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當代人撰寫當代史問題
當代人撰寫當代史優越性很多：更容易收集史料，特別是第一手的史料。可以訪問傳主的戰友、同事、親屬等，甚至可以見到傳主本人，直接獲悉有關重大事件的情節，故而撰寫的傳記真實可信。好比畫家畫人物像，見到被畫者本人，就比只根據文字記載或口述作畫，憑想像描繪，畫得更像。當然，當代人寫當代史，也存在某些弊端和困難，例如有少數當事人，誇大個人功績或淡化過失，有的傳主親屬干涉傳記寫作。這些屬於個人方面的問題，只要認真對待，是不難解決的。最大的困難是，真正的歷史必然要觸及國家的方針大計問題，有些問題當時難以下結論，有時還難免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干擾。在封建社會，秉筆直書者甚至會遭至殺身之禍。因此，在中國歷史上當代人通常不寫當代史。二十四史除司馬遷寫到當代外，都是後代人寫前代史。司馬遷《史記》完稿後，只能藏之名山，傳之後代，由他的外孫楊惲出版，以至後來有人埋怨「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史記》流於後世」。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曾命令司徒崔浩組織人撰北魏史，並指示「務從實錄」。崔浩按他的指示做了，真實記錄北魏包括拓跋燾在內的幾代帝王的善惡功過，拓跋燾大為震怒，認為崔浩「暴揚國惡」，將其斬首，誅及九族。
中國共產黨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從根本上說，黨不會掩蓋自己的過失，這為當代人撰寫當代史創造了良好的氛圍。當代人撰寫當代史的另一個問題是，以什麼態度、拿什麼作依據來記錄、評論當代發生的事件。因為人的認識是有局限的，我們對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出現的某一階段和某些局部錯誤，當時可能不會認識得很清楚，如果匆忙下結論，就可能出差錯。所以，當代人撰寫當代史一般仍應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歷史沉澱過程之後動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80年中，經歷了兩次大的歷史沉澱，即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兩個決議分別對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兩個時期的重大問題，作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這兩個決議是中共黨史人物研究的主要依據。如果沒有經過歷史沉澱，就對某一階段、某些人的功過是非進行公開表揚宣傳或批評指責，往往會出差錯。如50年代後期和「文化大革命」前，為配合當時形勢，各地編撰出版了不少中共黨史人物傳和黨史書籍，把黨史上未經沉澱甚至是錯誤的內容，當作正確的寫進傳記。這是黨史人物傳記編撰出版的深刻教訓。
二、治史目的與實事求是
人類社會活動都是有目的的，治史更是如此。編撰出版《中共黨史人物傳》的目的是頌揚老一代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和人格、風範，增強廣大黨員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政治堅定性和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性，激勵他們為我國經濟建設貢獻力量。我們治史的目的與實事求是原則是一致的，但怎樣貫徹好實事求是原則，是需要深入研究、慎重思考的。比如，新中國成立後的某階段，黨的路線、方針出現了失誤，黨的重要領導人參與制定和貫徹執行了這些政策，犯了嚴重錯誤。如何撰寫這些人物的這段歷史，在《中共黨史人物傳》編委會內曾存在不同認識。這種爭論概括起來是兩種意見：一種是應從馬克思主義辯證發展的觀點出發，充分肯定人物的重要功績，對人物所犯的某些嚴重錯誤，應予以批評，但宜粗不宜細，目的是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明確前進方向，引導人們向前看，更加兢兢業業地把各項工作做好。另一種是主張如實地直敘其人的功績和過失。這兩種態度孰是孰非，應該以是否有利於維護安定團結和改革開放事業這一總的政治目的為圭臬。
研究歷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但為歷史而歷史的純客觀主義的史學是不存在的。孔子作《春秋》傳諸後世，迴避了當時魯國許多重大政治問題。例如魯國242年中魯君之見弒者四（隱公、閔公、子般、子惡），見逐者一（昭公），見戕於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見其文，孔子的學生還說「魯之君臣未嘗相弒」（《禮記·明堂位》）。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是為君王提供統治經驗，「故凡帝王應有之史的知識無不備，非彼所需，則從擯闕」。中國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會隱瞞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但在進行黨史研究時同樣存在怎樣記錄、評價這些缺點和錯誤，以正確貫徹落實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問題。當今世界局勢尖銳複雜，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面對多方面的挑戰，黨史學不講目的性是不可能的。只要人們的思想認識有分歧，歷史學的傾向性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正確把握主流、本質、大局基礎上的實事求是，才是真正的實事求是。
三、尊重史實與藝術創作
有人認為，歷史傳記是真實的記載，無需藝術創作。藝術創作是文學、美術、戲劇等領域的範疇。其實，歷史傳記也需要藝術創作。歷史傳記的藝術創作是在恪守客觀史實基礎上進行的。在表現人物的重大活動時，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參加者、性質必須是真實的，但參加者的思想感情、神態、動作往往是沒有記載的，那麼，怎樣把握時機，抓住典型，把人物的英雄形象，入情入理地通過語言和行為表現出來，給人以深刻感染力，就是藝術創作的範圍。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了劉備三顧隆中時諸葛亮與劉備的談話。諸葛亮對當時的幾個政治集團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以及它們的發展動向和後來三國鼎足之勢，分析得明了透徹，銖黍不忒，令人深為感佩。試想當時劉備、諸葛亮密談時，沒有第三人參加，誰知道他們談的內容？除非兩人中一人作了筆記，或者二人中有一個同世人談過，並有記載。這兩種情況都不存在。諸葛亮在前《出師表》里只寫了「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這幾句話，證明劉備三次到諸葛亮草堂求教，諸葛亮很感動，答應出山是事實，但沒有涉及談話內容。陳壽根據《出師表》這幾句話，深入研究了諸葛亮當時的心態、謀略和後來的成就，創作了《隆中對》，成了千古美文。
「史家追述真人真事，必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劇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錢鍾書《管錐編》）。撰寫人物傳記最難的是分析理解人物，以及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特有的心態和情緒。這是深層次的、也是很重要的東西。如果只注意史料的整理擇用，會使一個生動活潑的人物形象變得乾癟、呆板、枯燥，讀之如嚼蠟。這樣的傳記，史實再豐富準確，也不會為讀者所歡迎。在黨史人物傳的撰寫中，有兩種傾向值得注意：一種是只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忽視對人物心態、活動的研究，花了幾年工夫，跋山涉水，訪問查檔，整理出一篇類似年譜的傳記。另一種是不注重人物史跡的考證，著意於人物思想神態的描寫，撰寫出的是脫離實際、甚至子虛烏有的傳記。一個好的黨史人物傳作者，不僅要有歷史學家的真實，還應具備詩人的靈感、小說家的筆觸、藝術家的技巧，這樣，才有可能在求真求實的基礎上，把人物寫得生動、形象、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