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原文請見《中國翻譯》2018年第4期
轉自：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作者簡介】田璐,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教師, 翻譯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翻譯認知、翻譯教學。趙軍峰,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教授, 翻譯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法律翻譯、翻譯史。
摘要：克里斯蒂安·諾德 (Christiane Nord) 是德國馬格德堡應用科技大學榮休教授, 德國功能翻譯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 曾在德國、奧地利等多所高校任教, 致力於功能翻譯理論研究及在翻譯實踐、翻譯教學中的應用與推廣。諾德教授本身也是翻譯實踐家, 精通德語、英語、西班牙語等語種。訪談中, 諾德教授對功能翻譯理論的發生與發展、功能翻譯理論在翻譯實踐及譯者培訓中的應用以及人們對功能翻譯理論存在的誤解等方面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釋。
關鍵詞：克里斯蒂安·諾德; 功能翻譯理論; 目的論;
2017年11月初, 受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的邀請, 克里斯蒂安·諾德教授來到廣外參加「功能與翻譯工作坊」, 同時開展系列學術交流活動。在此期間, 筆者有幸採訪到了諾德教授, 就功能翻譯理論的發生與發展以及翻譯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訪談 (1) 。
筆者:諾德教授您好!感謝您來到廣外並接受我們的訪談。
諾德:我很高興來到這裡, 感謝你們。
筆者:您的兩本著作, 《譯有所為—功能翻譯理論闡釋》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以下簡稱《譯有所為》) 以及《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論、方法及教學應用》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以下簡稱《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 在中國都很受歡迎, 不但被出版社引進出版了英文版, 還被翻譯成了中文版出版發行。
諾德:《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是我在海德堡大學從事翻譯教學過程中積累而成的, 最早用德文寫成並出版 (1988) 。後來, 我和朋友佩內洛普·斯帕羅 (Penelope Sparrow) 一起將書翻譯成英文出版 (1991) , 2005年又出了修訂版。《譯有所為》是直接用英文寫成並出版 (1997) , 介紹了德國功能翻譯學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論。前不久, 勞特利奇 (Routledge) 出版社邀請我對《譯有所為》進行修訂, 出版第二版。我覺得這個提議不錯, 畢竟二十年已經過去了, 這其中已經有了新變化。
筆者:能具體說說《譯有所為》第二版會有哪些方面的變化嗎?
諾德:首先是對書中一些印刷錯誤、引用錯漏的修訂, 其次是參考文獻的更新。另外, 第一版的最後一章題為「展望未來」 (Future Perspectives) , 這顯然已經不合適了。起初我打算重寫這一章的內容, 最後決定保留這一章, 同時根據時代的發展與變化增加一章, 即第十章。
筆者:第十章的標題是什麼呢?
諾德:「新世紀的目的論與功能翻譯理論」 (Skopos Theory and Functionalism in the New Millennium) , 具體談及新世紀下, 目的論與功能翻譯理論在學術研究、翻譯職場、法律翻譯、文學與宗教文本翻譯等領域的應用。據我所知, 該書已進入最後的編輯審稿階段, 有望在2018年3月由勞特利奇出版發行。另外, 修訂版《譯有所為》的西班牙語譯本也已於近日出版發行。
筆者:非常期待看到第二版的《譯有所為》。西班牙語譯本是您自己翻譯的嗎?
諾德:是我自己翻譯的, 當然也是在母語為西班牙語人士的協助下完成的。我邀請了我的好友, 加拿大蒙特婁大學的翻譯學教授喬治斯·巴斯汀 (Georges Bastin) 做我的顧問。巴斯汀是法國人, 他的太太是委內瑞拉人。他們一人深諳翻譯之道, 一人以西班牙語為母語, 為《譯有所為》西班牙語譯本的翻譯提供了很多幫助, 以更好地為讀者所接受。
筆者:有學者如您《譯有所為》中文譯本的譯者張美芳 (2005) 教授, 將翻譯研究的功能途徑劃分為「微觀翻譯功能」和「宏觀翻譯功能」。根據她書中的解釋, 前者主要指「語篇分析學派」, 即以韓禮德 (M.A.K.Halliday) 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及語用學為基礎的翻譯語篇分析學派及其研究途徑, 後者強調「譯文功能與翻譯策略」, 即指以布勒 (K.Bühler) 提出的語言功能模式為指導思想的德國功能主義學派及其研究途徑。您怎麼看兩者的區別與聯繫?
