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萬曆朝鮮戰爭中浙兵（即所謂「戚家軍」）的表現，一向有一些爭議。而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的薊州兵變，導致上千浙兵遭到友軍屠殺，也毋庸置疑使人扼腕。 援朝戰爭中有三名出身浙江的指揮官——吳惟忠、駱尚志、李必迪，合稱南兵三營將。但其中，只有吳惟忠所部和戚繼光有直接關係。《明史·王保傳》載——「薊三協南營兵，戚繼光所募也」。這裡的三協南營兵，正是吳惟忠所部，乃是根正苗紅的戚家軍無疑。戚繼光由於東南抗倭經驗，後來掌管薊鎮時也招募了一批南兵。實際上薊鎮南兵巔峰時代曾多達2萬，不過吳惟忠所率領的只有3000餘人。在壬辰戰爭前半部分文祿之役中，浙兵主要的作戰，一是平壤之戰，二是安康之戰。
▲抗倭老將吳惟忠平壤之戰中，吳惟忠部發揮的作用無疑非常之大。平壤之戰分為兩個部分，除了攻城之外，還需要奪取城外的制高點牡丹峰。牡丹峰之戰中，吳惟忠「其軍力戰，死傷尤多，游擊亦中鐵丸，千總一員竟至殞命」，打得極為艱苦，付出了很大代價，得以迅速拿下牡丹峰。遼東副總兵查大受（原李成梁家丁）也率軍參與了牡丹峰之戰，但率領的是騎兵，也沒有突出的表現記載。而駱尚志部南軍在攻打平壤時，也有先登之功。雖然先登者不見得只有駱尚志，但是擔任經略之職的宋應昌戰前曾許諾首功歸於南兵，戰後卻歸於自己的中軍官楊元，無疑令南軍失望。
▲平壤之戰
隨後南兵又與日軍發生了安康之戰，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全部在場，因寡不敵眾且缺乏騎兵支援而戰敗，陣亡300餘人。事後吳惟忠一度遭受撤職處分。實際上吳惟忠等人是被川軍系的劉鋌逼迫出戰，但責任卻被吳惟忠承擔。不過朝鮮人對此戰評價頗高，認為日軍戰後也「力疲遁歸」，使得慶州一帶免於遭受更大破壞。
總體上，以戚繼光舊部浙兵為主體的援朝浙兵，數量不多但戰鬥力較強，但與北兵甚至川軍都有很大的隔閡，這也為他們隨後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朝鮮人則對於浙兵極有好感，因為他們軍紀嚴明，不奸淫擄掠，駱尚志還積極教授朝鮮人武術陣法，因此朝鮮方的記載對於南兵多有美言。然而，在援朝戰爭第二階段——慶長之役中，浙兵戰鬥力卻下降很快，在蔚山之戰中發生了「吳惟忠軍虛驚撤走」的境況。這並非如同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浙兵打成了兵油子，而是薊州兵變導致戚家軍被屠殺之後，浙兵不但元氣大傷，而且為之心寒，不再願意死戰了。
在明朝後期，欠餉是普遍現象。北兵對此的解決方式就是集中資源供養少量精銳家丁騎兵。但長期在抗倭戰爭中受到厚賞的浙兵無法理解接受欠餉行為，他們認為「我浙江皆是富家子弟」，應募當兵「皆是為名利而至」。當時常規的年餉銀是18兩，而應募東征則提高為43兩，廩給也比較優厚，因此應募東征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宋應昌解職之後，明朝相關負責人考慮到朝廷的財政困難，希望以常規餉銀來發放，因此戚家軍的行為被稱作「挾增月餉」。薊鎮新總兵王保代表北軍的利益，對於戚家軍鼓譟要求加餉的行為深惡痛絕，於是稱其圖謀兵變，在演武場上擊殺多人，血流遍地。北軍在屠戮南兵的時候，疑似順手還搶了周邊的商鋪。所謂的「薊鎮兵變」的結果，被害者有數百到3300的說法。根據隨後吳惟忠重新被起用，又到浙江新募1000多人來估計，有1000多名戚家軍遭到殺害。這與麥克阿瑟屠殺討要補助金的老兵一樣，是令人心寒憤懣的無恥事件。
▲麥克阿瑟因屠殺老兵而崛起屠殺浙兵，不僅僅是為了省這筆錢，更是因為南兵由於餉銀問題鬧事不止一次。但在當時中樞看來，張居正去世後，朝廷的財政狀況不斷惡化，欠餉是正常情況，士兵們應該適應，而不能適應的戚家軍自然成為他們眼中的異類。此時戚繼光去世多年，已經沒有人可以保護他們了。薊鎮兵變的結果，劊子手王保不但不用遭受任何懲罰，反而得到加官進爵，一時間導致群情洶洶。後來吳惟忠到浙江募兵補充，也變得比以前困難多了。薊州兵變的惡性影響是長遠的。短期來看，浙兵的素質和作戰意志下降，導致慶長之役時步兵和火器力量的削弱，不利於守城戰和攻城戰。然而文祿之役後日軍迴避野戰，使得北軍的騎兵優勢難以發揮。南原、蔚山兩次敗績，都是在城邑攻防戰中缺乏能夠死戰的步兵力量的結果。長期來看，明軍家丁化的局面由此越發嚴重，戚繼光軍事改革的成果迅速削弱。明末對農民軍和後金軍作戰的一系列不利局面，或許都能或多或少地聯繫到數十年前的薊州兵變。參考資料：楊海英《萬曆援朝戰爭中的南兵》《萬曆二十三年薊州兵變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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