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個神奇的存在，一方面，他是個被後世詬病近千年的昏聵君王，另一方面，他在藝術上的造詣又高不可攀，開創了中國有史以來的文藝審美巔峰。
我對宋徽宗有五分扼腕：怒其不爭，貪圖享樂，不理朝政，靖康之變，亡國被俘；
三分讚嘆：他的書畫藝術獨步天下，至今令人難以望其項背；
還夾雜了二分同情：九五之尊被金人俘虜戲弄，最終落得身死他鄉。
可悲，可嘆，可氣，可憐！
《宋史》對宋徽宗做了蓋棺定論的評價：宋徽宗什麼事都做得好，就是不能做皇帝。
古代中國的史書多是儒家士大夫撰寫，他們在編著史書時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對歷史人物進行道德評價，從中提煉經驗和教訓。
宋徽宗被儒家打入了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然而，看了美國漢學家伊沛霞寫的《宋徽宗》傳記後，我發現，真實的歷史遠比史書上的歷史複雜、豐富得多。
讓我們跟隨作者，暫時跳出儒家的道德評價體系，回歸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還原真實的宋徽宗。
平心而論，宋徽宗繼位之初，躊躇滿志，是想做個好皇帝的，他為了擔負起皇帝的職責，也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歷史有時很荒誕，恰恰是他的這些努力，導致他與儒家士大夫之間產生了巨大的矛盾和鴻溝——
首先，宋徽宗想要終結北宋的黨爭，和儒家士大夫產生矛盾。
公元1100年，24歲的哲宗去世，由於他沒有兒子，弟弟端王趙佶繼位，成為宋徽宗。
宋徽宗剛登上皇位，就面臨一個棘手難題：新黨和舊黨之間的黨爭。當時，這種黨爭已經白熱化，甚至干擾了政府的正常運作。
黨爭背景：
北宋的黨爭始於王安石變法。參與王安石變法的官員稱作「新黨」，反對變法的官員稱作「舊黨」。
王安石變法初衷是好的，但由於種種原因，在客觀上卻擾亂了北宋的政治生態。
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反對變法，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把反對派趕出了京城。
神宗死後，宋徽宗的哥哥哲宗繼位，祖母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重新起用司馬光。司馬光掌權後，又把新黨的人全部趕走。
高太后去世後，哲宗親政，他覺得舊黨對他很不尊重，於是就重新起用新黨，又對舊党進行打擊報復。
幾十年間，新舊兩黨冤冤相報，矛盾越積越深。朝廷朝令夕改，百姓無所適從。
宋徽宗決心終結新舊兩黨的黨爭。即位後第二年，把年號改為「建中靖國」，意思是在兩黨中保持中立，聯合兩黨，恢復國家的安定團結。
宋徽宗的理想很豐滿，然而現實卻很骨感。
舊黨根本不願和新黨和平共處，不斷對新黨發動攻擊，甚至彈劾中立大臣。宋徽宗不勝其煩，逐漸意識到聯合政府的想法並不現實。
新舊兩黨，相比之下，舊黨看重道德，喜歡說大話、空話，新黨的目的是「富國強兵」，他們對財政稅收更感興趣，更看重具體的行政事務；舊黨樹大根深，敢對皇帝指指點點；新黨都是後起之秀，更加依賴皇權，比較聽皇帝的話。
新舊兩黨：
舊黨的家族大多在鄉村擁有大片土地，屬於既得利益集團，而新黨依靠王安石變法的機會才得以上位，屬於政治新秀。
王安石新法衝擊了舊黨的利益：在每年青黃不接時，國家向農民提供貸款，等秋收時，農民再連本帶利還錢給國家。之前，鄉下的地主就是依靠向農民發放高利貸，才能在農民還不上錢時，合法兼并農民的土地，現在政府出面放貸，利率更低，這就斷了地主們的財路。地主們就向他們在朝廷里的靠山告狀，這些靠山就是舊黨。所以，舊黨堅決反對王安石的新法。
舊黨又不能公然說變法侵犯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打出「道德」的旗號，指責變法是追逐利益，不符合儒家道德，儒家追求的是道義，道義和利益不可兼得。
