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中，公共衛生監控對隱私權的侵犯可謂觸目驚心。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的平衡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有三個原則應當遵循

監控的黃金時代

2015年12月2日，已婚夫婦賽義德·法魯克（Syed Farook）和塔什芬·馬利克（Tashfeen Malik）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貝納迪諾的一家社會服務中心發動恐怖襲擊，造成14人死亡、22人受傷。兩名襲擊者隨後在與警察的槍戰中喪生，死前銷毀了他們的個人電話。但法魯克留下了他為之工作的縣公共衛生局發給他的工作電話，一部運行iOS 9作業系統的iPhone 5C，不過已用四位密碼鎖定，並且，根據蘋果的設置，在嘗試10次密碼失敗以後，手機將自動清除所有數據。2016年2月，當國家安全局無法解鎖設備時，聯邦調查局要求蘋果公司開發一個手機作業系統的新版本，將其安裝並運行於手機的隨機存取存儲器中，以禁用某些安全功能，從而可以打開手機，查看恐怖活動的線索。

這一要求為蘋果公司所拒絕，它聲稱自己奉行從不破壞其產品安全功能的政策。聯邦調查局成功申請到美國地方法院法官謝里·皮姆（Sherri Pym）的一紙法院命令，強令蘋果公司創建並提供所需的軟體。

蘋果公司再次宣布反對該命令，理由是創建後門會對廣大蘋果用戶構成安全隱患。蘋果的加密系統不只是保護一台設備；它保護每一部手機。國家和網際網路公司之間的法律大戰一觸即發。就在此一關鍵時刻，聯邦調查局宣布他們找到了能夠協助解鎖iPhone的第三方，因此撤回了原請求。

雙方在這場戰鬥中利益重大。執法部門顯然持有打擊犯罪和制止恐怖襲擊的充足理由，沒有人對此表示懷疑。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2016年4月談到美國應始終平衡隱私與公共安全，而加密技術卻破壞了這種平衡。「強加密的邏輯意味著所有人的生命，包括執法者，都將很快受到影響，」他說。「在我看來，根據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價值觀，絕對的隱私以及那些認為政府應該把手從民眾的手機上拿開的想法沒有任何意義。」

問題的焦點是政府是否可以要求科技公司製造帶有後門的加密設備。本質上這是矛盾的：如果一個設備留有後門，則它就沒有加密性。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Tim Cook）在接受《時代》雜誌採訪時說，問題不是「隱私與安全之爭……而是隱私並安全與安全之爭」。不妨理解為：前一個安全指的是個人的數字安全，後一個安全是國家安全。

庫克相信：「我們現在生活在監控的黃金時代。我們所有人留下的數字足跡到處都是。」也因此，這件事並非個例，而關乎「科技民主」：「這不是一起單獨的個例事件，它將影響未來整個美國、甚至全世界的科技界……這樣一個會影響到上億人的決定不該由任何一個人說了算，不論是法官還是FBI。它是需要被討論的，被所有人共同決定的。」

這是一場典型的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之爭。美國政府相信自己代表公共利益；蘋果公司義正辭嚴地捍衛個人隱私。而庫克的話表明，兩者之間的界限並不清晰，而判定公共利益止於何處、個人隱私又始自哪裡，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公共利益課題。

這場有關安全性和隱私性的公開鬥爭未開局即告終，給各方留下了太多困惑，人們從來沒有得到關於安全性還是隱私性優先的答案。平衡二者的焦點始終在於：代價有多大？公眾必須必須放棄什麼？

同樣的矛盾局面在四年後又一次上演。針對2019年年底發生的佛羅里達州海軍航空站槍擊事件，美國司法部長William Barr要求蘋果解鎖嫌疑人的手機並提供後門，蘋果以「美國人無需在削弱加密和解決調查中做出選擇」的說法予以了拒絕。

在現實中，國家安全與企業利潤的雙重要求，已然妨礙了更大的隱私保護。「隱私」這個東西，在消費者常以其換取方便的今天，聽上去不像是什麼了不起的需要堅決捍衛的價值。其實你這樣想就大錯特錯了：隱私乃是自由的核心，通常會支持其他基本權利和自由。擁有它意味著你可以自由選擇如何處理自己的身體，或者誰可以看到你的個人信息，或者不受妨礙地與朋友和同事交流，以及決定誰有權監視你的行為並記錄你的生活，又是根據什麼理由。

這些全部都是十分重大的課題，它們是不可能長期懸而未決的。果不其然，2020年一開始，這些問題又殺回來了，借著「危機」的名義。

數據密集型的公共衛生監控

庚子開年，前所未聞的新冠病毒蔓延五大洲。2月28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將肺炎疫情的全球風險提升至「非常高」，這是該組織對於風險評估水平的最高等級。

當傳染病以如此之大的規模爆發時，及時訪問數據通常很關鍵。首先，重要的是要知道誰與感染者緊密接觸或乘坐同一班飛機或火車。其次，也要了解誰和誰居於同一個住所中，這些人又身處哪個社區。再次，檢查手機定位信息和數字地圖從而了解人群在城市中的旅行蹤跡以及全國的遷徙情況，以追蹤疾病的潛在傳播路徑，可能也非常重要。實際上，公共衛生監控是一種數據密集型（data-intensive）實踐，必然引發個人隱私問題。

