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列強入侵山河破碎，可謂是中國歷史上最屈辱的一個時期。清政府雖開展了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但無一例外都失敗了。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有識之士都將目光轉到了國人的思想層面。
章太炎為了「光復中國之種族」，即在1906年所作的《革命道德說》中指出了知恥、重厚、耿介、必信四個道德準則：
昔人以信為民寶雖孔氏之權譎而猶曰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余以為知恥、重厚、耿介三者皆束身自好之謂。而信復周於世用，雖崔符聚劫之徒，所以得人死力者，亦惟有信而已。
知恥、重厚和耿介是晚明大儒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提出的，必信則是章太炎自己加上的。
所謂知恥，就是要知廉恥，要知國恥。正如章太炎在一次演講中所說的：人能知恥方能立國，遇難而不抵抗即為無恥，國知恥近乎勇，既不知恥即無勇可言云。所謂重厚，就是要嚴肅莊重，言行樸實淳厚。正如《法言》中所說的：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所謂耿介，就是要堅定立場，不被世俗所左右。在社會變革時期，有太多的投機分子、變色龍藏在隊伍中，正如魯迅筆下盤起辮子又放下辮子的人。所謂必信，指的則是一種群體道德。正所謂：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事實上，章太炎本人就是知恥、重厚、耿介、必信道德準則的踐行者。早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章太炎就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流亡日本。到了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又因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指出：康有為所謂的「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實際上是「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光緒帝只是「未辨菽麥」的「小丑」。清廷震怒，章太炎被捕入獄。民國二年宋教仁被刺後，章太炎果斷參加討袁行動，因而遭到袁世凱禁錮。
魯迅即曾這樣高度讚揚章太炎：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