在宋徽宗看來，新黨更懂行政事務，又更聽話，舊黨卻常給他添亂，與其費力維持兩黨平衡，不如乾脆重用新黨，省心省力。於是，他改變策略。改年號為「崇寧」，因為神宗的年號是「熙寧」，「崇寧」的意思就是推崇宋神宗的政策，支持王安石的新法。
當時的宰相是舊黨的人，徽宗決心與舊黨決裂，於是，任命新黨的蔡京當宰相。
《水滸傳》里的蔡京是個大奸臣。其實，真實的蔡京要複雜得多，他很擅長理財，設置市舶司，收取關稅。他還重新丈量土地，收取土地稅，因為大地主平時瞞報土地，逃避稅收，這條政策等於是薅既得利益者的羊毛。蔡京任宰相的第二年，宋朝政府就消滅了財政赤字。同時，蔡京還建立了一套社會福利制度：「居養院」收留孤寡老幼和殘疾人，「安濟坊」專門治療沒錢看病的人。這相當於現在的福利院加免費醫療，在當時非常先進。
宋徽宗在位26年，蔡京壓制舊黨勢力，維持政局穩定，徽宗一朝的黨爭比神宗、哲宗兩朝要消停得多，國家財政收入有所增加，窮人也獲得了一定福利。
然而，代價是得罪了一大批舊黨官員。舊黨雖然在當時遭到了打擊，但他們並沒有徹底失敗，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強大的思想武器 「理學」。
理學背景：
理學和舊黨的政治主張一致，都強調道德，反對變法，當時的代表人物是「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程頤說：要想治理國家，皇帝首先應該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分清忠奸善惡。
宋神宗認為這是沒用的空話。
舊黨卻很賞識二程的理學思想，借這種思想對王安石進行道德批判。
徽宗在位期間，崇尚王安石的思想，壓制理學的發展，但南宋以後，朱熹大力傳播理學，理學在士大夫中的影響越來越大。
到了元朝，理學成為科舉考試的指定內容。
《宋史》寫於元朝，裡面專設《奸臣列傳》，把蔡京和曾布都列了進去，還把宋徽宗也寫成一個無可救藥的昏君。
宋徽宗就這樣被釘在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了。
第二，宋徽宗對藝術和宗教的追求，進一步得罪了儒家士大夫。
我一直以為，宋徽宗沉迷於書畫愛好，耽誤了皇帝的本職工作，尤其是他熱愛園林藝術，為了建園搜羅「花石綱」，更加重了百姓負擔，導致方臘起義。
但看了本書後，才明白宋徽宗藝術追求和宗教信仰的背後，其實隱藏著擺脫儒家制約、鞏固自身權力的政治目的。
北宋儒學認為「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要受到儒家士大夫的制約。
宋徽宗想擺脫儒家的制約，於是推崇道教，自封教主，試圖將宮廷的秩序與道教中神靈的秩序聯繫起來，從而獲得更高的權威。這當然會與儒家士大夫產生衝突。
更要命的是，宋徽宗追求的政治目標也和儒家不同，宋徽宗追求宏大的盛世氣象，他認為藝術也是盛世的一部分，國家應該扶持藝術的發展。他不認為皇帝和書畫家這兩種身份有什麼衝突，相反，皇帝推動書畫的進步，恰恰體現了對文化的尊重，是一個皇帝負責任的表現。
如果把他的這種做法放到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看，有更大的意義。宋徽宗不僅屬於北宋王朝，更屬於整個中國文化。
歐洲的美第奇家族就大力扶持藝術，被譽為「文藝復興的孵化器」。
宋徽宗的做法和美第奇家族非常相似，中國的藝術也在宋代達到了高峰，堪稱「中國的文藝復興」。
然而，儒家認為皇帝應該控制自己的個人愛好，把更多精力放在治理國家上。皇帝應該帶頭節儉，防範風險，搞藝術太花錢了，容易敗壞風氣。宋徽宗的做法在儒家看來不可理喻，這進一步影響了後世儒家對他的評價。
第三，靖康之變，宋徽宗和儒家士大夫應該共同承擔責任。
導致北宋亡國的靖康之變，是宋徽宗留下千古罵名的直接原因。
我過去覺得，因為宋徽宗貪圖享樂，不理朝政，導致官員腐敗，民不聊生，軍隊也沒有戰鬥力，於是金兵一殺過來，就嘩啦啦兵敗如山倒。
