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語
經歷過唐末和五代的戰亂，宋朝經濟突然發達起來，除了農業有了長足發展之外，手工業和商業都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宋朝在流通領域的商品，無論是數量還是價值都遠遠超過了漢唐。單從貨幣發行量來看，宋朝一年發行的鑄幣量達到了唐朝幾十年鑄幣量的總和，卻並沒有因此引起通貨膨脹，說明這些鑄幣是現實增長的商品交易所需要的，可見宋朝的商品流通規模之大。
宋朝的人口在1億左右，比唐朝人口增加了兩三千萬，就是需求有所增長，也無法解釋暴增的商品數量。之所以出現如此火爆的商品生產情況，其原因就是宋朝蓬勃發展的對外貿易。與漢唐時通過陸地絲綢之路進行商品流通的情況不同，宋朝的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海運進行的。陸地貿易時主要是使用駝隊，運輸的商品大小數量甚至種類都有較大的限制，而通過海船一艘船一次可以運送的300噸商品，大大提高了運輸的效率。以往用駱駝不方便運輸的易碎瓷器，用海船運輸就方便多了。由於種種原因，宋朝時,中國的絲綢貿易開始走下坡路，讓出了出口商品中老大的地位，陶瓷就成了宋朝對外出口的主項，可以說海上絲綢之路名不副實，更應該成為海上陶瓷之路才對。
吳自牧的《夢梁錄》：「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小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一料為一宋石，大約為120斤，五千料為600000斤、300噸。
絲綢曾經輝煌一時，唐朝後期就開始衰落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溝通了中原與西域的聯繫，漢武帝時多次對匈奴用兵，控制了河西走廊，為中西貿易創造了穩定的環境。中國的絲綢得以從長安出發，經甘肅、新疆一直西去，經過中亞、西亞，最終抵達歐洲，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絲綢之路。
當時中亞、西亞、歐洲都沒有養蠶取絲的技術，只能穿著粗糙的麻布。貴族，尤其是貴族婦女對於從神秘的東方傳來的這種輕柔艷麗，閃著柔和光芒的布料著迷的不行，穿著絲綢成為上流社會的時尚。任憑睿智的長老們如何貶低這種費錢的布料，也不能阻止這幫敗家老娘們兒纏著老公給自己買絲綢，甚至連一些大老爺們兒對絲綢也開啟了買買買模式。就這樣大量金錢就落入了進行絲綢貿易的薩珊波斯人的手裡。為了壟斷絲綢貿易，薩珊波斯還出兵幹掉了大月氏人建立的貴霜帝國。成為中國絲綢的唯一經銷商之後，薩珊波斯人就開始對絲綢漲錢，給羅馬人漲急眼了，就開始打仗，三打兩打，兩家都衰落了下去，最終滅亡，一個死於敗家，一個死於貪婪，絲綢貿易也開始逐漸走下坡路了。
即便如此，歐洲對於絲綢的迷戀之情是不減的，上流社會依然要穿絲綢，可是這麼老貴，吃不消啊，咱們自己能生產就好了。他們的這個念頭一直是有的，但是一直不得其法，曾經有傳教士將蠶種桑種藏在竹杖中，偷運回歐洲，卻不知道如何孵化蠶種，直接把蠶種種到土種，結果可想而知。到了南北朝時期，中國的桑蠶技術就擴散到了中、南亞地區，包括印度，他們已經可以養蠶抽絲，織成布匹了。有幾位印度人向東羅馬人傳授了桑蠶技術，歐洲開始有了自己絲綢。雖然還會進口中國絲綢，但是依賴度漸漸下降了。
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到了宋朝，形成了希臘、義大利、伊斯坦堡多個絲綢生產中心，對於中國絲綢的依賴度大大下降。加上宋朝沒有控制西域地區，這些地方連年征戰，陸地絲綢之路就衰落了下去。
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發展、變化
陸地絲綢之路被隔絕，但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經商熱情是不會被隔絕的。海上絲綢之路幾乎和陸地絲綢之路是同一個時期開闢的。漢武帝元鼎六年平定南越國，之後就派黃門譯長從廣東徐聞、廣西合浦和越南北部日南港出發，沿海岸往西航行，經緬甸到南印度洋孟加拉灣，沿途用黃金和絲綢交換當地的明珠、玉器、琉璃器及其他奇珍異寶。
《漢書·地理志》：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
