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家政工群體，大概是從改革開放以後，開始大規模地在城市裡出現。根據艾媒諮詢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8 年，中國家政服務業的從業人數有 2542 萬人，其中大部分是 40 歲以上的女性。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進城務工的農村婦女，二是 90 年代末失去了原本工作的下崗女工。
在家政行業中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是住家保姆，不同於普通小時工或者保潔員，她們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裡沒有自己的住處，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被框定在僱主的家裡，像遊戲里的 NPC（工具人）一樣，圍著另一個人的生活打轉。
你可能就會想像，什麼樣的人願意放棄自己原本的生活去做這樣一份工作呢？
她們說，她們其中的很多人都是迫不得已才從事了這份工作，因為學歷低、沒有其他技能，家裡的孩子和老人又需要錢；或者是因為夫妻關係不和、丈夫家暴的原因希望逃離原本的處境。
在今天這期節目裡，我們採訪了三位「鴻雁之家」的家政女工，以及這個機構的負責人梅若。
■ 天津，一些老年家政工 圖/梅若拍攝
梅若：
我叫梅若，我是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的負責人。
大概是 2011 年的時候，有一個基金會工作的朋友找到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做一個關於家政工的紀錄片，我答應了。
因為這個事，我一下子就認識了有 40 多位家政工。隨著跟她們的接觸和交流，我發現她們是一群非常不一樣的女性，她們身上有一種很頑強很堅韌的生命力。
後來，我就做了「鴻雁之家」這個公益機構，希望能給城市裡這些邊緣的勞動女性提供一個休息、聚會、互相交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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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別人家的保姆，我的孩子成了有媽的孤兒」
第一位講述的大姐人稱譚姐，她是鴻雁之家文藝組的副組長，平時會組織大家唱歌跳舞，是個愛張羅事又很有能力的人。
鴻雁之家的負責人梅若告訴我們，如果當初譚姐沒經過那個不幸，她也許就不會背井離鄉到北京來做家政，她的人生可能會很不一樣。她是職高畢業，在那個年代，對於農村的孩子來說，能讀到職高已經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了。
■ 譚姐（右二）與其他家政工一起參加表演
譚姐：
我之前在四川讀職高的時候，學的是烹飪專業，實習的時候還是用木炭炒菜。炒菜的時候腳下有個裝木炭灰的坑。有一天下午沒多少人，我洗乾淨鍋以後燒了一鍋開水，結果一腳踩空了，那一鍋水全部澆到我頭上了。我同學把我送到醫院去，因為燙傷特別嚴重，昏迷了 7 天 7 夜。
我媽我姐都以為我活不過來了，那個時候我才 18 歲。我現在回娘家的時候，三弟還跟我聊，他說那個時候看見你頭腫得跟豬頭似的，頭髮全都沒了。可是我想不起來了，因為那個時候昏迷了。當時因為毀容特別自卑，我的奶奶老說我破相了，嫁不出去了。那個時候正好有一個親戚從廣東過來探親，我就嫁到廣東去了。我媽不讓我去，我非得去。
