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舊必然立新。南渡詞人由於「惡鄭聲之亂雅樂」，故其新的詞學審美觀是以提倡騷雅、反對淫靡配合中興、振興詞風為宗旨構建起來的。舉其要者，大略有三。一是讚美東坡，崇揚「正氣」，走「向上一路」，表現出強烈而鮮明的時代精神。北宋人對東坡的「以詩為詞」多有指責，而南渡後卻幾乎對之同聲稱讚。如湯衡《張紫微雅詞序》揚東坡而抑《花間》，批評《花間》詞：「夫鏤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詩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稱讚以東坡為代表的元祐詞人說：「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胡寅《酒邊詞序》王灼《碧雞漫志》等稱道東坡詞均有著名論述，亦為眾所周知，茲不贅述。
王若虛《滹南詩話》駁斥晁無咎等人評東坡「短於情」之說，盛讚東坡之「雅趣」獨到，不事纖艷淫媟，不與流俗爭勝，「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張炎論詞，以粗豪為病，於稼軒、龍洲多有訾議，卻極贊坡詞之「清麗舒徐，出人意表。」不只評論，在創作中效法坡詞者亦蔚然成風，張孝祥胸次磊落，豪放詞相繼有作，以至終於演變成了以辛棄疾為代表的豪放派詞人雄踞詞壇的局面。這種審美變異的出現，實乃時代截流、中原易主的時世所使然。二是提倡「騷雅之趣」。南渡之初，鮦陽居士即痛感北宋詞鮮有「騷雅之趣」者，於是首先提出這一詞學審美觀念。其實際含義，就是「謳歌載道，遂以化國」。
所謂「載道」「化國」云云，就是要詞繼承「詩言志」、「發乎情，止乎禮義」等傳統詩教。「騷雅之趣」說提出以後，便得到南宋諸多論家的認同，他們大多以此作為論詞的標準，唯「雅」為美。如陳應行《於湖先生雅詞序》云：張孝祥《於湖詞》，「讀之泠然洒然，真非煙火食人辭語。予雖不及識荊，然其瀟散出塵之姿，自然如神之筆，邁往凌雲之氣，猶可以想見也。被之聲歌，薦之郊廟，當其《英》、《莖》、《韶》、《頀》間作而遞奏，非特如是而已。」陳氏所舉《英》、《莖》、《韶》、《頀》諸古樂，皆為古人用於郊廟朝會的雅樂。孔子所謂「惡鄭聲之亂雅樂」中的「雅樂」亦指此類。陳氏用古代雅樂比喻於湖詞，其著眼點仍是唯「雅」為美。朱熹雖為理學大師，但於詞亦偶或涉筆，論詞亦無迂腐氣，唯尚慷慨激昂的民族正氣。
其《朱文公文集》卷八四有《書張伯和詩詞後》云：「右紫微舍人張和父所書其父之詩詞以見屬者。讀之使人奮然有擒滅仇虜，掃清中原之意。」此論雖不及聲歌雅否，卻倡言滅仇復國之意，仍是以詞「言志」為雅。南宋末年詞論家張炎作《詞論》力主「雅正」，也是有感於「舊有刊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有感於「嗟古音之寥寥，慮雅詞之落落」率而成篇的。為了抑鄭聲而揚雅樂，南宋人開始對「花間」晚唐、北宋詞進行揀汰篩選，取雅去俗。他們將其雅者收集編印成集，而剔除那些「淫」之詞。這樣做，一方面標榜雅詞典範，以其影響詞林，引導創作，希圖振興詞體，挽回頹風；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與北宋人大相逕庭的以「雅」為尚的詞學審美觀念南宋初年，比較著名的雅詞總集有三部。第一部是由鮦陽居士於紹興十二（1147）年編成的《復雅歌詞》。
其書五十卷，黃昇《中興以來絕妙好詞序》云：「《復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於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餘首。吁，亦備矣！」第二部總集則是由曾慥編成於紹興十六年（1146）的《樂府雅詞》。有曾自序謂：「余所藏名公長短句，裒合成篇……凡三十有四家。」自序還申述其編輯取捨標準：凡「涉諧謔則去之」，凡為「艷曲」，則「悉為刪除」。只要是雅正之詞，「雖女流亦不廢。」對歐公一代儒宗的「艷曲」不好隨意刪除，曾慥便想出一個絕妙的辦法：先將其指為「當時小人，或作艷曲，謬為公詞」，然後便堂而皇之地將其「悉為刪除」。這樣做，既便於維護去俗存雅的選編宗旨，又為「一代儒宗」清掃了「污跡」，而自己也不落褻瀆「儒宗」之惡名，實為一舉多得的聰明之舉。