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但是由於漢朝時海上絲綢之路不是很安全，沿途有歡迎的商人，也有見利忘義，看到漢使攜帶黃金絲綢，就生劫掠之心的，使者團隊也曾經遭遇劫殺（亦利交易，剽殺人）。並且當時的航海技術還比較落後，為了不迷路，使團只能沿海岸線航行，就這樣遇上風暴海浪，也有成員溺水而死（又苦逢風波溺死），數年才往返一次。我們看到海上絲綢之路經商條件不如陸地絲綢之路，因此在此很長時間，都是以陸地絲綢之路為主要貿易路線的。但是這次探索開了一個好頭，起碼把航海路線摸清了，並且在海上絲綢之路上有「大珠至圍二寸以下」這樣的奇珍異寶，它會吸引著人們不斷地去這條航線去探索，而在這次航行中得到絲綢黃金的國家也開始對遙遠的中國產生了興趣。
正因如此，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儘管不太平，也從未中斷多。三國時期孫吳曾派朱應、康泰出使南海諸國。東晉時不再沿海岸線航行，而是自廣州出發，直穿西沙群島南下東南亞各國，縮短了航程。唐初，國力強盛，重新打通了西去之路，陸地絲綢之路迎來了它的盛宴時刻。由於當時的四大港口廣州、泉州、明州、揚州離著長安距離比較遠，海上絲綢之路一直存在但是優越性一直被陸地絲綢之路壓制，航行路線也不如後來的長，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地區，稱之為「廣州通海夷道」。這段時期的貿易進行貿易的主要是大食人和波斯人，聚居在廣州今光塔路一帶，時稱「蕃坊」，人數至少 12 萬。雖然貿易規模與宋朝不能相比，但是這一時期的海外貿易為宋朝的繁榮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海上絲綢之路比以前更加順暢，造船航海技術都有巨大的進步。
唐玄宗以後，西域的政治環境逐漸變得複雜，唐朝自顧不暇，也沒有能力去維持絲綢之路的秩序，漸漸地陸地絲綢之路就衰落了。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陸上絲綢之路的萎縮將貿易需求全部擠向了南邊的海上絲綢之路。
此時唐朝的國力已經下降，國家一直處在不安定的狀態下，也沒有心思去管海上絲綢之路的事了，因此海上絲綢之路在唐朝還是沒有出現爆髮式的發展。
終於到了宋朝，基本上完成了中原地區的統一，由於西域在別的政權手中，陸地絲綢之路就徹底切斷了，所有貨物只能從海上絲綢之路運輸。我們上面提到，宋朝時，歐洲自己的絲綢生產和製造業已經初步形成規模，對於中國的絲綢需求逐年下降。海船一次可以運輸300噸貨物，一頭駱駝一次可以馱250公斤，一艘船可以抵得上1200頭駱駝，而在唐朝時，廣州港平均一天就進港11艘海船，抵得上13200頭駱駝拉的貨物，在西方絲綢需求下降的前提下，如果這些船卸了貨之後，回程的時候拉的都是絲綢，那麼西方絲綢的價格一定會一瀉千里，因此必須有其他利潤更高的貨物來替代絲綢。
海船航行的環境比淡水船要險惡的多，因此要有重量比較大的貨物壓艙，中國出產的貨物中，重量比較大的就是瓷器和鐵器，鐵器不能隨便出口，那就是瓷器了。在經過唐朝的貿易鋪墊之後，海上絲綢之路沿途的國家普遍接受的中國的瓷器，沒有這些準備是不可能有之後宋朝的繁榮的。
北宋的經濟中心依然在長江以北，當時形成了定窯、耀州窯、鈞窯和磁州窯這四個中心。大家都知道瓷器不像絲綢，是很容易在陸路運輸過程中損壞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陸地絲綢之路時，瓷器就沒有能成為大宗貨物，風險是在太大了，而且那時中國的瓷器技術還沒有到達高峰，所生產的瓷器不夠精美，買不上好價錢去。北方所生產的瓷器是如何運到南方的港口的呢？這還是前朝做的貢獻，隋煬帝開鑿京杭大運河，溝通了南北水路，北方的瓷器正好可以通過水路運輸到南方港口。當時的人們發明了一個瓷器包裝方法：瓷器之間用沙土和豆子塞起來，外面綑紮，潑上水，豆子發芽之後，就可以加固瓷器之間的縫隙，不怕擠壓，減少貨損。
等到南宋時，經濟中心南移，更加靠近港口的龍泉和景德鎮近水樓台先得月，成為了瓷器生產重鎮。北方瓷器品種也得以在東南沿海仿燒，並且通過海運銷往各地。不同的瓷器品種在不同國家的受歡迎程度還不一樣，建窯黑瓷及仿燒品主要銷往日本等茶道初興之地，龍泉青瓷及大量粗劣的仿燒品主要銷往東南亞等落後地區，景德鎮青白瓷、青花瓷則多銷往中西亞等伊斯蘭地區。由於瓷器的天然優勢，它在宋朝超越了絲綢，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角。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伊本·白圖泰遊記》中說：「廣州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運往中國各地，印度、葉門，乃至我的家鄉摩洛哥。