譚姐發生了這個事情之後，她的人生好像一下盪到了谷底。她當時其實是有一點自暴自棄的感覺，所以哪怕男方的條件不是很好，她還是很快地結了婚。她拖著身體上的傷害，又沒能在婚姻關係中得到一個精神上的撫慰。
她在結婚以後生了三個孩子，但是與丈夫之間的感情始終不太好，婚後丈夫長期對她冷暴力，到後來兩個人之間幾乎沒有了任何交流，家裡經濟上就靠種菜維持，還要供著三個孩子，就過得很難。不得已之下，譚姐離家出走了，她到北京投靠親戚，開始做住家阿姨。
譚姐：
一想起來那個時候我就想掉眼淚。離家出走的時候特別生氣，連孩子都不想管。等靜下心來的時候，心想還是不能不管孩子。
我剛開始離家出走的時候，三個孩子也有點生氣，尤其是老大老二。我這麼一走對他們的學習特別有影響，但是後悔也沒辦法。
現在老大老二沒那麼強的牴觸情緒了，因為畢竟他們走入社會了，也知道當媽的辛苦了。以前他們上大學的學費，生活費都是我給的。
有一年我把閨女帶到北京，她那個時候年紀小，在飯店上班，沒想到跟著傳銷的人跑了，每天給我打電話要錢，我很為難，當時都報警了。
我閨女養那麼大，怎麼不知道識別騙子？我一聽她跟我要錢的時候，就知道她進傳銷了。我要是不繼續工作，他兩個哥哥每年的學費生活費怎麼辦？那個時候特別煩。我當時的客戶就給我想辦法，幫我打電話勸閨女。
最後我沒給錢。可能傳銷的發現她沒錢，就把她放回來了。
■ 在僱主家工作的譚姐
很多做家政工的姐妹，對於自己的孩子都有很深的愧疚，因為她們可能從孩子一兩歲就出來打工了，一直到孩子成年，她在孩子十幾年的成長中都是缺席的。
原來范雨素寫過一首詩，講育兒嫂離開自己的孩子，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她就說沒有辦法，因為「地里掙不出奶粉錢」。所以她做了別人家的保姆，她的孩子成了有媽的孤兒。
鴻雁之家的另一位家政女工陳會蓉，她在孩子一歲的時候就出門打工了，她一邊在北京照看著別人家的孩子，一邊想著老家自己的孩子。她每次給家裡打電話的時候，都是孩子在那邊哭，她自己在這邊哭，根本講不了話。
這些家政女工在做保姆的同時也是年輕的母親，迫於生計她要離開自己的孩子，去照顧別的小孩，這種落差是非常殘忍的。但是為了掙錢，她們不得不這麼做。
譚姐算是比較幸運的，她在北京做了近 10 年家政的工作，雖然平時見不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好在服務過的 4 個僱主都對她很好，僱主對她的工作非常認可，現在每個月能掙 7500 塊錢，比在家裡種菜多多了。
譚姐：
我在現在的僱主家工作已經有 4 年多了，他們家老二還沒出生的時候我就在。以前孩子小，我就輔助帶孩子，現在孩子 4 歲多了，沒有那麼黏人，可以自己玩了，而且他的媽媽也不用上班，我就不用看孩子，現在主要做飯做家務。
孩子的媽媽比我小 12 歲。孩子的爸爸跟我一般大。他們素質比較高，比較好說話。比方說他們夫妻吵架的時候，前一秒還在大吼大叫，跟我說話的時候就變正常了。
最近他們在家辦公，有一天中午我問他們吃不吃飯，他們不吃，因為早上吃的晚，我說那就蒸包子吧。
下午 3 點多的時候爸爸問，「我包子蒸好沒？」
我說，「還沒呢。」
媽媽聽到爸爸這麼問就不高興了，說，「你這是把自家當飯店了？想什麼時候吃飯就什麼時候吃飯？中午問你吃飯不，你說不吃，現在 3 點多你就問包子蒸好了沒有？你要是想 3 點多吃飯，你得提前給阿姨打招呼。」
他們對人挺好的。我只要是幹完活了，坐著或者躺著休息，他們一般不會說我。
他們不像有些挑剔的人，會為難你，不讓你上桌吃飯之類的。有時候菜還沒炒好，要是客戶他們先吃了，比如說有 8 只蝦四個人吃，他們一定會分給我 2 個。
我說，「沒事，給孩子多吃點吧。」
爸媽就說，「不行，不能慣著他，凡事都要分享。」
我確實挺幸運的，我遇到的客戶確實都是特別好的。
■ 疫情期間的譚姐
譚姐做住家阿姨這 10 年來，她一直在不斷地習得能力，她把僱主家收拾得井井有條，帶孩子也有一手，再加上她原本就是學烹飪的，做了這麼多年更是越來越好了——這份工作的成功也讓她逐漸變得更加自信。
