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英（1871－1949），江蘇徐州銅山人，字勺圃、一字少溥，譜名啟讓、晚號東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遠山樓，小來禽館。光緒間舉人，書法家、金石鑑賞家、詩人、學者。二十年代曾任段祺瑞政府秘書長。因目睹官場的腐敗黑暗，毅然引退，不再涉足政壇，專心地方公益與教育事業。
張伯英一生好學。曾主持修編黑龍江省志，煌煌八大冊，62卷，140餘萬字，條分縷析，詞達而理舉，堪稱鴻篇巨著。精於金石書畫鑑賞，著有《法書提要》七卷，列舉自宋至清帖刻512種，詳細分析論及各家書法流派的優點與不足，為我國書法碑帖學界權威名著。
書法以行楷成就最大，自成一家。脫胎於魏碑，結字精整散逸，筆力清厚凝重。
啟功十歲以前，即聞先祖稱勺圃先生大名，稍長在小學中又從同班學長白志銘兄得聞勺圃先生書法之妙，蓋白兄之尊人與勺翁為摯友也。功年逾二十，習畫、習書，於先師賈羲民先生齋中見勺翁所書聯，點劃沉著，使轉雄強，楹聯大字，如在便箋之上，殊不見有意用力處。始驚勺翁於書藝之功，如鎔銅鑄鼎，只在指腕之間，而莫知其力如何運化至於斯境也！
張伯英 行楷五言聯 63.5x40cmx2
憨齋吳南生私人藏
其後得識勺翁哲嗣宇慈先生，從詢勺翁法書之門徑，意在欲知遵循之法也。宇慈舉一事云：翁中年好北碑，蓋仰包慎伯之論也。日臨龍門造像題記中之精品。用元書紙臨寫，若干紙紮為一束，移置床下。其時攝影印刷之術已稍普及，宇慈兄妹請以一束付印，勺翁不許，且雲此吾身後事也。蓋已窺北朝書藝得失所在，而心手所詣，又有進於斯時者矣。
張伯英 行書《小來禽館筆記》手札
其後洛陽北邙魏志出土益多，精美之書，視龍門造像記又有進者，勺翁復以素紙臨之，魏志精品，臨寫又若干通。其時為人書墓誌，廠肆時有拓本，摺疊露其一角。功閱肆見之，以為新出魏志，展之見款字乃知為勺翁書跡。北朝書家八法之妙，已融於勺翁指腕間有如此者。
張伯英 行書米芾詩手札
物聚於所好，前賢早有名言，法書名拓，每聚勺翁門下，實由識力所及，所謂因緣又其次也。有宋拓《館本十七帖》一卷，為勺翁所得，旋有唐摹王右軍《此事帖》與《十七帖》接踵而登勺翁几案，翁乃以影印之法合印成冊，題曰《右軍書范》，原卷付印時累書跋尾。印本既成，又有眉批，一冊既盈，復取一冊，隨手題識，即此題識之本，不佞已見數冊。《十七帖》今世所行，只見宋代魏泰所摹之本，《館本》流傳，此外只見康熙時名流題跋一本，已是重摹。如此棘本初拓，蓋無第二本，不遇勺翁真鑒，山陰真面，遂歸湮沒，如此勝緣寧不當大書特書哉！
張伯英 行書仲長統《樂志論》四條屏
六朝楷法，碑誌尚多，而晉唐行押，但憑宋人所摹《閣帖》，先生既探六朝正書，又好二王草法，搜羅宋刻，偶獲畸零，欲見其大宗，僅憑明人重刻，袁、潘、顧、肅，各有所長，經眼臨池，乃發為吟詠，隨手增益，後學傳抄，功之所見，僅七十餘首，原有標題曰《閱帖雜詠》，今見翁之家傳底稿，已逾百首。乃知學如解蛻，日知所無。先哲名賢支辭片語有益於後學者，蓋無涯矣。於此以見勺翁內外文孫珍護遺墨之足貴矣。
張伯英書《撫琴、雜花》聯
功年逾三十，始獲晉謁。翁已耄耋之年，而精神彌旺，功雖志在求教，又不敢久瀆，移時告辭，每獲綰留，旋出新獲碑帖善本指示辨別之端，書藝得失之要。一日功以所獲東瀛所傳智永千文墨跡印本奉呈，私念其墨跡筆法有異於石刻，未知先生評論何如。不意老人拊掌而嘆曰：此六朝人之真筆也。其後幾發於《閱帖雜詠》。功幼年所見師北碑者，筆鋒求其齊，點劃求其方，且謂自古用筆有方圓二式。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竟有《尊碑》、《卑唐》二章，卑唐者，卑其圓也。日本畫家中村不折氏曾廣收敦煌墨跡，印成目錄曰《禹城出土墨跡源流》，序中論及《千文墨跡本》，謂是「胡元無識之徒所書」，功年八十，始於小川為次郎氏家見其遺物，《千字文》墨跡赫然寓目，證以敦煌所出隋唐硬黃寫本落筆處墨痕如漆，足知為永師散施浙東之本，而為使者攜歸之物，毫無可疑。回憶勺翁見影印本而驚嘆之，彌足徵信，益見勺翁之愛六朝人書，並非在其刀痕石隙也。
張伯英書《山禽、鷙鳥》聯
不佞又聞勺翁於宋人喜東坡，於明人喜香光。蘇書似王僧虔，翁好之可知，香光行押，翁何所好？及多讀董氏題跋知其所重獨在唐人墨跡，如西昇、靈飛諸經，在其手書七卷《法華經》時，必出展玩，乃知畫禪心印，並不在黃庭石刻墨拓，而勺翁賞會，亦不在其行草率意之作也。
今距先生仙逝已逾五十餘年，追憶教言，猶有理解未足處，其愚鈍可慚，而求教未足，仰叩未盡為可深惜也。
公元二千零一年仲春三月後學啟功敬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