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創新計劃專項「智能生活的社會人類學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質量視野下的網絡美好生活指標體系的建構」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9HSH012、18BSH032

【摘要】作為一種新技術時代，萬物互聯時代的興起，不僅改變了人類生產方式，而且重塑了生活世界的面貌。全面認識和詮釋計算機及其邊緣算法技術社會哲學的特質，並深度分析其或強或弱的社會後果，具有重要的技術文明史意義和生活實踐意義。相較於大數據和雲計算，邊緣算法可以更好地支持或服務於移動通訊與物聯網應用，顯示出諸多技術社會優越性和一些必須降低的技術社會負作用。萬物互聯與邊緣算法以及人工智慧一經結合，便會在「人—物—物」之間生髮出無數主客體世界重組或變化的可能性，從而建立起一種全新的算法後果論和算法認識論。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無論以怎樣的方式和態度置身或面對這個生活世界，我們都已經不能脫離對科學技術的依賴。近幾十年來，隨著以計算機為中心的信息網絡技術、數據技術和人工智慧技術的飛速發展，我們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演進歷程，以及「人與物」「物與物」「人與人」之間的主客體關係或「物化」結構，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以5G網絡技術為先聲，以雲計算、大數據和物聯網為基礎的「萬物互聯」時代正悄然而至，並呈現出一派「萬物生長」的多元化和智能化並存的狀態或景象。「萬物生長」靠什麼？「萬物生長」是萬物互聯時代的「人工物」達到了一定程度的物理世界和以人為主體的社會世界的一種技術社會整體徵候或格局。

新技術時代的興起：萬物互聯與人—機算法世界

眾所周知，人類文明演進過程越來越跟技術社會與現代性的重構相關聯。[1]尤其是近幾十年來，隨著計算機和信息網絡技術的長足進步，各種打上了新技術烙印的時代命名，如資訊時代、網絡時代、大數據時代、移動通訊時代、人工智慧時代，等等，層出不窮，將人類的生活世界圖景裝點得五彩斑斕。不過，當前最強勁和最具時代色彩與現代性，甚至後現代性特質的時代稱謂莫過於「萬物互聯時代」了。萬物互聯時代的興起，象徵著一種「普遍聯接」的「萬物重構」新技術時代的到來。[2]對此，我們無疑有對其存在論本質解釋和反思的必要，或者按照中國傳統哲學的說法，大有「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必要。

在筆者看來，「萬物互聯」的特性有八個：一是複雜主體性（包括人的主體性和物化的主體性）；二是普遍關聯性（包括「人—人」的互動性、「人—物」和「物—物」的聯接性）；三是本體重構性（在存在論和本體論意義上的重構）；四是智能計算性（即人工智慧和可計算性）；五是延展時空性（在時間與空間範圍內充分進行同步—異步的協同，以及引入各種加速性信息資源）；六是技術融合性（各種先進技術的融合）；七是應用普惠性；八是國際競爭性（比如以5G為焦點的中美技術政治博弈）。

我們只要對「萬物互聯」一詞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裡存在著福柯式的「詞與物」的秩序和追問「物體系」的知識考古史。從「物的追問」到「萬物的追問」再到對「萬物互聯」的追問中，折射出了整整一部人類對物質世界或技術社會的認識史。假如我們繼續沿著福柯的方向思考，便可以看到，詞在與物及萬物互聯的分離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形式與意味，不僅隱含著技術文化的變遷，而且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深刻差異。[3]「萬物互聯」作為一種詞語的魔力及虛擬日常生活實踐的哲學思考，存在著如上所歸納出的各種技術化時代特質及數位技術文化因素。然後，從對存在的遺忘到言說，迷失在從「中心」通往「邊緣」世界的路上。

唯物主義哲學家都認為「物」或「人工物」之作為一種「存在」是具有客觀規定性的，甚至人們看見的一切東西的影像也是「物體」的反映。古羅馬詩哲盧克萊修在《物性論》一書中就曾說過：「因為如果事物從無中產生，那麼一切物種都能從萬物中生出。什麼都不需要種子。」[4]海德格爾在《物的追問》一書中也指出：「物的本質就其物性而言所依賴的條件，本身不再是物或有條件的，它就必然是一個無條件的東西，但無條件者的本質，同樣也要藉助被確定為物或形成物的東西而得到規定。」[5]這段話隱含的另一個意思是：對物的追尋始終離不開人們所理解的條件和條件性的存在。換句話說，「萬物互聯」的詞語意義是由主體人所決定的。人是具有「物性」和「聯性」的統一體，是「萬物互聯」的尺度，是存在者彼此互證和互相聯接的尺度。當然它也是網際網路、物聯網和數據化技術演進到一個新階段的條件性時代情境下的產物。