諾德:系統功能語言學與功能翻譯理論都用到了「功能」這個詞, 所以容易讓人將二者聯繫起來進行比較, 但我認為二者的共同之處也僅限於此。總體說來, 系統功能語言學遵循的是一套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 從語言元素入手進行分析研究;而功能翻譯理論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 從行為、交際環境等方面入手, 視翻譯為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活動。
在功能翻譯者看來, 功能應該與言語行為 (Speech Act) 聯繫起來進行討論, 而不應僅限於詞彙、句法等語言層面的研究。我認為翻譯不應該視為應用語言學 (Applied Linguistics) 下的一個子範疇, 而應隸屬於應用文化學 (Applied Cultural Studies) 。語言是翻譯活動的一部分, 語言學是研究翻譯的工具, 而不應成為翻譯研究的對象。正因為如此, 有人批評功能翻譯理論和目的論拋開了語言學, 但事實不是這樣。研究翻譯當然離不開語言學的知識, 但功能翻譯觀更注重言語行為方面的考慮。功能翻譯者並不是不關注語言、不關注原文, 《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一書就有對源語文本進行系統分析的方法與實例, 只是功能翻譯者對翻譯相關要素考慮的優先程度不同。
筆者:這是否是說功能翻譯者更多考慮語用層面的因素?
諾德:是這樣的。在任何時候, 翻譯都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像我剛才所說, 翻譯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活動, 而這一點在翻譯研究之初卻被忽視了。人們從語言學、對比語言學的角度著手翻譯研究, 談論翻譯中的對等問題, 包括從詞彙語句到段落語篇等各個層面的對等。然而, 我卻要強調翻譯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活動, 也就是翻譯需要首先關注語用層面, 然後再結合文化因素, 考慮不同文化的規約、規範與慣習, 之後如有必要再考慮具體用詞。
筆者:目的論受到過一些質疑。有學者認為目的論沒什麼新意, 沒必要搞成一套理論出來 (張南峰, 2004:120) , 對此您是怎麼看的呢?
諾德:這個問題需要聯繫目的論產生的歷史背景來討論。在目的論出現以前, 翻譯被認為只是一種語碼轉換 (code-switching) , 是兩種語言結構上的重組與意義對等, 因此翻譯被認為是語言學下的一個分支。人們不關心翻譯中作者、讀者、說話人、聽話人等人的因素與關係。這個現象當時非常普遍。很多大學, 如我當時任教的海德堡大學, 也是將翻譯放在語言院系下。這是不對的, 因為翻譯研究不應該是對語言或語對的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 弗米爾 (Vermeer) 提出翻譯是關於交際的, 是有目的性的交際行為。同一個語篇, 因為翻譯目的的不同, 可能產生不同的譯文。這種提法在當時是非常具有變革性的, 「交際 (communication) 」一詞在那時並不流行, 甚至還沒有出現「跨文化交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的提法, 所以目的論的提出還是讓相當一部分人感到耳目一新的。雖然它看起來可能不是什麼特別宏大的理論, 但這對於人們重新認識翻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筆者:功能翻譯理論及目的論在中國很受青年學者, 尤其是碩士研究生的青睞。有學者調查發現, 中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畢業論文中, 運用最廣的理論便是目的論, 然而在具體操作中卻存在對理論的理解和運用簡單化、隨意化的問題 (趙巍, 2014:114) , 似乎目的論給了翻譯批評者可以自由發揮進行闡釋的法寶。
諾德:這一問題確實存在。不光是在中國, 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對功能翻譯理論及目的論的誤解與誤用。功能翻譯理論指導下的翻譯活動以翻譯目的為綱, 關注譯文所要實現的功能, 而翻譯目的是由翻譯綱要 (translation brief) 來決定的。理想的翻譯綱要應該明確或暗示包括文本功能、譯文對象、譯文接受的時間與地點、傳播媒介等方面的內容, 以幫助譯者選擇適當的翻譯策略。
筆者:在實際翻譯中, 確實有不知道文本作者是誰的情況。這時, 怎麼確定翻譯的目的呢?