這些年來，她憑自己的努力供家裡的兩個孩子上了大學，贏得了每任僱主的認可和信任，這其實是特別值得驕傲的，她也因此變得更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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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男僱主的性騷擾
家政阿姨看似是一個特別簡單的工作，但其實對於家政工的情商要求特別高，你如果在別人的家裡工作和自處，如何調節自己與僱主之間的關係，其實都是一門學問。
因為這個工作的特殊性，所有的事情都是發生在一個陌生人的家裡，並不是所有家政工姐妹都像譚姐有這麼好的運氣。有的僱主可能並不尊重你的工作，甚至還會對家政女工性騷擾。
比如梅若剛剛提到過的小陳，陳會蓉，她是四川人，她最開始來北京的時候是一個冬天，她本來沒想做家政，後來天氣實在太冷了，她才下決心去做住家保姆，主要是因為僱主的家裡有暖氣。
■ 陳會蓉在觀賞藝術作品
陳會蓉：
我是 2018 年到的北京，在沒有找到固定活之前，就去家政公司排隊做小時工，掙點生活費—— 12 塊錢一個小時，家政公司得抽 4 塊多，相當於到我手上的只有 7 塊多。我就那樣一邊找零活，一邊等固定工作。
我找的第一份固定的活，就遇到一個特別不順心的僱主，是一個老頭。
當時他們家對我還挺滿意。他們家跟我家一個姓，去他家就感覺像是去自己家一樣，感覺還挺幸運，沒想到去了之後發生了那樣的事。
剛開始的時候，那個老頭沒事會拍拍肩我的肩，我覺得他的年齡跟我爺爺的年齡差不多，完全沒有往那方面去想，就覺得他拍拍肩是屬於長輩對小輩的那種。
但是有一次，他太太跟他女兒出去了之後，他就開始對我動手動腳。
我給家政公司打了好幾次電話，但是家政公司跟我說，要我自己處理這件事情。家政公司推脫了好幾次，最後我沒辦法只能自己用手機錄音保存證據。
當時我揣著開著錄音的手機，就跟老頭說，「我不幹了」。
他可能是有點緊張，說了一些可以當作證據的話，還塞給我 50 塊錢。
我回去的時候把這 50 塊錢交給家政公司里的老師了，但是他們也沒管這事兒。我說，「我不要他們賠錢，我的要求是要女方帶著他的爸爸上公司當著公司人的面給我賠禮道歉。」
但是他們最後也沒有賠禮道歉，僱主承認他那邊是違約方，然後賠了我一個月的工資。這件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就那樣，家政公司的老師還一直跟其他來家政公司找活的姐妹說我比較有心機，通過錄音得到了一點賠償。
我覺得一定要拿到有力的證據才是才能保護好自己。就拿我的事來說，如果我沒有錄音，就去找他的女兒談這件事情的話，有可能她會反咬我一口說我勾引她老爸，想從他老爸那裡拿錢。
讓人感到很無奈的就是，那件事情發生之後，我們家的親人也從我身上找毛病。我屬於那種每天都是一張笑臉的類型，我嬸嬸就說是我的笑讓人家誤會了。我覺得挺無語的，「難道我愛笑也是個錯？」我覺得連自己家裡人都這樣去評論我的話，外面的人也會那樣去評論我，可能也有一部分人會跟我說，肯定是我有某些地方沒有做好。
■ 陳會蓉
後來到鴻雁之家之後，他們說，「有些事情分享出來，能讓更多的姐妹在這些方面吸取經驗教訓，有所警惕。」
我就在那邊跟姐妹們分享了這件事情。我就發現其實很多人都遇到過這種事情，但是大部分都是能忍就忍。
有的做小時工的姐妹會遇到僱主家裡只有男主人的情況，那個人還衣衫不整地躺在沙發上。她們回去向公司反映，但是家政公司不會把這個人納入黑名單，而是第二次派一個年齡更大的大姐去。家政公司還是以賺錢為主，這樣做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遇到那件事以後我就很少做住家保姆了，內心覺得特別排斥，因為我們要深入到別人家裡，遇到很多事情有嘴都說不清。我不想再惹上麻煩。
