動。更嚴峻的情況是，原本作為監視者的管叔、蔡叔亦與商人達成同盟，共同發難，由此爆發了「三監之亂」。
這場叛亂最終由周公東征而平息，卻讓周王室的地緣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動，由此誕生了一個新興的諸侯國——宋國。
宋國德薄位尊、力弱謀強、志高才低、氣小舉重，只能徒留笑柄
經此波折而建立的宋國，可以說從一開始就帶有很強的目的性。作為前朝殷商後代的宋國，卻受到了周王室無限優待和尊榮。
在政治上，宋國被授予了最高爵位——公爵，超過了與周王室關係密切的齊、晉、燕等國；在外交上，宋國沒有被視為周王室的臣子，而是被看作是平等的尊客；在領土上，宋國地處黃淮平原，土地肥沃，水網密布，氣候溫暖濕潤，是非常富饒農耕之地，而且宋國疆域並非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狹窄，而是有一定的面積：疆域達今河南東部、江蘇西部、安徽北部、山東南部，跨豫、兗二州。
正是這些資本，讓宋國在春秋時期一度十分活躍，他們積極地參與各項外交事務，甚至一度妄想稱霸。
齊桓公去世後，中原又陷入群龍無首的混亂局面。宋襄公雄心勃勃，妄想繼承齊桓公的霸業，甚至不惜和真正的霸主楚國一戰。在宋楚「泓水之戰」中，宋襄公兵敗，讓宋國的真實國力暴露無遺。對於宋襄公的失敗，後人多以其迷信仁義、沒有對楚國「半渡而擊」為主要原因。
宋襄公的失敗，固然是由於他未能相機變通，但根本原因是宋的國力不足，其領地無險可守，宋又是商的後裔，如何能得到姬姓諸侯的擁護？
如果我們全景觀察宋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雖然其仍占據中原一席之地，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是一塊幾乎一馬平川的土地，這註定是一個四面受敵而無險可守之地。
如果說山地之難在於攻，那麼平原之難在於守。宋國所分封之地河南防禦性不足，這就是周王室對殷商舊勢力作出的最優防備安排，也是宋國最大的地緣短板，使得宋國富而不強，雖大卻弱，沒有保衛自己財富的能力，也就意味著宋國沒有逐鹿中原的可能，只有附庸霸主的命。
正因這樣糟糕的地緣，可以說一開始宋國就沒有與楚國爭霸的可能，無論「泓水之戰」是輸是贏。所以，宋國有識之士子魚才會在宋楚爭盟之時就憂心忡忡，以為宋禍不可免——子魚看出了「小國大志」是最危險的。
宋國豐富的物質資源、無山地的大平原、四通八達的地理位置，讓它成為霸主之間對抗的焦點。宋國必然成為霸主籠絡的對象，故宋國一切資本無不是建立在「附庸」上的，所以只有當周王室中央政權強盛時，宋國的公侯爵位才有意義；反之，當周王室權威崩潰時，宋國所謂的公侯爵位和政治優待將一文不值。
正因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晉國稱霸的時候，宋國還想以自己是周王室客人為由拒絕繳納糧食，只會被晉國斥責而無言以對，淪為笑柄；同樣的，只有當齊國強盛，緊跟齊桓公的宋襄公才有分量可言。
當齊桓公去世後，宋襄公妄想取代其盟主的地位，結果在現實殘酷的教訓下，宋國才徹底認清了自己的實力。他們明白沒有齊國的庇護，自己只不過是任楚國宰割的小國而已。
但是從戰術上看「泓水之戰」的慘敗，確實和宋襄公未能「半渡而擊」有關。本來河流的防禦性就遠遠不及山脈，古人有「一衣帶水」之說，來形容雖有江河相隔，仍像一衣帶，非常方便，不足以成為交往的障礙。
然而，不足以成為交往的障礙，同樣意味著不足以成為進攻的障礙。泓水這條天然防線本身就有先天不足，更嚴重的是，這條「捉襟見肘」的防線並沒有發揮任何戰術作用：宋襄公非要等楚國渡河，並排列好陣容，方才迎戰。這是對本國地緣毫無認識而做出的糊塗舉動，宋國大敗而歸亦是必然結局。
就宋國薄弱的防線來看，一旦泓水防線被突破，意味著宋人只剩下睢水為防線，做最後的抵抗了，這幾就是亡國之禍，無怪乎宋襄公在「泓水之戰」大敗，「國人皆咎公」了。
戰略目標與戰略實力的不匹配，是小國最大的危險。所以，國家野望必須和國家實力相匹配，如果相匹配，那叫雄心壯志；不太匹配，那叫野心勃勃；太不匹配，那叫痴心妄想。宋襄公就是這樣「痴心妄想」的主，德薄而位尊，力弱而謀強，志高遠而才低，氣力小而舉重，只能為後世徒留笑柄。
宋國並非處在「風暴中心」，以明智的外交手段贏得了生存空間
和鄭國比起來，同樣處在「四戰之地」位置的宋國，所承受的壓力卻小得多。這又是為何？
一方面因為無論是秦國、晉國，還是楚國，其核心區都離宋國較遠。位於山東半島的齊國算是大國中離宋國比較近的了，但是齊宋之間要想發生直接博弈，必須先吞併魯、莒兩國。並且早期的「齊楚爭霸」在中後期轉變為「晉楚爭霸」，也讓宋國的生存稍微有了一些迴旋的餘地。
另一方面由於宋國採取了一邊倒地「與晉結盟」的策略。如此一來，宋國的主要矛盾則全部集中在宋楚矛盾上，處理起來相對而言比鄭國要容易很多。而且楚國的主要注意力依然是放在鄭國之上，他們只有在控制鄭國的時候，才會起伐宋之心。
宋國作為晉國最忠誠的盟友，它的向背有著風向性意義。晉國大臣趙鞅早就看出晉國拉攏宋國的重要性，曾建言「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如果晉國連最親密盟友宋國都無力庇護，不但是對晉國霸主權威的嚴重挑釁，而且容易引起盟友對盟主不信任而倒戈。
出於這些考慮，晉國必須全力援助宋國。如「城濮之戰」中，楚國匯合諸侯圍困宋國，晉國出兵救宋，與楚國戰於城濮。晉國對宋國的援助，也是宋國能在楚國進攻中保持獨立性的根本原因。
與直接進攻鄭國不同，楚國在對宋國的爭奪上，秉持著小心翼翼試探的態度。他們較少直接出兵，更多的是指示鄭國對宋國發動「代理人戰爭」。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鄭國對宋國的戰爭，背後多有楚國的影子。由此可見，楚國對宋國的爭奪必須建立在鄭國的支持上。換言之，楚國在對宋國影響力上遠不及晉國，
為了更好地「以宋拒楚」，晉國除了為宋國擊退楚、鄭入侵，還在襄公十年進攻偪陽，並將其賜給宋國。晉國此舉也顯示出對宋國的充分信任，突顯其利用宋國對抗楚國的對外策略。而宋國也因為並非處在晉楚爭霸的「風暴中心」，以明智的外交手段為自己贏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間。
大國有大國的煩惱，小國也有小國的無奈。所以，無論宋國曾經有過多少輝煌，在晉楚爭霸的格局中，他們的命運都不能自己掌控，而是被大國特別是霸主決定的；他們的外交策略也未必能遵守自己的心愿，而是被晉楚爭霸的結果所決定的。這是小國的悲哀，也是弱國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