絲綢生產技術被偷，為何陶瓷生產技術沒有被偷，為宋朝賺了三百年錢？
因為養蠶抽絲的技術被泄露，中國失去了歐洲的絲綢市場，為何陶瓷生產技術沒有泄露，只有中國才能生產出結實漂亮的陶瓷呢？從宋到清，陶瓷貿易都為中國帶來了豐厚的利潤。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生產瓷器的的原材料是高嶺土。高嶺土不僅僅是我們國家才有，在美國、英國、巴西、印度、保加利亞、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國家都有優質的高嶺土礦，總礦藏量與中國可以匹敵，可是守著如此豐富原材料的歐洲為何燒不出瓷器來呢？
陶器是很容易燒制的，溫度不超過1000度就可以燒成，這個條件以當時的燃料木柴是可以完成的。高嶺土要燒製成瓷器，需要1500度的高溫，這對於當時的科技水平來說是一個難以突破的瓶頸。睿智的中國人從兩方面入手，解決了這個問題。
一、使用二元制配方，降低高嶺土燒結溫度。
溫度達不到，我們可以降低原材料對溫度的要求啊，通過在高嶺土中摻入長石，可以將燒結溫度降到1200度，這樣就大大提高了燒成的可能性。
二、高溫窖爐技術的使用，進一步提高了爐溫，使燒制瓷器的成功率大大提高。
我國南方可以燒制出堅硬潔白瓷器的原材又是另外一種，不是高嶺土，而是瓷石，加上長石之後的燒結溫度在1300度以上，是單單燒木柴很難達到的，需要有充足的氧氣助燃才可以。
中國人很早就發現了煙囪效應，利用這種原理設計了龍窯。
熱壓作用下的自然通風，由於建築物內外空氣的溫度差產生了空氣密度的差別，於是形成壓力差，促使室內外空氣的流動。室內溫度高的空氣，因比重小而上升，並從建築物上部風口排除，這時會在低密度空氣原來的地方形成負壓區，於是室外溫度比較低而比重大的新鮮空氣從建築物的底部被吸入，室內外的空氣源源不斷的進行流動。這種由熱壓而引起的自然通風被稱為煙囪效應。
龍窯採用自然通風方式，以雜柴、松枝等植物為燃料，窯內火焰多平行窯底流動。加上此種窯建在山坡上，火焰抽力大，升溫快，升溫快，降溫也快；可以快燒，也可以維持燒造青瓷的還原焰，同時龍窯的結構裝燒面積大，產量高。影青、黑釉瓷等大都是在龍窯里燒成的。即便是知道了龍窯的機構，真正使用龍窯燒制合格的瓷器又是一個很複雜的技術，火照、復燒、釉料配方，不是經驗豐富的老窯工是很難掌握的，因此這個技術很難泄露。
三、宋朝時可能吸收了以前商業機密泄露的教訓，各行各業為了保護自身利益，組成了行會組織。這些行會組織嚴守本行業的核心機密，包括原材料供應、生產技術、流通渠道都在行會的管制之內。雖然行會在後期也成了阻礙中國手工業發展的絆腳石，但是在維持陶瓷業既得利益方面還是起了一些積極作用的。
正是因為中國牢牢掌握了瓷器燒制的核心技術，才能形成對陶瓷業的全球壟斷優勢。古代西方為了打破這種壟斷做了很長時間的嘗試，都沒有成功。直到1794年英國人威廉華爾森，為了模仿「薄如紙、白如玉、明如鏡、聲如磬」的景德鎮薄胎瓷，在陶土中加入了動物骨粉，這些骨粉中的氧化鈣起到了助熔劑的作用，降低了高嶺土的燒結溫度，才制出白色的骨瓷。但是現在中國景德鎮的制瓷技術早就升級了，這種骨瓷始終無法達到景德鎮瓷器的高白效果，還是需要從中國進口。一直到清後期，制瓷技術泄露給日本和歐洲，南方瓷器製造業才逐漸失去競爭力。
為何宋朝陶瓷貿易能如此興盛？
宋朝陶瓷貿易是如此興盛，和它前面的大唐盛世比起來那麼的突兀，這個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僅僅是陸上絲綢之路被堵塞，生意轉移到海上絲綢之路是解釋不了的。必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生了變革才會有如此大的變化。
1、生產關係發生的些微變化，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
我們知道封建制度下的地租形式主要有三種：勞役地租、實物地租、貨幣地租。,宋朝的勞役地租明顯減少，實物地租成為主要形式，此外，在某些領域還存在直接折現的貨幣地租。尤其是宋朝取消了府兵制，採用募兵制，這樣農民就免除了最大的勞役--兵役。這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改變，但這是農民對於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的變化，農民就有了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這些時間可以用在對田地的精耕細作上，提高糧食的產量，增加剩餘糧食，改善自己的生活。