其實在照顧老人的家政工里，有不少人都受到過性騷擾。但是因為老年人的攻擊性一般比較弱，可能是摸了一下之類的，有的上了年紀的大姐就會選擇忍過去就算了。
像陳會蓉這樣的，年輕一代的家政女工，往往會更勇敢和果斷一些，她們絕不容忍這種行為，也懂得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去保護自己。我們在鴻雁之家也經常會向她們普及這樣的知識，錄音是基本的，也幾乎是唯一她們可以維護自己權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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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家政工，也是一名創作者
因為家政工的工作環境比較隱蔽，一旦與僱主發生糾紛，她們往往會處在一個非常被動的局面。在很多人的觀念里，這就是一個伺候人的活兒，所有的工作都要遵從於僱主的意志，有的僱主會對阿姨吆五喝六，不讓她們休息、甚至是辱罵她們。
接下來的第三位講述者，是一位來自黑龍江的家政女工，她在北京做家政十來年了，曾經不止一次地受到了僱主的刁難。
■ 照顧老人
尹小偉：
我名字叫尹小偉，我來自黑龍江，2000 年我從建築公司塔吊司機的崗位下崗，2006 年來北京做家政，一直到現在，做了十幾年。
第一個僱主是一對在海淀二炮安寧莊的老夫婦，老爺子以前是二炮基地的一個政委，我在他那幹了 9 個月。
當時，老太太的兩個女兒去家政公司找人，因為第一次做家政，我不太會談單，都是老師在跟他談。老師把我介紹給他們，他們還不放心，怕我虐待老人。
我跟他們說，「你放心，我不會虐待你的父母的，我會把他像我自己的父母一樣對待。」
他們也跟我表態說，「行，如果家裡活多你干不過來的話，我們會回去幫你。」
結果事實完全相反，到那以後不是我虐待老太太，而是老太太虐待我。那老太太以前是文革時期一個造反派的小頭目，她在家沒事就虐待我，就跟批鬥造反派一樣，我受了她 9 個月的批鬥。
她有一雙特別貴的高筒襪子，是她大女兒給她買的，據說能治靜脈曲張，她的腿有靜脈曲張。她那雙襪子原來放在我住的房間裡，她有一天拿出來向我顯擺，顯擺完之後放到她自己的臥室了。她忘記放回自己房間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年紀大了。但是隔幾天她想起那雙襪子，在我的房間裡找不到，就瞅著我罵，說，「東西丟了，家裡出賊了！」
因為家裡沒別人，就是我一個外人，她明顯是在罵我。但是那雙襪子確實是找不見了，我又不敢跟她頂撞，她追著我罵了好幾天，因為第一次做家政沒有經驗，不敢惹她，畢竟她是個老年人。
有一天我到她臥室抽屜里找針線縫扣子，一下發現她那雙襪子了，我就給老太太送過去了。我說，「大媽，這不就是你那雙 260 塊錢的襪子嗎？」
老太太當時見了我就態度 180 度大轉彎，說「小偉啊，你大媽我不叫人了，我記錯了，我忘了。」
我當時心想，你忘了沒關係，你不能說丟了，還瞅著我罵家裡進賊了啊。
第二次是她把治靜脈炎的藥放到床頭櫃裡面，後來也是忘了，找不到了，她又瞅著我罵，說她藥丟了，家裡有賊。
因為有過上次丟襪子的經驗了，我就裝聾作啞不理她。她罵了半天才想起來放在床頭櫃里，她找出來以後告訴我，「我那藥找著了，在我床頭櫃的抽屜里。」
她就是這麼個人，在家沒事就批鬥我。
還有就是平時吃飯也吃不飽。她晚上只給我一個小饅頭，不讓我多吃，菜也只炒那麼一點，留一個肉菜給老頭自己吃，我只能吃素菜，鹹菜也不給吃。
後來我休息的時候回公司，有個老師是我們老鄉，跟我關係挺好，她一聽說我回去了，就趕緊上食堂弄了一兜鹹菜給我帶回去，她知道我在客戶家吃不到。我曾經把這個經歷寫成一篇文章，寫了十頁稿紙，叫《與造反派相處的日子》。
■ 尹小偉和她的寫作老師在一起討論