世界是怎樣生成的？道家經典《道德經》第四十二章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互聯就是「三生萬物」的一種花果俱在的現象世界或實在世界。換言之，萬物互聯乃是一種由自然物和人工物在主體人的支配下構成的「計算世界」或「算法世界」。這個世界作為一種綜合存在體，有時是敞開和延展的，偶爾也會被某些人或物所遮蔽。

所謂「算法世界」就是規則化、程序化的，具有可計性、測度性和複雜性的信息技術——生活世界。當然，在計算數學家看來，「一個算法就是有限多個規則的集合，用以對數量有限的數據進行操作，而且有限多步之後產生後果」。[6]與此同時，算法也具有簡單程序的反覆執行的特性。正是上述的這些算法限度和疊代特性，影響了萬物互聯時代「算法世界」的關係結構與功能。

據此看來，萬物互聯時代充滿綜合性、整體性的計算機技術事實的凸顯，給予了我們認識「算法世界」的機會。這些有價值的物所構成的「算法化生存」世界，無論對其進行怎樣的描述和闡釋，都會捕捉到一些「世界現象的邊際」[7]。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萬物互聯現象的存在，就是計算和社會的雙重複雜性基礎上感知「算法世界」的結果。人們在主體間性的作用下生活在其中，並與技術人工物的集合體、互動體一起，構成了一個異化的技術生活世界。依據英國哲學家貝克萊和明代心學家王陽明的觀點，所有的人和物固然可以存在於心靈中，[8]但歸根結底，萬物互聯的「天下」和「算法世界」還是得歸於仁。[9]

邊緣算法的技術哲學解釋學分析

在萬物互聯的算法世界中，除了處於雲計算數據中心地帶的「算法」之外，還存在著邊緣計算的規則或程序——「邊緣算法」。所謂邊緣算法是指靠近物或數據源頭的一側，採用網絡計算存儲、應用核心能力為一體的開放平台。該平台藉助一系列搭載手段，可以順暢地為數據終端用戶提供實時、動態和智能化的優質計算服務。就效能而言，邊緣計算或算法不需要像雲計算那樣依賴於雲端信息資源，而是將智能和計算推向更接近實際的行動，而雲計算需要在雲端進行計算，其差異主要體現在多源異構數據處理、帶寬負載和資源浪費、資源限制安全及隱私保護等方面。

具體說，邊緣計算的三大優勢是：數據處理實時、運行成本低和對雲端的依賴性低。[10]近年來，邊緣算法之所以越來越呈現出前沿技術的趨向，蓋因於它是在物聯網和大數據的基礎之上再一次實現了算法能力和感知能力的突破，一變而為萬物互聯時代的重要標誌。甚至一些計算機專家也宣稱，我們已經跨入了以萬物互聯為核心的「邊緣計算時代」。[11]在5G的旗幟下，移動邊緣計算或算法的優勢以及應用機會將更多，這也成了許多學者的共識。比如，相關領域的專家普遍認為，智能終端技術將大大促進個人電腦網際網路和手機行動網路的融合，從而帶來顛覆性的效能變化。因為5G在邊緣算法時代不光會改變生活，而且還會直接改變世界。

在我們繼續論述之前，有必要提一下科學哲學家萊斯利·伯克霍爾德的觀點。他認為，科學哲學家應該特別關注計算程序（即算法）和人工智慧模擬兩個關鍵問題。[12]因為這是觀察和解釋計算世界及其為人類服務的重要路徑。正如著名學者成素梅所說：「在這種認知策略的引導下，人工智慧研究者開發了無監督深度學習算法、強化學習、強化深度學習、進化計算、深化算法等，開發了基於神經網絡的多目標演化優化方法。」[13]