諾德:總是有辦法知道的。另外, 作者通常也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文學翻譯可能除外) 。即使在很極端的情況下, 確實對文本的背景不甚了解, 我們也還可以從文本本身得到答案。另外, 我們談論的都是職業翻譯, 一般都會知道原文的作者或文本的發送人、出處以及譯文的對象和目的。
筆者:在《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一書中, 您就譯前對文本各方面的分析過程進行了詳細的分類講解。請問在平時的翻譯教學中, 您會花多少時間用於這部分內容的講解呢?
諾德:我通常會花很多時間引導學生分析翻譯綱要, 了解譯文接受的時間、地點、動機、對象、媒介等要素。例如我會通過提問的方式讓學生思考這些問題:誰是文本的發出者?他就是執筆者嗎?還是別人代筆的 (如政治文本) ?如果執筆者和發出者不是同一人, 會對文本的翻譯帶來哪些影響?關於文本, 我們有一整套的分析模式。其實很多問題在文本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因為語境, 包括文本語境和環境語境, 可以幫助我們儘可能準確地理解原文, 確定最合適的語義。這就是從語用層面著手翻譯的好處, 而且也更符合翻譯活動的實際。這樣指導幾節課後, 我就會要求學生在課前做好這些譯前的準備工作, 如有疑問再一起討論。
很多地方的翻譯教學都還存在一些問題, 如教師沒有告訴學生明確的翻譯綱要, 讓學生無所適從;一些翻譯課堂變成了語言教學課, 而非對翻譯的講解和訓練。翻譯教學不應該還停留在對語言的教學上, 然而全球很多地方的翻譯教學都存在這個問題。翻譯課堂應該是對翻譯本身的講授與討論, 當然我支持將功能的思想運用到翻譯教學和譯者培訓中。通過對翻譯綱要的分析講解、對翻譯問題的系統分類, 根據學習的不同階段選擇相應的文本材料開展翻譯教學。
筆者:功能理念下的翻譯教學是否需要有功能理論指導的翻譯教材?
諾德:我不知道中國的課堂是不是一般都會選用固定的教材。在德國, 我們一般是沒有教材的。教師把所選的材料發給學生進行分析、講解和練習。當然, 沒有教材會有一些弊端, 如教師的選材自由度太大, 所選的材料也許並沒有教學價值, 所以這其實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在我的翻譯教學中就花了很多心思搜集教學素材, 並將功能的思想與目的論引入到翻譯實踐的教學中。
筆者:選擇教學材料的標準是什麼呢?
諾德:這個問題我可以做個專題來講了。簡單說來, 可以通過話題 (topic) 、文本類型 (text type) 、體裁 (genre) 以及翻譯綱要來控制材料的難度。同時結合學生的實際能力水平, 使翻譯任務的難度循序漸進, 逐漸加大。為了增進學生對語用和文化的了解與重視, 可以選擇一篇有很多語用問題、涉及文化差異的文本進行分析講解。
筆者:功能翻譯理論同樣適用於口譯教學嗎?您似乎對此持肯定態度, 《譯有所為》中就有一章專門談口譯教學。
諾德:是的。雖然我本人不做口譯, 也沒有對口譯員進行過培訓, 但我認為功能翻譯理論同樣適用於口譯的相關研究與培訓。口譯有其自身的特色, 如不能回聽原文, 不能對譯文進行反覆修正等等, 但需要考慮的基本要素跟筆譯研究與譯者培訓都是一樣的。口譯基本都屬於工具型翻譯 (instrumental translation) , 即譯員表達的功能與源語的功能是一致的, 所以口譯可能不像筆譯那樣有更多策略上的選擇, 但我認為兩者的區別主要在於實踐技能方面的不同, 理論層面的指導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目的決定翻譯策略的選擇。
筆者:您能談談功能翻譯理論在文學翻譯中的應用嗎?