另外，穩定的社會環境，讓人口也有所增加，宋朝平均每戶人口比唐朝要增加1.2人。因為不用服勞役，只要多生產一些糧食，就可以解放出幾個人來從事收入較高的手工產品的生產，這就大大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糧食剩餘率的提高、手工製品的增加，又推動了商品交易的發展。
另外，宋朝一開始就「不立田制」，「不抑兼并」，這件事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會逐漸加深社會矛盾，一方面土地兼并，會令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被迫加入手工業、商業或者是僱傭勞動市場，起到了類似英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羊吃人圈地運動」的作用，會增加手工業和商業的勞動力供給。
這樣，生產關係的改善推動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又為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物質保障和勞動力來源，這其中最主要的受益行業就是陶瓷業和絲織業。
2、由於生產關係的一點變化，農民的積極性得到提高，為了多獲得幾石糧食，農民千方百計增加糧食產量。
因為當時宋朝有政策，新開的田地頭三年是免稅的，所以農民開荒的積極性很高，創造出來梯田、沙田這樣的土地形式，這一時期可耕地面積從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至道二年，996年）增長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餘頃(天禧五年1021)。
為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踏犁、龍骨車、筒車、江東犁、央馬等高效率的農用工具也被發明出來了，原先的種植技術也得到改良，更高效的施肥灌溉技術被普遍推廣。聽到占城水稻的產量高，人們便主動嘗試種植占城稻。原先謹慎保守，不願改進的風氣一下子有了改觀，一切都起源於可以多得幾石糧食。
即便宋朝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夠不上「農業革命」的檔次（學術界對此尚有爭議），但足以對宋朝整體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不光是糧食的產量有所增加，蠶絲、棉花、甘蔗、果、蔬、茶等經濟作物的產量也有所增加，這經濟作物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原料，有力地推動了陶瓷產業的進步。
3、唐宋以來的燃料危機，促使煤炭的開發利用，煤炭燃燒的溫度高於木柴燃燒的溫度，直接促進了冶鐵業和制瓷業的發展。
從戰國到隋唐，隨著人口的增加，燃料問題一直困擾人們。在農村地區還有莊稼秸稈可用，但是城市中只能使用木柴，到了宋代，華北地區進一步開發，人口大大增長，形成多個大型城市，而此時森林資源急劇萎縮，燃料問題進而演化成全面危機。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
在這樣的前提下，人們就要尋找新的燃料，於是就開發了「石炭」（與木炭相區別）的使用，石炭就是煤。在《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軟炭場 、抽買石炭場」之語，說明北宋時，煤的使用已經比較普遍了，形成了專門的交易市場。優質煤炭在氧氣供應充足時可以達到1500度的溫度，遠遠高於木柴，完全可以滿足陶瓷的燒造和鐵礦石的熔煉。我國煤炭的資源很豐富，在木柴資源匱乏的情況下，煤炭的使用，有力地支撐了陶瓷業的持續繁榮。
4、產業內分工，大大提高了陶瓷生產的效率，降低了單位陶瓷品的成本，增加了陶瓷產量，提高了利潤。
宋朝景德鎮制瓷業內部使用了精細分工的作業方式，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這和現代工業生產的原則是一致的。宋代陶瓷業內部分工相當精細，不但做胚和燒制分成兩行，每一行中每一個製造環節都有明確分工。
正如蔣祈《 陶記 》中記載: 「陶工、畫工、土工 之有其局；車坯、利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畫花、雕花之有其技。 」