很顯然，這一旨在構造深度學習等算法的控制策略，同樣可以貫徹到我們對邊緣算法的效用分析和技術哲學解釋上。

事實上，我們在對萬物互聯時代的邊緣算法的後果進行技術哲學解釋時，特別需要一種將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二者統合起來的主體性思維。美籍華裔哲學家成中英先生曾經指出：「人已進入相互理解的時代，這意味著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理解，社群與社群之間的理解，人與人之間的理解。」[14]在此，筆者再補充一句，這種理解還包括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結構化、程序化或算法化及邊緣算法的理解。我們對邊緣算法化的理解和解釋，既可以是直覺的，亦可以是反思性的和經驗性的及體驗性的。

從計算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邊緣算法還存在一個通過對大數據資源的考察和統計分析的問題。[15]比如，我們可以用近視實驗替代無法開展的實驗，數字時代、邊緣算法時代為自然試驗、社會實驗匹配帶來了諸多益處。美國社會學家希爾斯在《中心與邊緣》一書中認為，不論是社會結構的中心層還是邊緣層，它們往往都會以各種方式影響著那些生活在社會所處的生態域中的人們。不僅如此，二者還有價值系統和信念秩序上的差異。[16]於是，我們聯繫到萬物互聯時代的邊緣算法的效用問題，不難得到一個啟示：那就是「不是中心而勝似中心」的邊緣算法的技術社會後果背後，也一定隱藏著某些神秘的價值和信念支配著特定的計算社會的運行，並且這些價值信念會深深地嵌入到「算法社會」和網絡實在空間中，直到被我們所認知和了解。

邊緣算法的強社會效果分析

在論述之前，有必要先對邊緣算法的「效應」、「效果」和「後果」等幾個概念簡單地作一區分。正如「計算」（即反覆應用固定的規則使環境得到改變）和「算法」（指任意的具有精確規則的計算程序）二者存在著行為與規則等特質上的不同一樣，我們對「效應」、「效果」和「後果」的語義使用也是既嚴格又靈活的。在通常情況下，我們只是將這三個名詞當成計算行為的同義語，但有時會從傳播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學科理論角度上加以區別。比如，我們雖然都存在著正反兩方面（好與壞、積極與消極）的情形或分析分野，但有時（如在後果主義視野下考察道德實踐意義的後果之時）也會存在規範性差異。應該說明的是，此處的「強社會效果」是泛指萬物互聯時代邊緣算法產生的技術—社會（涵蓋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變化的後果。

在人類技術後果的評價歷史上，曾經出現許多技術哲學家的記載和評述。近幾十年來，最突出的強效果論當推對大眾電子傳媒的「槍彈論」（亦稱「魔彈論」）和「強人工智慧論」。可以說，每當人類發明一種「利器式」技術時，它們給生活方式和世界帶來的巨大影響和作用，都會激起人們的一輪「技術震驚」，從而為學者創立「強效果論」提供社會心理「土壤」。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首要問題，即我們究竟是重視邊緣算法的技術效應，還是各種算法導致的道德評價行為？正如前文所述，邊緣算法作為一種對人類生活方式和世界構造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鋒技術，它的種種技術優越性、通信信息服務模式的創新價值和應用前景是不容忽視的社會事實。

邊緣算法已經成為5G與工業網際網路、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平台的重要結合點，將在萬物互聯的基點上極大地推動我國5G經濟及相關產業的發展。[17]一種新技術的出現，能否正確地、恰當地認識它的本身價值和衍生作用是衡量一個國家技術戰略水平和國家規劃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誌。就目前而言，邊緣算法的最大價值在於儘快實現其合理的算法權力及價值疊代，[18]以此來促進各種智能生活的算法公正、通訊網絡的社會演進和推動萬物智聯進程。[19]筆者以為，科學地、適度地使用邊緣算法的權力，實現算法融合與發揮協同效應乃是其價值最大化的集中體現。

從後果主義的觀點看，邊緣算法是一種與德性相關的事情。德萊夫認為，「踐行力的特徵的道德屬性完全由它相較於相關備選特徵的後果決定」。[20]如果我們將邊緣算法視為一種客觀性、規則性行為的後果的話，那麼，掌控計算技術的主體——人的道德屬性和社會功利主張必須由實際的後果所決定。

