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丁香園 本文作者：劉漫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吃完薯片的結果可能是胖個 2～3 斤。
但是對於有一群中國醫生來說，吃完薯片後剩下的薯片筒，卻能搖身一變成為 23 分頂級學術期刊里的華麗主角。從今天起，它再也不是那個被扔進垃圾桶的普通薯片桶，而是鈕祜祿・薯片・SCI・聽診・筒。
薯片筒自製聽診器，大道至簡
5 月 4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中部戰區總醫院心胸外科的研究者在心血管領域頂級期刊《歐洲心臟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如何用吃完薯片剩下的薯片筒自製聽診器的簡單替代品，用以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進行聽診。
吃完薯片剩下的薯片筒不要扔，你還可以這麼用：清洗乾淨後拿消毒後的 A4 紙卷上一圈，再寫上醒目的「聽診器」字樣，一個自製的簡單聽診器就製作完成了，隔壁科室的醫生見到都饞哭了～
因研究者未提及不同口味、品牌的薯片筒是否有聽診差異，所以挑自己喜歡的薯片吃應該是沒關係的。但還請務必寫上「聽診器」這三個字，不然很可能會被清潔人員當做垃圾扔掉。
（參考文獻 1 Figure）
研究者評價，這種自製的簡單聽診器不僅經濟、安全、免費，而且還可以用來聽診超聲設備無法檢測到的支氣管痙攣。其所在的科室應用了這個方式對新冠患者進行檢查，無醫護人員因此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
不過話說回來，為什麼這幾位醫生要建議拿薯片筒來做聽診器呢？這還要從一個爭論說起。
聽診還是不聽診？這是個問題
在這次冠狀病毒爆發期間，醫護人員收治新冠患者時的安全被格外的重視，這是好事。因此，有專家發表了一篇名為 COVID-19 out-break: less stethoscope, more ultrasound 的觀點論文，呼籲少使用聽診器，多用肺部超聲。
提出這種觀點的原因有幾點。其一、聽診器的被污染會導致醫護和其餘非新冠患者的感染；其二、醫務人員穿防護服和面罩後無法使用常規聽診器進行聽診；其三、超聲設備不僅手持便攜，還能提供數據和圖像，對一些肺部病變的判斷更有優勢。
但在本文開頭那篇薯片筒的研究里，作為國內參與了新冠肺炎一線救治最大軍隊醫院的研究者並不認同這種觀點，根據他們的臨床經驗，更想強調的是：在新冠肺炎期間，不要放棄使用聽診器。並羅列了多條理由開始反駁。
首先，研究者認為，聽診器可以作為醫生和患者之間的橋樑，而不僅僅是一種診斷工具。因為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患者在住院期間不能有家人陪同，而對疾病的未知又給了他們很大的壓力，因此，患者需要更多的人道關懷。
它可以幫助醫生與患者互動，拉近醫患之間的距離。醫生更容易獲得患者的信任，建立更好的醫患關係，使其配合治療。
其次，因為專業化培養模式的原因，許多臨床醫生並不會使用超聲設備。如果超聲醫生被叫到病床邊操作，則會增加被感染的風險，新冠病毒也可能由超聲波醫生攜帶給下一位同樣需要床邊超聲檢查的患者。而且在醫務人員緊缺的時期，許多醫院都沒有足夠的超聲醫生來支持完成所需的檢查。
第三，不專業的超聲操作誤診率可能更高。論文作者認為，詳盡的問診和體格檢查是接診患者的首要程序，聽診更是對肺炎患者必不可少的，它可以動態的了解新冠肺炎的進展。如果用超聲代替聽診，那麼為了獲得較高的超聲診斷準確率，就需要對醫生進行更加深入的培訓。
第四，在一些臨床緊急情況下，聽診器能幫助快速找到病因。例如病人在使用呼吸機時突然發生粘液堵塞，在那個緊急時刻，聽診器作為床邊或戴在我們身上的工具，比超聲設備更能幫助醫務人員及時挽救生命。
第五，使用昂貴的設備進行檢查並不適合對患者進行初步診斷或實時檢測。論文作者認為，病史、體格檢查和初步實驗室檢查才是構成作出診斷和制定治療計劃的數據基礎，而不應該是昂貴且麻煩的檢查。
最後，手持一類的袖珍超聲波設備都很昂貴，這也是很現實一點。
因此，基於以上六點這難以改變的事實，解放軍中部戰區總醫院的研究者才另闢蹊徑，分享了利用薯片筒自製簡單聽診器來聽診新冠肺炎患者的創新方法。真可謂是「返璞歸真，大道至簡」。
面對疾病，我們從未停止探索
從古希臘到十九世紀，醫生都是用耳朵直接貼近患者的胸背部來聽心肺的聲音來判斷是否有異常，直到 Rene Laennec 醫生使用紙筒來聽診。
面對新冠肺炎帶來的聽診難題，薯片筒的創新使用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式。海軍軍醫大學特色醫學中心還研製了一款隔離式無線電子聽診器，通過聽診器探頭採集的患者心肺音信號，通過藍牙傳到醫生防護服內的耳機上。
從紙筒到聽診器，這種進步改變了現代醫學的發展，而今天，薯片筒的使用讓古今醫生來了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醫學的進步，在於探索和創新，面對疾病，專業與科學的隊伍從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