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苦難。只有當我們揭開歷史的傷痕時，才能洞悉潛藏於下的不屈精神。

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給全國人民敲了一次警鐘，在繁華的現代文明之下，是脆弱的社會架構。

若干年後，我們會記得這一場國家救援。但同樣是天災，1942年，中國河南發生的大饑荒，卻早已泯滅在世人的記憶里了。

2011年，馮小剛取材自劉震雲的同名紀實性調查體小說，拍了一部爭議巨大的災難片電影——《溫故一九四二》。

01、偶然的來源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出版後不久，在某個七月的下午，王朔把劉震雲的這本小說交給馮小剛，說道：推薦你看劉震雲的這本中篇小說，最好能拍成電影。

於是，在經歷了近二十年的打磨之後，馮小剛於2012年將其搬上熒幕。

這是一部一反馮小剛喜劇風格，在上線一開始就飽受巨大爭議的電影，觀眾中好評和差評兩極分化嚴重。

有人稱讚它還原歷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有人認為馮小剛純粹是拿他來噁心人，賺爛錢；針對這兩種說法，馮小剛都沒做出具體回應。

但就票房來看，馮小剛只是堪堪收回了成本。

02、崩潰的，不止是災民

老一輩的河南人里有一句順口溜，叫：水旱蝗湯，河南四荒。

前三者指的是水災旱災蝗災，而最後一個卻指的是一個人：抗戰期間，時任河南最高軍事指揮官——湯恩伯。

所謂的「湯」就是說湯恩伯上任後，進行了刮地三尺的斂財，如同害蟲般禍害鄉里，而一九四二的故事，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發生的。

1942年的中國大半國土早已淪喪，日軍大舉進犯河南，恰逢當年大旱，旱災過後又是蝗災，莊家顆粒無收。

逼急了的農民闖入老東家范殿元家裡吃大戶，迫於戰爭壓力，沒了糧的地主范殿元趕著馬車，裝好僅剩的口糧，攜家帶口的加入了逃荒的人群之中......

三個月後，經歷了艱難險阻的范殿元終於逃到了潼關，可糧食沒了，馬車沒了，連親人也沒了，只剩下他一個孤家寡人。

於是，范殿元停下了腳步，決定不再逃荒，他開始往回走，不想活了，只想死的離家近點。在一條荒路上，撿到一個喊了他聲爺爺的小女孩，電影走向終結。

劇情很簡單，沒有太多的彎彎繞，以白描的手法平鋪直敘。馮小剛力圖還原一個血淋淋的事實，但在人物刻畫上，卻選擇了循序漸進的方式逐層推進思想深度。

老東家范殿元，舊時的地主代表人物，住在有家丁護院的堡壘里，但當受災的農民叩開范殿元家大門的那一剎那起，就預示著社會秩序的搖搖欲墜。

天災之下，傳統的階級壁壘如同窗戶紙般一捅就破，為了活命，底層要拉著上層一起下水。

在被洗劫之後，范殿元攜家帶口加入了難民的隊伍，往日高高在上的地主形象不復存在，社會秩序完全崩塌。

而這，卻才是絕望的第一步。

在向災民傳教的天主教士安西滿，原來自信滿滿地前往人群中，懷著改變一切的心態而來。

他用一塊餅收買瞎鹿讓他拉二胡，為死者做彌撒，宣揚天主教，卻在一場日本人的轟炸之中險些送命。

失落中他回到了教堂，卻發現被改變的只有他自己。沒錯，信仰崩潰了，災荒面前，信仰不能當飯吃，更不能讓人活下去。

隨著劇情的推進，賣兒賣女的場景開始出現。為了換生路，地主女兒星星把自己賣給了謊稱被服廠的青樓。

史書上三言兩語寫就的「歲大飢，人相食」的場面，出現在了白修德的照片之中，這代表著中國人最看重的天理人倫的崩潰。

經濟基礎的喪失致使了社會上層建築的全面崩塌，困苦的災民，一點點泯滅著最後的希望。

「老哥，山西還有活路嗎？」「山西有活路，可我沒有活路了。」范殿元絕望地往回走，從精神上早已失去了剛上路時「給我十年，我還是地主」的鬥志。

03、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一千萬河南災民，不是個小數目，難道所有人都不聞不問嗎？