諾德:這個問題在《譯有所為》中也有一章專門進行了論述, 並附有示例分析。文學作品往往涉及文本世界與讀者的真實世界之間的距離, 因此文學翻譯往往存在文化距離的處理。總體而言, 文學翻譯也要視翻譯目的來選擇翻譯方法。如果翻譯的目的是讓譯語讀者體會到原文讀者閱讀作品時得到的喜悅, 那麼譯文就應該注意可讀性, 不要增加讀者的閱讀負擔。《紅樓夢》是中國非常著名的文學作品, 上次我來中國的時候就有朋友和學生推薦我閱讀, 於是我在機場書店購買了《紅樓夢》的英譯本, 是由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翻譯的。有人說這個譯本翻譯的很好, 然而我在飛機上才看了十幾頁就看不下去了, 太多的人物和陌生的文化元素讓閱讀變得十分困難。另外, 書中有很多腳註, 但原本用來起到解釋說明作用的腳註卻包含著更多對外國讀者而言陌生的背景知識。後來我有機會讀到了霍克思 (David Hawkes) 翻譯的《紅樓夢》, 感覺這個譯本讀起來就輕鬆許多。文中對人和事物的交代都比較清楚, 也沒有用大量的腳註去影響讀者的閱讀體驗。我想霍克思在翻譯《紅樓夢》的時候, 他的翻譯目的大概就是要把這部中國的文學巨著介紹給講英語的讀者, 而不是給他們製造閱讀困難。
筆者:確實如此。霍克思為潛心翻譯《紅樓夢》, 辭去了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的職務。他在為其譯文所寫的序言裡提到, 只要讀者能夠感受到如他在讀《紅樓夢》原著時所得到的快樂, 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他也就不虛此生了 (Hawkes, 1973:46) 。
現在中國政府積極鼓勵提倡中國文化「走出去」, 其中通過文學作品的外譯傳播中國文化被認為是一條重要途徑。然而, 對於文學作品應該由誰來翻譯、怎麼翻譯的問題也引發了一些討論。您對此有什麼看法和建議?
諾德:我聽說過中國政府關於文化「走出去」的戰略思想。我想對於翻譯而言, 最好還是由母語為源語和母語為譯語的譯者合作完成。例如我在將賴斯 (Reiss) 和弗米爾關於目的論的經典著作從德文翻譯成英文時, 就邀請了母語為英語的Marina Dudenhöfer對譯文進行了校訂。有些地方她會建議我用某種更地道的英文進行表述, 但我卻覺得跟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有所偏差, 這時我們就會進行討論, 然後達成一致給出最恰當的譯文。另外, 文學作品的翻譯還是要考慮是否符合目標語的語境以及譯文讀者可能產生的反應。如果譯文過於艱深晦澀而使讀者都讀不下去, 就很難再談文化傳播了。想想誰會是中國文學作品譯文的讀者呢?這個讀者群可能不會太廣。漢學家可能會選擇去讀中文原作, 一般讀者可能會有中國故事比較複雜難懂的刻板印象而不敢觸碰, 所以中國文學作品的譯文讀者很可能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 對中國及中國文化有興趣的人士。考慮他們的需求和實際情況, 建立起讀者與文本之間的聯繫, 對於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應該是有幫助的。
筆者:您在功能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忠誠 (loyalty) , 可否就此談一談?