第三部是《典雅詞》，編者名，乃錢塘陳氏書棚刊行。清朱彝樽《曝書亭序》卷四三《跋典雅詞》云：「《典雅詞》不知凡幾十冊。予未通籍時，得一冊於慈仁寺集，箋皆羅紋，惟書法潦草，蓋宋日胥吏所鈔南渡以後諸公詞也。」其書雖佚，但顧名知義，乃知意在存雅。此外，詞集選本倡導「騷雅之趣」的還有《梅苑》此書可謂南宋最早一部詞選，編者黃大輿自序謂輯錄於己酉（建炎三年，1129）冬天。所錄乃唐至北宋各家詠梅之作四百餘首。還稱其書名命意云：「目之曰《梅苑》者，詩人之義，托物取興。屈原制騷，盛列芳草，今之所錄，蓋同一揆。」至於南宋後期，選集甚多，如何士信編《草堂詩餘》4卷，選錄唐五代及宋詞367首；黃昇《花庵詞選》20卷，收詞一千多首，是書選錄宋詞以蘇軾、辛棄疾豪放詞派為首位，其中蘇軾詞選31首，辛棄疾、劉克莊詞各選42首，頗具特色；
趙聞禮編《陽春白雪》，共9卷，收詞600多首，多選南宋詞家作品；周密編《絕妙好詞》，專收南宋詞家之作，始自張孝祥，終於仇遠，共132家，全書七卷，共收詞385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此書「去取謹嚴，猶在曾慥《樂府雅詞》黃昇《花庵詞選》之上。」這些選本，其審美趣味各異，選家目的不同，有的與南渡所選諸雅詞之旨，已經相差甚遠了。三是倡言「詩餘」，推尊詞體。明確稱詞為「詩餘」始自南宋。清人衡照《蓮子居詞話》稱：「詩餘名義緣起，始見於宋人王灼《碧雞漫志》。」但是早在北宋的蘇軾就「以詩為詞」，並視詞即詩，這至少有三則材料可以證明：一是蘇軾《與蔡景繁書》有「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勉繼之。」二是其《祭張子野文》有「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婉轉，蓋詩之裔。」
三是其《題張子野詩集後》云：「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波耳。」這三則材料足以證明，蘇軾是最早開啟稱詞為「詩餘」之端的人。不過他所謂「詩之裔」、詩之「餘波」等意，再未經人闡引，故淹沒不名。吳衡照可能一時失考，誤認為始見於《碧雞漫志》。南宋人稱詞為「詩餘」，自有其用意，一為推尊詞體，使詞與詩地位等同，再無尊卑之分；二為標舉雅趣。北宋人判詩詞分疆甚嚴，文士作詞，不過「謔浪遊戲」而已，作詩則態度嚴肅得多。而南宋人稱「詩餘」，正是為了打破這詩詞分疆，明確詩詞同源，不能分異。詩固雅，詞亦雅矣。因此，詞集命名，多用「詩餘」。龍沐勛先生曾對毛晉《宋六十家詞》、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朱祖謀《疆屯叢書》、衡照《雙照樓影刊詞》等四大叢刊的詞集命名情況作了統計，結果是；
「綜上四家所刻唐宋人詞，凡題『詩餘』者二七種，『樂府』者十五種，長短句者十種，題『琴趣外編』七種，題樂章者三種，題『歌曲』者二種，其人自為集或特立名號者不計焉。」據此統計，以「詩餘」命名者最多，便是倡言「詩餘」之風盛行的極好說明。《碧雞漫志》從「古歌變為古樂府，古樂府變為今曲子，其本一也」的觀點立論，指出：「詞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王灼進一步從詩歌發展的角度分析說，古唐、虞之歌，「餘波至兩漢末始絕」；「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這種「餘波」遞變說，大概是「詩餘」說的理論根據。胡寅等人也有類似的看法。南渡以後的這些詞學理論，皆立足於時代，著眼於變化，結果變出一套與北宋迥然不同的審美理論。
這些認識對詞的創作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比如在南宋前期，代表時代高峰的辛派詞人應運而生。稼軒宣稱自己「有心雄華泰，無意巧玲瓏。」（《臨江仙》）劉克莊亦稱「粗識國風關雎亂，羞學流鶯百囀，總不涉閨情春怨。」（《賀新郎席上聞歌有感》）他們棄舊圖新，再造輝煌，以其雄奇壯闊的詞篇，創造了縱橫古今、馳騁萬象的詞苑新美境。這個新美境，正是南渡以後新詞學理論的成果體現。總之，以「言志」為美，是南渡時期詞學審美的基本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