然而，本書的觀點認為，靖康之變和宋徽宗的個人享樂沒什麼聯繫。宋徽宗對靖康之變是有責任的，但這種責任被後世放大了。
靖康之變：
新崛起的金國要聯合宋朝夾擊遼國，遼國滅亡以後，宋朝可收回燕京（北京）地區。宋徽宗居然腦殘地答應了，兩次出兵攻打燕京，被遼軍打得大敗。
後來，金兵攻占燕京，金國說宋朝根本沒出力，連燕京都是我們打下來的，不能把燕京還給宋朝。經過再三交涉，金國才從燕京撤兵，但撤退時把人口和財富全部帶走，只留給宋朝幾座空城。
要命的是，這件事讓金國看清了宋朝的軍事實力，富庶的宋朝在金國看來，簡直就是一塊唾手可得的大肥肉。
1125年8月，金國大舉南下侵略宋朝，半年時間攻取燕京，很快打到黃河岸邊。這時，宋徽宗在大臣們的要求下，被迫禪位給太子宋欽宗。後來，宋朝雖然反覆與金國和談，金兵還是攻破汴梁城，徽欽二帝被金兵俘虜，北宋滅亡。
宋徽宗對於靖康之變當然要負責。
在儒家撰寫的史書中，靖康之變的根本原因在於宋徽宗長期窮奢極欲，不理朝政。
這又是儒家對宋徽宗的道德綁架，靖康之變的責任，應該由宋徽宗和儒家士大夫共同承擔。
宋徽宗的主要錯誤在於他利令智昏，和金朝簽訂海上之盟，導致遼國被滅，北宋唇亡齒寒，走向滅亡。
宋徽宗之所以做出這麼蠢的決策，歸根結底在於他對敵我雙方的情況缺乏了解。宋徽宗在深宮中長大，根本不懂戰爭，對金兵的戰鬥力更缺乏認識。金人以打獵為生，打獵要講陣型，講配合，金人驍勇善戰，宋徽宗對此卻一無所知。如果他能和前線的將領們多聊聊，多去獲取一些金國的情報，就不會做出愚蠢的決策了。
但宋徽宗不關心軍事、不了解情況，這恰恰是儒家文化影響的結果。宋代的儒家士大夫們認為，皇帝應該更關注道德，而不是軍事。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北宋皇帝除了太祖趙匡胤和太宗趙光義，基本都不懂軍事，更沒帶兵打過仗。儒家還認為，皇帝也不應該隨便出巡，因為出巡有享樂的嫌疑。宋徽宗在位時從未離開過京師汴梁。所以，北宋的儒家文化也要對靖康之變負責。
北宋當時不能組織起有效的抵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金兵已經兵臨城下，儒家士大夫卻還在內鬥。蔡京長期專權，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滿，他們正好利用金兵入侵這個口實，對蔡京發動彈劾。
宋代文人筆記中對當時的情況有一句辛辣的諷刺：「不管東京，卻管蔡京。」
敵人都打到汴梁城下了，朝中卻沒人管怎麼守城，都在搞政治鬥爭，要把蔡京拉下馬。
士大夫的內鬥，導致北宋政府無法及時進入戰爭狀態，眼睜睜看著富饒大宋一步步走向亡國的深淵。
宋徽宗父子被金人擄走時，汴梁城很多百姓都在路邊痛哭，可見百姓並不認為宋徽宗罪有應得。這和宋徽宗在位時經濟繁榮，又建立了社會福利體系有關，很多百姓對此很是感激。
重溫那段紛亂複雜的歷史，會發現，真實的宋徽宗和我們印象中的宋徽宗很不一樣。
我們之所以會把宋徽宗的個人享樂和北宋亡國聯繫起來，是因為儒家為了對宋徽宗做道德批判，放大了他的錯誤。背後的真實原因是宋徽宗生前壓制舊黨，多項政令觸及了舊黨利益，但舊黨掌握的程朱理學在南宋以後塑造了儒家道德評價的標準。南宋以後的史學家們，本著儒家道德的立場，對宋徽宗進行了全盤否定。寫於元末明初的《水滸傳》更是濃墨重彩地把宋徽宗描繪成一個大昏君，這極大地影響了民間對於宋徽宗的印象。
可以說，宋徽宗在生前敗給了金兵，在死後又敗給了後世儒家的道德批判。
直到900多年後，一個美國的漢學家，站在儒家道德批判的立場之外，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帶領我們發現了一個真實而立體的宋徽宗。這種超越於國人之上的上帝視角，避免了先入為主，對於我們看待歷史上的其他人物也大有啟發。
參考書目：《宋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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