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位母親在台州開超市，上五年級的兒子小堂獨自在麗水生活，由於超市生意繁忙，母親無法照顧小堂，就將小堂寄宿在藍某家。藍某曾在麗水某教育培訓機構做過老師，小堂在該機構學習過，母親因此認識藍某。自去年12月中旬起，小堂就住在藍某家，由藍某和對象鄭某一起照顧小堂的衣食住行和功課輔導，並通過微信和小堂母親溝通情況。
今年1月7日晚，藍某和鄭某與小堂約定，作業做錯一道題，打50下，空一題要打80下，小堂同意了。在批改了小堂的語文和數學作業後，根據約定，小堂要被打1500下。藍某和鄭某就使用戒尺和衣架對小堂實施體罰，期間小堂哭泣、躲避，兩人始終沒有停手。直到晚上10點多，兩人才讓小堂休息，並表示欠著的次數下次再打，如期末成績好可抵消。
第二天小堂去學校上課時被老師發現異常，就報告了小堂的母親，小堂母親獲悉後報警。經鑑定，小堂全身體表面積的23.6%不同程度挫傷，構成輕傷一級，日前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以故意傷害罪分別判處藍某、鄭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母親工作忙，沒時間帶孩子，將孩子送去託管，這本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據了解，她找的這兩位託管人藍某和鄭某，只是有過教育機構的從業經歷，兩人均沒有教師培訓資格，教師資格證大機率也是沒有的。孩子做錯了題，他們不是耐心地和孩子講解哪裡錯了，下次應該怎麼做，卻直接採用了簡單粗暴的體罰，還下手如此之重，將孩子打成輕傷一級，說明他們根本不適合從事教育行業。
這背後反映的問題其實是，國內的教育市場因為報酬高，吸引了大量無資質的老師從業，造成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亂象，真正用心教導孩子功課的老師很少。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曾印發《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規定從事語文、數學、英語及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知識類培訓的教師，應當具有相應教師資格。而近日有媒體記者在暗訪時卻發現，連著名的新東方、高思等培訓機構，都仍然存在無教師資格，依然可以上崗授課的現象。
出現了孩子被體罰的現象，我們一方面要倡導家長加強對託管機構的篩選，教會孩子保護自己，受到傷害時及時告知家長，另一方面也要引起社會的重視，對這些體罰孩子的老師進行重罰。據法官說法，這起案件中對藍某和鄭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的處罰，還是在酌情從重處罰的前提下做出的。讓人不禁擔憂，如果沒有從重處罰，那刑期得少成什麼樣？並且，我們也注意到，法庭並沒有對這兩人做出從業禁止的處罰，如果出獄後，兩人再從事教育行業，發生類似的事件，該怎麼辦？
小堂除了身體上受到的傷害，心理和精神上的創傷更值得被關注。本應在父母身邊快樂成長的他，卻和母親相隔兩地，獨自住在他人家中，作業做不對還得被打。可想而知，小堂的內心將會有多孤獨和無助。當然，我們還應該思考一個問題，小堂的母親為何會選擇讓託管老師帶孩子，真的只是因為工作忙嗎？
從小堂被打的次數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根據藍某、鄭某和小堂的約定，做錯一道題，他要被打50下，作業被批改完畢後，小堂經計算要被打1500下，也就是說小堂至少做錯了30道題。全部作業的總題數，顯然是比30道要高，而就算是全部作業就是30道題，那麼小堂做錯的機率這麼高，需要花費的輔導時間顯然將會非常多。對小學生來講，一張試卷也不過三四十道題，限時90分鐘到2小時的情況下，還是會有孩子做不完。平時作業留這麼多，做錯了題就需要家長上陣輔導，可為了養家而奔波的大人，哪裡還有心力去輔導呢？
小堂的母親要管理超市，工作之餘就根本無暇再應付孩子的作業輔導，無奈之下只能交給託管老師。更多無法負擔孩子託管、輔導費用的家長，在下班回家後，仍然得耐心輔導孩子做功課。問題是，家長不是老師，有的題目大人都搞不明白，還怎麼去教孩子？在沒有專業知識的情況下，硬生生將家長逼成老師，對孩子的學習顯然是不利的，更有甚者，還會養成孩子依賴他人的習慣，一有問題，不是自己動腦筋想辦法，而是找家長解決。這就讓一些教育、輔導機構得以趁虛而入了。
因此，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范小青提出的給小學生家長減負的提案，就獲得了眾多網友的點讚。她認為，現在孩子家長在工作之餘，除了陪孩子做作業，還要幫孩子完成一些手工、美術作業，甚至做APP、PPT等一些孩子根本完成不了的作業。這不僅沒有讓孩子學到知識，鍛鍊到能力，反而增加了家長的壓力，因此，要杜絕形式主義教學，讓孩子真正學到東西，就要從給學生家長減負開始。如果家長輔導孩子作業的壓力沒那麼大，那麼小堂跟著母親生活，就是可行的，至於那些盡不到輔導職責的教育機構，就任他們被市場所淘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