諾德:首先, 忠誠與忠實 (fidelity) 是一對非常不一樣的概念。許多人對此存在誤解, 將兩者等同。忠誠講的是譯者與人之間的關係, 包括與作者、讀者、委託人及其他所涉人士之間的關係;忠實關注文本之間的關係, 而這個關係通常被認為是一種鏡像關係, 即譯文與原文是否對等。有時為了忠誠於原作者, 譯者可能需要不忠實於原文, 因為作者在寫作的時候, 也許並沒有考慮到他的作品日後會被翻譯成其他語言, 面對譯語讀者。舉個例子, 比起中國人來說, 德國人說話可能更加直接, 所以如果要把一篇德文寫成的書評翻譯成中文, 譯者可能就需要添加一些表示委婉的用語, 以使讀者更加容易接受其中的批評。否則, 太過直接的表述可能會使中文讀者誤解原文作者的意圖, 以為作者過於批判。另外, 譯者不但要對原作者忠誠, 還需要對譯語讀者忠誠, 即考慮譯語讀者的需要。我剛才舉的《紅樓夢》的翻譯情況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也許霍克思對一些地方的靈活處理使譯文顯得並不那麼忠實於原文, 但卻更好的講述了這麼一個發生在中國的故事, 起到了聯結東西的橋樑作用。所以我們不禁要問, 到底哪個譯本更忠誠於原作者與譯文讀者?這時, 糾結個別單詞怎麼翻譯也許並不是最重要的, 講好這個發生在中國的故事, 讓對中國並不甚了解的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國, 才是應該遵循的指導思想。只有這樣, 才能激發英語讀者的閱讀興趣, 進而主動去關注更多的中國作家的作品。
筆者:您說到的忠誠還包括譯者對自己的忠誠, 對嗎?
諾德:是的。譯者對自己忠誠的表現為總是提交自己最好的譯文。有的客戶給出的翻譯綱要可能不太明確或不盡合理。這時, 譯者就需要跟客戶溝通, 目的就是要呈現更好更恰當的譯文。譯者是很難靠低價來留住客戶的。我的女兒現在是一名自由譯者, 她經常就翻譯的相關問題與客戶溝通, 客戶也很認可她的工作態度與方式。雖然有其他同事報價比她低, 但是客戶還是願意與她合作。當然, 很多時候客戶自己並不能判斷譯文的質量, 而只能相信譯者, 這就更需要強調譯者的忠誠。忠誠就是各方之間的信任。
筆者:您談了很多功能翻譯理論的好處以及其在翻譯實踐、譯員培訓中的應用。您認為功能翻譯理論有什麼不足嗎?
諾德:我認為功能翻譯理論本身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通過大家的反饋來看, 很多人確實對功能翻譯理論存在一些誤解, 比如把它等同於關於改編的理論。我想這些誤解的產生主要可能還是由於我們總是強調目標讀者、目標文化與規約, 包括弗米爾在內, 也是多次反覆強調這方面的內容。有時我都在想, 他是不是故意這樣矯枉過正, 以強化讀者對它的認識和重視, 最終與傳統的翻譯觀念達成比較折中的效果。作為理論, 功能翻譯理論要兼顧全面性, 所以我提出文獻型翻譯 (documentary translation) 和工具型翻譯兩種翻譯類型, 並對兩者的具體翻譯形式進行了細分。
筆者: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 當前機器翻譯、計算機輔助翻譯發展勢頭迅猛。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諾德:科學技術確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我覺得翻譯工作者應該學會掌握至少一種翻譯輔助工具。翻譯記憶庫 (translation memory) 在術語運用及術語一致方面能夠發揮很好的作用, 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這僅限於解決詞彙、詞組等層面的問題, 卻不能從語篇角度解決問題。從語塊到語篇, 還需要注意銜接與連貫。正是將翻譯視為是人與人之間交流活動的功能觀, 闡釋了人在機器翻譯面前的意義與價值。
筆者:您的下一部著作是否已經在寫作中了呢?
諾德:1993年我用德文出版了一本基於語料庫, 從功能視角對書名、文章名和標題進行分析研究的專著。雖然題目和標題一般都比較短小精悍, 但卻包含幾乎所有的文本分析要素及文本功能, 所以是非常有趣也有意義的研究。我首先將研究對象分為六個大類 (虛構、非虛構、兒童文學、詩歌、短篇小說、學術論文) , 然後通過出版社的書目表收集語料, 語料涉及英、德、法、西班牙四種語言。雖然我沒有用到語料庫統計工具, 但像這樣基於大量真實語料進行對比分析的研究在當時還是比較少見的。現在我打算還是圍繞書名和標題這一話題, 重新收集語料, 優化分類方法, 用英文再撰寫一部專著。勞特利奇出版社對我的這一想法很感興趣, 也鼓勵我把這本書寫出來, 所以我想我接下來一段時間可能都要忙於這本書的寫作。
筆者:期待您新作品的問世。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諾德:不客氣, 很高興能跟你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