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先後爆發了要求改革的示威遊行和大規模騷亂，赫魯雪夫拳頭一揮，蘇聯紅軍的裝甲師星夜兼程，分別將兩國首都圍了個水泄不通，彈壓數日才最終穩住局勢，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波匈事件」。
這種對他國赤裸裸的大國沙文主義，讓蘇聯政府以及赫魯雪夫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迫切需要各國兄弟黨派的支持，因此對中國明顯熱情起來，在新技術援助方面也顯露出鬆動的苗頭。
聶榮臻元帥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機會，幾經活動，1957年9月以聶榮臻為團長，陳賡、宋任窮為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遠赴蘇聯，專門就火箭和航空技術領域援助中國一事，同代表團進行了歷時35天的反覆談判。
最終雙方於10月15日簽訂了《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也就是著名了「國防新技術協定」。隨著大批蘇聯專家和實物的到來，中國在國防尖端技術研製領域的步伐明顯加快。不久，一支在解放軍建軍史上前所未有的特種部隊，也悄然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1957年底，一個命令難住了時任炮兵司令員的陳錫聯上將。這一年的12月9日，中央軍委下達命令，要求炮兵部隊抽調精兵強將，與國防部五院共同組建軍中第一個飛彈訓練機構——炮兵教導大隊，希望藉由這支嶄新的部隊，給尚在醞釀之中的飛彈部隊，培養大批合格的技術幹部，然而剛剛脫離了「馬上步下小米加步槍」的野戰部隊，所能提供的知識人才著實是鳳毛麟角。時任炮兵參謀長的陳銳霆少將，為難地報告：在軍隊里，連初中生都足可稱得上是大知識分子。
陳錫聯決定向軍委彭老總報告，請求從全軍篩選，隨著大篩選的全面展開，來自全軍的優秀官兵，向這支神秘之旅迅速聚集。從1958年1月到1959年7月，炮兵教導大隊共舉辦訓練班三期，培訓學員2500餘名，其中一些初步掌握了飛彈操作和維護保養技能的青年官兵，日後成為了中國飛彈部隊的骨幹力量。
1957年12月24日，一輛從莫斯科出發的專列秘密抵達北京，這是一年前中蘇簽訂的技術援助條約中的一項，車上除了102名蘇聯火箭技術人員外，還載有兩發P-2近程地地飛彈，其中一發是供教學用的解彈，另一發則是可進行加注和初級點火的訓練彈。
據一路護送的蘇聯專家講，只要加入推進劑就能上天，由於設計圖紙和工藝資料尚未到達，而國家又急著要火箭，當務之急便是分解飛彈結構，照貓畫虎，測繪出所有零部件的尺寸，以供生產部門仿製。這個秘密計劃的代號被定位「1059」，意為向兩年後的1959年國慶十周年獻禮。
拆卸一個直徑兩米，長度近20米，且構造複雜的飛彈絕非易事，從彈體、發動機到每一螺釘、墊圈，都被細心的拆下包裝，做好記號拿出測繪。
很快工廠就加快出了一批零部件，然而等到年底蘇方的圖紙運抵後一對照，才發現之前那種靠簡單測繪，生產出來的產品，與尖端科技產品的技術與質量要求差距太大，先前自製的零部件，大部分必須返修或者報廢。蹣跚學步中的中國飛彈事業，還離不開師傅的幫助。
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五院和試驗基地的中方人員開始了針對蘇制飛彈的原理學習、操作訓練和仿製工作，雖然蘇聯人只是允諾提供舊型號飛彈的相關仿製技術資料，但這確實幫助當時的中國在短時間內組織起了一個生產飛彈的協作網。這一期間，中方人員不僅從蘇聯專家那裡學到了技術還自行研製了部分新材料和元器件，飛彈生產開始逐步向阻力國內的方向邁進。
1959年赫魯雪夫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訪問了北京，此時兩國至今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已無法掩飾，在國慶招待會上，赫魯雪夫又和前不久在聯合國大會上一樣，影射攻擊中國是所謂「好鬥的公雞」。
第二年，正當飛彈的仿製工作進入最後階段時，中蘇之間的大論戰公開爆發了。1960年，蘇聯撤走在國防部五院工作的全部專家，蘇聯援助項目全部停工。我們堅定不移的走上了自力更生的強國之路！
來源：騰飛聊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