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與農耕文化的關聯

人類生存方式從狩獵採集到農業耕植的進步，人類文明的起源無疑也是以農業作為先導的，可以說農業生產成了文明產生的先決條件。正所謂事物之間都存在普遍聯繫，文化思想的產生背景是要和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在這種背景下，儒家思想應運而生，中國儒家思想發展史實質上就是一部中國農耕文化不斷向前發展的歷史，因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聯。

其也展示了當時的社會環境和農耕經濟發展水平，如「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反映當時的統治階級和人民的思想價值取向的價值取向，甚至於迎合當時農耕經濟的需要。中國古代社會是以農業為主的小農經濟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農耕文化的興盛為儒家思想的產生提供了沃土，所以儒家思想實質上並沒有一味排斥農業，阻礙農耕文化的發展。這種思想的產生耕植於豐厚的社會土壤，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的建立者——孔子最早闡述的儒家生態倫理觀，就對當時的民間社會生態環境（後來的農村組織）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資源。

如後來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為天地立心，為自然立法」等等哲學思想，都是在對農耕文化高度融合的基礎上產生的。特別是在南宋時期提出的民生之本在農、關注貧富懸殊、適當減少農民稅收、以貨幣流通等一系列政策減輕農民負擔，這種程朱理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演化，對農業生產起到了極大地推動作用，反之亦然。這種關聯無非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影響思想文化發展，其又反向推到農業經濟發展，確實只有在經濟和文化基礎上，才能進一步去建立完善組織結構的條件。

自從孔孟時期，就已經意識到了中國命運上註定是一個龐大的鄉村組織，雖然在客觀上是執行某些數學原則，但是仍舊需要人本主義的調節。

「仁」與「禮」的倫理宗法本質

從儒家思想的實質性探究，無非兩大核心，「仁」和「禮」。

「仁」的本質在於依據血緣關係之親疏遠近來處理人際關係，正如孟子所云：「仁之實，事親是也；親親，仁也」，不難看出，仁的根本在於孝，與鄉村組織宗族體系所提倡的「正本清源，追宗尋本」實屬同根同源，均在強調先賦性的血緣關係。

而「禮」的本質在於正名，為一系列維護社會正常運轉的規範和儀式，又如孔子所說的「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可見，禮的作用在於建立起倫理社會秩序，從而以血緣關係為基本出發點。其演變的宗族文化中的族規、族譜等文化符號所起到的作用就和禮如出一轍。

經過數千年的沉澱，儒家思想關於血緣關係的倫理已經深深地融入了中國人的處事原則之中。費孝通先生就曾論述過中國傳統社會的關係：「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我沒得的格局不是一捆一紮清楚的柴，而是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自身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會發生聯繫，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個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這就是有名的鄉村組織中最核心的「差序格局」這種秩序，造成和推動這種波紋的「石頭」，就是血緣和地緣關係，其中血緣關係占到了主導。中國農村社會基本山是「熟人社會」，而這種文化的傳遞，正是從儒家思想體系下轉換而來，其提倡的重血緣倫理深深地生根於中國的農村社會之中，與宗族文化完全合拍。

包括梁漱溟先生也對此種社會管理模式做出過陳述：「倫理始於家庭，而不止於家庭。……倫理關係就是情義關係，即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係。舉整個社會各種關係而一概家庭化之，務使其情益親，其義益重，由是即使居此社會中者，每一個人對於其四面八方的倫理關係，各負其相當義務。」

兩人的核心觀念都是為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側重於家庭倫理關係，把儒家所提倡的尊尊親親的長幼有序的倫理關係輻射到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中去。

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秩序與穩定

由於中國傳統的文化根基在農村，農民人口占據總人口的絕大數，而舉國的穩定邏輯是層層下放的。要知道中國農村組織的秩序所賴以維持者，不在武力統治而寧在教化，不在國家法律而寧在社會禮俗。所以這種模式衍生下的一切，都是用兩千多年來的統一思想——儒家思想生出的習俗來引導大家。也就是通過所謂的「軟性管理，思想教化」來維持鄉村組織的安寧。

中國生態思想傳統強調的人與萬物的價值都有一個共同的創造源泉，人必須尊重萬物的價值並維持好的世界的價值秩序，由此派生出人類對天地萬物和自然系統的道德義務。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並且影響中國兩千多年，在某種程度上講，就是因為這種思想通過孔子、孟子，甚至於後來的朱熹等偉大思想家不斷精心詮釋，不斷進行教化，從而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道德載體，並和農村組織中的個體農民相結合，形塑了人們的心靈。

如果從哲學的範疇進行闡釋，儒家思想作為一種長期統治中國古代人民政治意識形態，屬於形而上的範疇，它與中國哲學中的「天理」、「道法」等存在某種意義上的等效，因此隨著農業生產而日趨滲透到人們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有形無形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所以它又成為了古代農民思想的規範工具，也是自古以來農村禮儀制定的重要參考依據：凡是和儒家思想相違背的思想被視為異端，必將遭到無情地抵制，如朱熹所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慾』更是把這種儒家唯我獨尊的思想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位，以致於在後期產生了些許負面的影響。

當然儒家思想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與時俱進的，這種思想的改變必然也在「變與不變」的辯證法上得到深刻印證。

文化的弘揚與傳承

所以說，儒家思想的教化和鉗製作用有時候勝過了法律和武力的壓制，在這種生存環境下，鄉村組織結構得到持續穩定，既不會像沒了道德輔助的冷漠，也不會像西方完全由法制治理的機械前進。這種組織的生存和穩定當中有宗法的本質，也有作為倫理潤滑的綜合作用。

不可否認，儒家文化曾在一定時期內遭到了嚴重的懷疑甚至是批判，但是隨著時間的沉澱，經過曠日持久的文化大討論，社會又重現反思認識儒家思想對社會組織，特別是農村組織的現代化建設作用，同時也在東亞諸國掀起一陣繁榮，更加激勵了我們合理利用儒家思想。

只有不斷重新思考它對鄉村組織甚至大社會結構的影響，才能意識到它背後所折射的「血緣人倫」意義。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兩千多年來的「軟性工具」，對社會秩序穩定起到了關鍵作用，我們只有深刻認識到它的這些價值，才能重塑傳統文化的形象和不斷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