顯然不是。影片中，除了老東家逃荒的一條線索之外，還有上層的一條線索。可我們卻看到了什麼？

河南省長李培基找到第一戰區司令官蔣鼎文，希望他減免三千萬擔糧食的軍糧稅負，但蔣鼎文說「災民餓死了，這個地方還屬於中國，要是當兵的餓死了，我們就會亡國。」

蔣鼎文說的話乍一聽的確很有道理，但他卻將軍隊和人民對立了開來，軍隊到底是為誰打仗？是為中國人打仗，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但蔣鼎文畢竟只是軍人不是政客，蔣介石下的命令，他只能遵守。

李培基無奈，只好前往重慶見蔣介石，蔣介石邀李培基一起共進早餐。

剛坐下，陳布雷就前來匯報情報，從史達林格勒講到開羅會議，從蒙哥馬利說到羅斯福，一下子就把李培基嚇住了，按李培基的原話說「他們說的哪一件事都比我這要大。」

早飯還沒吃完，蔣介石就登上了前往印度的飛機，無法插嘴的李培基只好把災情資料呈報給陳布雷，讓他擇日匯報。

大敵當前，蔣介石作為中國最高統帥，不可否認的確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因為戰爭的成敗決定著民族的命運。

誠然物資匱乏，軍需緊張，但他一味地想要粉飾太平而非積極救災的態度，著實讓人憤懣不已。

一方面我們看到，直到白修德的照片洗出來刊登上美國《時代周刊》，蔣介石才開始被動地發放救災糧。

然後，不疼不癢地抓了幾個貪污犯槍斃了，做給災民看，做給外國媒體看，表明政府在「積極地」救災。

另一方面，為了迎接美國總統特使，蔣介石發動重慶市民，連夜趕製中美國旗，冒著日軍轟炸的危險對美國人夾道歡迎，想藉此撈一把自己的面子。

但里子都沒了，還想要面子？到底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罷了。

1942年豫中會戰，日軍區區五萬軍隊把蔣鼎文四十萬大軍打地大敗而歸，紙是包不住火的，蔣介石政府終究還是腐敗到了頭頂。

「培基，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

「政府統計，一千零六十二人。」

「那實際吶？」

「大約，三百萬人。」

蔣介石和李培基的最後一段對話，道出了河南受災的實際境況。

當災荒來臨，最後一點希望消失之後，曾經聯繫萬千人的紐帶消失了，民族意識不再存在，無力組織的國民政府，恰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

04、結語

1945年，日軍敗了。不到四年的功夫，蔣介石潰敗至台灣。如同秋風掃落葉一樣，輸得乾乾淨淨。

或許他至死都不明白，為什麼昔日的星星之火，可以成為燎原之勢。

他甚至都沒有一個美國人看得清楚——二戰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說：「國民政府里哈弗，耶魯出來的高材生甚至比美國政府都多，但他們完全不了解中國的人民。」

簡言之，當時的國府高層自蔣介石起，與底層民眾完全割裂開了。

他們不知道底層在想什麼，要什麼，甚至不顧底層的死活；在民心向背之下，自然就成為了歷史的匆匆過客。

1942是個距今並不遙遠的時代，大家往上細數三代，絕大多數都是和范殿元一樣的地道農民，而中國人徹底吃飽飯距今也只有三十年的歷史。

在漫長的古代社會，又發生了多少類似1942年的天災人禍？我們不得而知。

有的是連篇累牘的史料記載，而有的卻只有「大飢，人相食」的寥寥數語。

但當我們回眸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時，不要忘記，如果沒有先輩們的犧牲，就沒有我們現在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