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樣的女人，沒有人喜歡跟她做朋友。這是因為，只要她一開口，就像壞掉的水龍頭般喋喋不休，她向周圍人講述著自己的苦難，一遍又一遍，她何止是喜歡傾訴，簡直是訴苦著魔。
事情大約是這樣的，她向周圍同學講述自己家的困境：家境貧窮，父母工作卑賤，家裡並不愛她，不僅因為她是女生，還因為她的出生僅僅作為一個替補，替補那個在十幾歲時溺水死亡的哥哥，出生得晚，十幾歲的她有著五十多歲的父母，看起來，簡直像是爺爺奶奶，貧窮並且無愛，她的家庭是一潭死水。
那時，大家跟她都還不熟，初次聽她的悽慘故事，無不心生悲憫。新官上任的班長，覺得自己要為班上同學做一些實事，他抱著事情沒做成就先不告訴老師的原則，擅自在民間成立了捐助組織，將捐款任務分布到各個小組長，小組長們找組員開會討論，悲慘的故事經過幾次轉述，變得更加悲慘，甚至出現屢受家暴的版本。
沒有多久的功夫，班長把零碎一疊共三百多塊的當時看來是巨款的錢交到她的手中，她接受了這一筆錢，當時我不在場，只是聽說她表現得心安理得。大約是回家後母親發現了她身上的錢，問怎麼來的，她支支吾吾同學給她捐的，母親自恃家裡沒有窮到要被救濟的程度，覺得受到了侮辱，這才跑來學校理論。直到母親來學校里鬧，老師才知道這場全班參與的愛心行動，幾方了解後，才明白，所謂的悲慘命運，或多或少有自我誇張成分，她家境雖不富裕，但也算不愁吃穿，喪子之痛後的唯一女兒，父母又怎會不愛，只是不掛在嘴邊罷了……她訴苦的目的，也許僅僅是為了給各方面都平凡的自己爭取多一點的關注和關懷，並沒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最後的結果，必然是，歸還捐款，被父母責罵，被同學嫌棄。
幾乎沒人跟她講話，準確說，是沒人會再相信她的話。當時的我，雖然認為她多少有些活該，還是覺得她挺可憐的，被孤立的滋味，我也體會過，並不好受。心存悲憫，卻膽小如鼠的我，最終迫於輿論的壓力，選擇做那沉默的大多數，跟她保持著距離。
有一天，她突然找到我，說想讓我幫一個忙，幫忙寄一封信。我的初中是一所嚴厲的寄宿制中學，大多數學生，一個禮拜才能回一次家，我是少數的走讀生之一，家離得近，常負擔一些走私任務，買雜誌和娛樂報紙什麼的，我是個有原則的人，菸酒從來不帶，信件的話，倒是頭一次。
我幫她寄出了這封信，一段時間後，她來問我，有沒有收到回信，我說沒有。後續的日子，她又問了我幾次，依然沒有。我問是很重要的人嗎？她說不是，是在雜誌交友欄目看到的一個地址，想交個筆友，可以聊聊天。她喋喋不休地問我，是不是對方不喜歡她寫的信，不想跟她做朋友，或者是嫌棄她名字不好聽。我只能安慰到可能是信寄丟了。
我越發覺得她很可憐，班上幾十名同學，沒有一個人可以做朋友，只能把希望寄託於遠方，無奈遠方並沒有傳來回音。也許在這個時候，我應該站出來溫暖地說上一句「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啊，有話可以找我聊啊。」可我太怯弱，我沒有這種當英雄的勇氣，我怕成為群體孤立的對象，我必須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在那時，我的內心並不討厭她，我真摯地認為，不能因為對方撒了一個謊而將其全盤否定
我家依然離學校近，偶爾帶她回家吃飯。吃完飯在我臥室里聊聊閒天，她喜歡翻翻看看，打開我的衣櫃，「哇，你好多衣服啊。」
「還好啦，我長個子快，衣櫃里有一些已經穿不下了，你看看有喜歡的沒，穿得下可以拿一些去。」
「好啊，你的衣服都挺好看的。」
她個頭比我小，許多衣服都能穿得下。我一件件地把用不上的衣服挑了出來，她拿了其中一部分，走的時候，拎了滿滿一個袋子。
之後的假期，她也來過幾次我家，走的時候，幾乎都帶走了些什麼，我不再穿的衣服、鞋子，甚至一台有了數位相機後被淘汰下來的傻瓜相機，她拿走的東西越來越多，從我問她需不需要，到她拿著她感興趣的東西問我這個還有沒有用。媽媽說，你這位同學，有點貪小便宜哦。我說，還好吧，反正用不上，拿去也無妨，物盡其用嘛。
當我知道這一切的時候，我感覺歷史總是這麼驚人的相似，我簡直能想像到當年的初中班長含著淚把一疊錢塞到她手中，後來得知她撒了謊的那種感覺。
想到她初中時眾叛親離的遭遇，我還是決定不讓她難堪。只是漸漸地跟她疏遠，不再邀請她去我家，下課後找別人說話，我以為這樣，可以讓兩個人不傷和氣地疏遠，沒有想到，她新一輪的傾訴又開始了。
我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我找她單獨聊了聊，把我知道的都說了出來，問她為什麼非要把自己講得這麼可憐。她突然手足無措地哭了起來，大概自恃理虧，她一句話也沒說。
「你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我轉身離開的時候，她突然哭著問我。
「曾經是」我頭也沒有回，徑直走了，儘管她哭得更大聲。這次之後，我們徹底決裂。
高考是個太強大的存在，它的臨近，足夠趕走所有瑣碎。她說什麼都不再重要了，因為大家都在忙著備考，沒人有閒工夫來聽她傾訴了。
她開始找老師談心，經常晚自習的時候，抱著書本上去問問題，問著問著就把老師請到教室外頭借一步說話，我也不清楚她具體聊了什麼，但猜也大致能猜到，無非是學習壓力和家庭困境。後來，她申請了貧困生助學金，每個班只有很少的名額，她毫無疑問地通過了班主任這一關，但最後並未獲得上級審批，因為她的實際家庭條件並不屬於被救濟家庭。
響鈴，交卷，各奔東西。
上大學以後，我再沒有見過她，只是偶爾聽老同學說起她，她學校和專業都不太好，經常在網絡上找老同學們聊天，問三流學校冷門專業沒背景沒外形的自己，應該怎麼辦？老同學們跟我講這些時的語氣，就像是在講笑話，她口中自己的悲慘世界，已經沒有人相信，更沒有人同情了。
她是一個失敗的演員，把自己精心準備的催淚悲劇演成了啼笑皆非的荒誕喜劇。她講過那麼多自己身上的悲慘事件，真真假假，日復一日，最悲慘最真實的一件，也許她忘了講，那就是，她沒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