分工精細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有利於每一環節技藝的提高和傳承，不斷生產出更加優質的瓷器。另外，分工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分成多個環節，各個環節又加以保密，如果其中一個環節的人泄密，也不會導致整個陶瓷製造技術泄露。因此，宋朝的陶瓷生產才會有如此興盛。
5、造船技航海技術的進步、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為海外貿易提供了技術和交通保障。
宋朝，尤其是南宋，造船技術非常發達，貨船排水量相當大，大船可載五六百人，載貨三百噸，小船也能載百餘人。為了保證遠航時的安全，南宋造船者最早使用了「水密隔艙」技術，至今還在使用。
《梁夢錄·卷十二·江海船艦》：「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余者謂之「鑽風」，大小八櫓或六櫓，每船可載百餘人」
北宋時，北方窯口生產的陶瓷多一些，為了更安全地運往南方港口，宋朝官府疏浚了京杭大運河，汴河水道，並且開通了沿海航線，這些都保證了瓷器貿易的順暢進行。
6、宋朝朝廷的支持，改變重農抑商的思想，鼓勵海外貿易，完備市場秩序管理，客觀上促進了陶瓷業的發展。
宋初為了防止官吏專權，實行了一職多官的方式，令其相互牽制，並且給官員開出高薪，以換取他們的臣服。這樣就造成了冗官冗費的問題，給財政造成了極大的負擔。單單靠農業賦稅是無法彌補這種虧空的，所以宋朝朝廷就轉向了來錢快的商業。
在以農業立國的古代社會，普遍流行「重農抑商」的思想，到了宋朝發生了改變，宋朝統治者是鼓勵經商的，尤其是海外貿易帶來的驚人財富，原來的官僚、地主、士人 、農民投入經商活動，沿海農民甚至集資投入海外貿易(所謂「帶泄」)。為了應對日益發展的商業活動，宋朝建立了完備的商場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商品價格管理制度、市場信用管理制度以及商業稅收管理制度。宋朝的市場管理制度寬嚴適當，實現了國家調控與市場自由的平衡。
這些政策方面的支持，願意是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但是在客觀上是促進陶瓷業的發展的。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中宋高宗趙構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陶瓷貿易的盛況一直持續到元朝，直到明朝進行海禁才被迫中斷
宋朝的海上陶瓷貿易是如此的興盛，遠遠超過絲綢的交易量（可能因為海上潮濕，並且有進水的可能，運輸絲綢的受損風險要大於陶瓷），原本為運輸絲綢而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代就以出口陶瓷為主，成為了海上陶瓷之路，進口則是以各種香料為主。宋朝朱彧寫的《萍州可談》就記載了當時宋朝商人坐著滿載陶瓷的海船前往東南亞的情景：
《 萍州可談 》記載: 「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以巨商為 綱首。… … 船舶深寬各數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 貯物，夜 臥其 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
宋朝當時出口的主要商品「貨多陶器」，當時的出海形勢是小商人依附大商人，租用大商船的船艙，每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為了防止丟失，每個小商人都直接睡在自家的貨物上，每次跟隨出海的人都有數百人。
到了南宋，航線延伸到東亞、南亞、阿拉伯地區、非洲等三十多個國家，交易品種更加豐富，比北宋時還要繁榮。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權，遊牧民族更加重視對外貿易，元朝以其強大的武力，重新打通了陸上絲綢之路，與之貿易的國家數量大大增加。
一直到明朝，朝廷以遏制張士誠、方國珍等餘黨和防範倭寇為藉口，宣布海禁，嚴厲制裁下海者，使在宋元形成的海上絲路大好局勢發生倒退。只留廣州一口對外通商，廣州成了全國唯一合法的外貿港口，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進入了萎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