比如，萬物互聯時代的邊緣算法所提供的服務結果，出於一個最終的、積極的道德目的，其技術行為的結果應儘可能的好。從整合的後果主義觀點看，我們對包括邊緣算法在內的任何評價對象的道德屬性都是由其後果所決定的。儘管用後果主義哲學來分析邊緣算法的後果時顯得有些抽象，但其本質上卻是一種極易理解的技術倫理問題。

筆者在這裡引證的後果主義表達了一個每個人都懂的道理：一個前沿技術後果的好壞可以隨著主體參與的行動者倫理品質而變化。至於邊緣算法的純粹數字之美、規則之美，也是始終關乎於某種仁善的功利主義和美德之上的。也就是說，我們評價邊緣算法及其應用的結果或後果，就存在於美好生活的道德追求和理想預期之中。 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即使從因果論的觀點上看，邊緣算法能力和大數據資源的獲取並不意味著因果關係的改變，同時也不意味著「算法美好生活」的效果。「數據化的儒家」的返本開新理念，也不意味著可以解決一切數據隱私和邊緣算法隱私問題。[21]但會提供某種倫理可能性，畢竟「上善若水」。

邊緣算法的有限性效果分析

計算機技術的最大價值不是單純計算速率的提高，而是帶給人類更多更好的服務。邊緣算法不僅僅是技術的產物，而且也是社會需要和人性化的產物；萬物互聯不僅僅是一種「物化」的交易手段，還應該成為一種人類共享的社會互動空間。讓大數據、雲計算和邊緣算法技術走出惡性商業交易和技術崇拜的誤區，並承認其局限性，這是本文最後要談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摒棄一切「技術霸權」的思維。因為人類技術史上任何一種技術都不可能一直先進下去，更不可能完美無缺、無限期的存在，且永遠占據「霸權」的位置。什麼「電視霸權」，什麼「大數據霸權」，什麼「算法霸權」，都難以保持長久。即使是作為邊緣算法載體的傳統架構計算機，也終究會被新一代計算機改進甚或淘汰。最近，據美國頂級《科學》（Science）雜誌發布的2019年科學突破報導，谷歌宣稱「量子計算霸權」已經實現，他們首次在實驗中證明量子計算機對於傳統的計算機的優越性：在世界第一超算summit需要計算一萬年的實驗中，谷歌的量子計算機只用了3分20秒。如此超快的計算速度，表明量子計算機已擁有了超越所有傳統計算機的計算能力。[22]因此，邊緣算法對人類生活和生產的促進作用也是有限的。這是由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和演化發展規律所決定的。 其次，邊緣算法不是對當下人類社會影響最大的生活技術和生產工具，它只不過是眾多的中介因素之一，而且只有在某些主體參與下才能發揮技術社會的功能。同時受到許多使用者的心理態度、計算機網絡操作技術水平和深度學習的能力等因素的影響，邊緣計算不可能自發地、單獨產生效果。 再次，邊緣算法和雲計算中心技術一樣，都不可能擁有、也不需要疊代演進的理想程序或算法。正如《算法霸權》一書的作者奧尼爾所言：「要建立一個模型，我們需要對各個因素的重要性進行評估，並根據我們選出的那些重要的因素將世界簡化成一個容易理解的玩具，據此推斷出重要的事實和行動。我們期待模型能較好地處理一種工作，同時也接受模型偶爾會像一個愚蠢的機器一樣存在很多信息盲點。」 [23] 最後，邊緣算法也會出現產品的物化和異化問題。在哲學家霍耐特看來，物化和異化是一回事，均為因物（人工物）而反作用於人類主體間關係的一種現象。在萬物互聯技術下，「人類對周遭世界所保持的存在之關注具有先在性，並在我們對萬物自然意義與價值之經驗中得到滋養」。[24]

這一點暗合了海德格爾的技術異化概念的本質。羅薩在《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大綱》一書中，也曾談到青年馬克思的五種異化類型，即與自身行動的異化、與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物）的異化、與自然的異化、與他人（社會世界）的異化，以及與自己的異化。因此出發，他還在倫理批判的立場上提出了空間異化、物界異化、行為異化、時間異化、自我異化與社會異化等幾種形式，並認為這種情勢與加速社會的到來不無關係。[25]