在分析個人隱私受到多大影響之前，首先需要界定何為隱私。隱私，像大多數抽象概念一樣，對不同的人可能有著不同的意義。它可以意味著隱居——隱身一個不必害怕他人窺視的地方。此種意義上的隱私指向一種不受他人打擾、侵犯、為難的私人空間的欲求，此一私人的空間感也包括身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強姦構成了對個人隱私權的最大侵害之一。與此同時，隱私也意味著一種控制自己的個人信息的披露時間和方式的能力。最後，隱私還是一種個人免受不正當的外部干擾作出有關自身的根本性決定（例如墮胎）的權利，此種隱私權建立在美國最高法院布蘭代斯大法官（Louis Brandeis）的「獨處權」（right to be left alone）概念上。

若用這三種隱私權來觀照，新冠肺炎中，公共衛生監控對隱私權的侵犯可謂觸目驚心。我們以《新華每日電訊》2月26日在「我的戰『疫』口述」專欄中發出的一篇題為《如果沒有那位警官，北京順義的那個夜晚，更讓這個鄂籍「北漂」徹骨寒》的採訪為例。

一位26歲的自由職業者徐暢（化名），湖北籍，春節未回老家，而是和丈夫一起，去他老家徐州鄉下過年。接下來，兩口子復工回京經歷了一系列「奇遇」：

2月16日下午，在徐州市區進丈夫家小區時，工作人員見是湖北戶籍，讓徐暢發簡訊給電信，查詢了最近14天的行程，確認一直在徐州才放進門。——此為電信疫情大數據，由工信部統籌三大運營商提供關於用戶行程的簡訊查詢服務，用戶可查詢本人在前14天去過哪些地方（停留超過4個小時）。雖然查詢自己的信息不違反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相應法規，但是，很明顯查詢結果需要拿給社區人員瀏覽確認。

2月16日晚10點，夫婦二人回到位於北京順義的租住小區。社區工作人員查驗身份證，說徐暢是湖北人，不得進小區。徐暢解釋說，整個春節期間都在徐州，根本沒回過湖北，並把下午在徐州時的電信查詢結果給他們看，上面清楚顯示徐暢最近14天一直在徐州。然而，工作人員仍堅持只看戶籍，不認簡訊。——三大運營商表示，電信疫情大數據平台開放一周，累計查詢即已超五千萬人次；手機用戶在被問及有關行程問題時，可用平台簡訊自證。然而，現實冰冷，這些大數據的效力不敵戶籍「死限」。

徐暢夫婦系通過自如租住公寓，此時只好尋求自如管家的幫助。管家和社區溝通無果。管家告訴徐暢說，現在全順義的小區都這樣，湖北人哪都進不了。——多地爆出部分小區不允許返程租客進入的情況，有的社區甚至對有武漢接觸史的家庭貼封條，封住住戶家門。私人空間在此消失無蹤。

此時，兩人已在小區外站了兩個小時。夜裡12點的北京很冷，兩人無奈決定先去找家酒店住下，不然感冒發燒就麻煩了。打電話給若干個順義酒店，詢問收不收春節未回過老家的湖北人，答案都是拒收。深夜裡，徐暢夫婦站在街頭無處可去，打小區所在鎮的值班室電話、打12345市長熱線都被拒絕和推諉，不知道還能向誰求助，最終決定打車去火車站，坐最早的一班高鐵再回徐州。準備打車時，不甘心的徐暢又撥了一次110，這次轉到了順義仁和派出所，寒冬夜晚裡，惟一「暖心」的人出現了。接電話的男警官熱情幫助聯繫落腳的酒店，可是再次全部遭拒。——疫情爆發後，不僅一些地方的酒店、賓館拒絕武漢人、湖北人入住，個別地方還對入境的湖北人員、車輛「一律勸返」。泄露、傳播武漢及湖北返鄉人員個人信息的情況反覆發生，歧視湖北人的聲音也大量出現。有些人一邊喊著「武漢加油」，一邊拿武漢人當「瘟神」。

徐暢夫婦不想再麻煩警察，就告訴他說，已經決定去火車站了。凌晨5點南站開門，兩人坐上7點第一班北京去徐州的火車。在路上，他們接到順義食藥監督管理局的電話，稱聽取民警反饋之後，可以幫他們協調回小區，或安排進相應的隔離點。此前，徐暢租住社區的工作人員說：「就算你進了小區，我們也會把你轟出來。」——多位湖北籍網民發帖稱，自己過去幾個月沒回過老家，但因為「身份證是420開頭」，社區、基層幹部就以「大數據報告」為依據，要求強制集中隔離。有機場限制湖北籍乘客登機；有企業解僱湖北籍員工；有商場入口設安保查身份證，禁止湖北籍市民進入……一張湖北身份證，讓各地各處避之不及，普通人享受的正常自由都因一個號碼而喪失殆盡，身份證濫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難怪民間調侃：「最新研究表明，新冠病毒能通過身份證號傳染？」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空間性的隱私、信息性的隱私、決策性的隱私，這些隱私權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界限。例如，人們控制自身信息如何獲取和使用的權利與自主和自由的體驗是深深聯繫在一起的。失去了對自身信息的控制，失去了自己免受干擾的私人空間，人們又怎麼可能作出獨立自主的重要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