保姆作為一個虛擬的家庭成員，生活在僱主家，跟僱主說是一家人，沒有血緣關係，說不是一家人，又一天 24 小時朝夕生活在一起。一個家政人員就像一個隱形的人。我們的工作環境比較隱蔽，也比較特殊，一旦發生爭執，取證也不方便，就像之前一個僱主坑了我 1000 多塊錢，我也沒法取證，算完工資他們家就往出轟我。
其實做家政隨時都有下戶的可能，沒有常勝將軍，客戶隨時可以換人，他不高興立馬就要求換人，對我們來說太正常了。但是我們要是說不想在這家幹了，有的客戶就立馬大發火。
我去年遇到的一個客戶就挺不講理的。因為去年的 4 月份我媽病了，我回到老家 10 天。她就天天說我，「你們保姆待遇太好了！你還有 4 天休，你還有法定假，誰給你的？你們不應該受法律保護！你們就不應該有這個假！」
我倆就因為休假時間發生了矛盾，她不想用我，我就走了。
我平時跟她奶奶和她姑相處得都還可以，她們允許我在家裡寫東西、看書，網絡學習之類的從來沒落下過，老太太她們都挺支持我的，所以我對她們也挺感激。
臨走的最後那個月我就跟她姑和她奶奶說，「最後這個月你們別按 5000 塊算錢了，按 4500 塊錢算就行。」就這樣，當時那個小丫頭還故意又少給我兩天錢，但是她二姑挺好的，臨走又給我賠不是又塞給我 300 塊錢現金。
小偉的丈夫在她很年輕的時候就過世了，之後她一直是一個人，她是城鎮戶口，家裡沒有地，也沒有房子，所以她不太像一些農村出來的姐妹，就算不幹了回到老家還有一個容身之所。
她之前在鴻雁的活動上做過一本故事書，其中都是她過往的經歷，她特意把那本書做成了房子的形狀，她當時說，自己後半生最大的夢想就是通過做家政賺錢，買一間自己的小屋。
■ 尹小偉的作品《塵埃的足跡》在德國展覽
她的另外一個念想就是寫作，她在寫作這件事上非常執著，她幾乎所有的休息時間都用來做與文學相關的事了。
尹小偉：
我小的時候就喜歡聽故事，聽《火燒琵琶精》一遍就能記住，再自己原汁原味地講出來。等到上學的時候，我的作文特別好，上課的時候老師在上面講代數、講幾何，我在底下寫「東遊記」，寫唐僧西天取經回來的路上，又遇到妖魔鬼怪。我只寫了一段，放在一個小書箱裡，結果小書箱讓我媽給賣了。
從走出校門起我就沒扔下過筆，一直在堅持寫作。2006 年，我在尖椒部落發表了第一篇散文《童年的綠蔭》，那是我剛來北京的時候寫的。現在我每天晚上會寫作到 12 點，然後睡覺，因為第二天我還要幹活。
我最早參加過工大的課程，講城市與工人的關係；去年又進了一個讀書會，讀《蘇菲的世界》。今年我主要參加的是網絡課程，前幾天剛結束一個關於疫情時期的寫作課。但即便是網絡課，我也只能聽回播，因為我沒時間。
也許你從小偉的錄音里能聽出來，她的聲音壓得很低，因為我們採訪她時她正在一個僱主家，每天早上六點多起床，晚上九點才能下班回到自己的小房間，小心翼翼地跟我們通話。
她說，現在這個僱主每天只給她 8 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有的時候連洗澡的時間都沒有，所以她只能犧牲一兩個小時的睡眠來堅持寫作和上網課。她的每篇文章都是手寫在廣告紙的背面，然後再找機會發布到網上。
■ 尹小偉在掛曆紙背面寫作
梅若告訴我們，她做鴻雁之家這些年來，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僱傭關係可以更平等。家政女工不是一個勞動工具，勞動只是她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不留給她們一個屬於個人的小角落，她們就成了城市裡的隱形人，被框定在一個個陌生的家庭里，日復一日地勞動。
她們應該得到尊重，擁有屬於自己的娛樂，參與社會生活。
小偉已經找到了一個屬於她自己的渠道，至少在每天這僅有的一兩個小時裡，她不再僅僅是一個寄居在他人房檐下的勞動者，還是一個具有自覺意識和思考能力的創作者。
這是特別好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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