誠然，邊緣算法的應用在加速化、低時延等時代特質的確定上，無疑會起很大的促進作用。對此，我們在處理邊緣算法的倫理謎題時，必須予以充分重視。因為這一倫理謎題的提出和分析，也有助於解決「算法社會」中人民日益增長的網絡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及減少因過分追求邊緣算法的最大功利效果所造成的倫理缺失。 綜上所述，我們對萬物互聯時代的興起及其邊緣算法帶來的正反兩方面的技術社會後果，進行了系統的考察和倫理慎思。

萬物互聯作為一種新技術時代的「邊緣算法生活」情勢或特質，引發了許多哲學解釋學和技術倫理學問題，需要我們把傳統的解釋學、倫理學研究應用到對「算法權力」、「算法崇拜」和「算法陷阱」的深度剖析中，儘可能將邊緣算法的優長融合和嵌入到萬物互聯時代的技術社會運行體系里，以此來促進邊緣算法的良性發展及合理應用。

注釋

[1]張成崗：《文明演進中的技術、社會與現代性重構》，《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第14期。

[2] 韋青：《萬物重構：智能社會來臨前夜的思索》，北京：新華出版社，2018年，第51～61頁。

[3]倪志娟：《詞語的形式與意味——沿著福柯的方向思考》，《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4]［古羅馬］盧克萊修：《物性論》，蒲隆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10頁。

[5]［德］馬丁·海德格爾：《物的追問：康德關於先驗原理的學說》，趙衛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第42～43頁。

[6]［英］Timothy Gowers：《普林斯頓數學指南》第一卷，齊民友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6頁。

[7]［德］馬丁·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75～76頁。

[8]［美］艾德·米勒、容·延森《萬物的追問——來自哲學的邀請》，藍江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4年，第97頁。

[9]王蓉蓉、周山東：《天下歸仁與萬物互聯：如何建構新天下主義的理論地基》，《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9期。

[10] 卜向紅、楊愛喜、古家軍：《邊緣計算：5G時代的商業變革與重構》，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9年，第5～9頁。

[11] 施巍松、孫輝、曹傑、張權、劉偉：《邊緣計算:萬物互聯時代新型計算模型》，《計算機研究與發展》，2017年第5期。

[12]［英］W·H·牛頓-史密斯：《科學哲學指南》，成素梅、熊杰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4頁。

[13] 成素梅：《人工智慧的幾個認識論問題》，《思想理論教育》，2019年第4期。

[14] ［美］成中英：《中西「本體」的差異：融通之道》，《南國學術》，2014年第4期。

[15]［美］馬修·薩爾加尼克：《計算社會學——數據時代的社會研究》，趙紅梅、趙婷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52～59頁。

[16]［美］愛德華·希爾斯：《中心與邊緣：宏觀社會學論集》，甘會斌、余昕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年，第3～7頁。

[17]雷波、劉增義等：《基於雲、網、邊融合的邊緣計算新方案：算力網絡》，《電信科學》，2019年第9期。

[18]喻國明、杜楠楠：《智能型算法分發的價值疊代：「邊界調適」與合法性的提升》，《新聞記者》，2019年第11期。

[19] 嚴斌峰：《人工智慧托起萬物智聯時代》，《通信世界》，2019第20期。

[20] ［美］茱莉亞·德萊夫 ：《後果主義》，余露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年，第112～115頁。

[21] 徐英瑾：《儒家怎麼看待數據隱私問題——兼論「數據化儒家」的可能性》，《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10期。

[22]A·Raman et.al., "A sparsecovarying unit that

describes healthy and impaired human gutmicrobiota development", Science , Vol.365, 12July 2019.

[23]［美］凱西·奧尼爾：《算法霸權》，馬青玲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第9頁。

[24]［德］阿克塞爾·霍耐特:《物化承認理論探析》，羅名珍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51頁。

[25]［德］哈特穆特·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6～143頁。

關於作者
唐魁玉，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社科與法學學院社會學教授、博導，中國網絡社會學會暨生活方式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網絡社會學與人類生活方式。主要著作有《網絡化的後果》《虛擬企業和諧互動的社會管理研究》等。

邊緣計算社區經過授權發布，本文首發於《人民論壇·學術前沿》，責編／張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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