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孟頫
《元史》本傳雲，趙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趙孟頫以其過人的天資、深厚的功力，創造出獨具一格的「趙體」。
趙孟頫傳世的楷書作品有《老子道德經卷》、《玄妙觀重修三門記》、《膽巴碑卷》、《洛神賦小楷》、《湖州妙嚴寺記》等，其楷書最大的特點是少裝飾化而有行意，除去盛唐中端莊嚴謹、提按規範、頓挫有節的顏柳風格，創造了楷中見行、靜中寓動的趙氏書風。
趙孟頫《老子道德經卷》局部
「二王」書風對趙孟頫楷書行書化的影響
趙孟頫是一位各體兼善的大家，他楷書行書化不只是受到某一人的影響，因為其在學書過程中並不是固守一個人的書風，而是廣采博收、冶容百家，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宋高宗、智永、李北海、蘇靈芝、褚遂良等。
而影響趙孟頫最深的首推「二王」，趙孟頫曾云：「(王羲之)總百家之功，極眾體之妙，傳子獻之，超軼特甚。」 可見趙孟頫對「二王」的推崇是深入肺腑的。
元虞集云：「趙松雪書，筆既流利，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而入其室；至於草書，飽《十七帖》而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姿精奧神化而不可及矣。」亦說明「二王」書法對趙楷書行書化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趙孟頫的傳世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對「二王」所下功夫之深，如臨《蘭亭序》，評者云：「吳興公臨，所見亡慮數十本」；臨右軍《東方朔畫贊》《黃庭經》，評者謂「有飛天仙人之致」。
趙孟頫 臨《十七帖》局部
此外，趙孟頫還對「二王」的其他書作臨習頗勤，這在趙孟頫曾跋王羲之的《眠食帖》、《七月帖》、《大道帖》中可見一斑；從其晚年所跋的《快雪時晴帖》中可以看出其與王羲之墨緣之深，當中臨摹最多、傾注大量心血研究和練習的當屬《蘭亭序》。
晉代書壇，字體正在不斷發展變化中，處於這個時代的王羲之在不同時期書法風格也亦有變化，王羲之書法之「變」對趙孟頫觸動頗深，其跋定武《蘭亭》曰：「魏晉書至右軍始變為新體，《蘭亭》者，新體之祖也。然書家不學《蘭亭》，復何所學？故歷代感以為訓。」
趙孟頫《玄妙觀重修三門記》局部
李邕書風對趙孟頫楷書行書化的影響
趙孟頫的楷書行書化的形成受李北海影響深刻而明顯。李邕是盛唐書壇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其對書法藝術的見解也是發人深思的，曾說「似我者俗，學我者死」，表明了創作必須有創新意識，反對一味的模仿，只有在繼承的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才能成功。
趙孟頫深諳這句話的精意，在師法「二王」的基礎上博學眾采，融入李邕縱逸之氣進行創新，從而形成了華麗而不乏骨力，瀟洒中見高雅，兼得流動與沉著二美的趙氏書風。
李邕重視學習王羲之，得其行法之妙，並得獻之之力，用筆及結構銳意求新，並研究學習眾家之長，張揚其個性和風格，自成一家。李邕以深厚的功力和獨特的風格突破「二王」，其行書的筆法揉北碑之長，打破行、楷字體的界限，確立了以楷書為體、取行書之勢的「行楷」一體。
李邕《法華寺碑》局部
這些成就影響了趙孟頫楷書行書化的形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趙楷在用筆上多採取李邕之法，楷書中帶有行書的筆態，行筆多採用順筆之法，橫畫多為截法入紙，轉折處多圓轉而下，除去唐楷中的頓挫裝飾味，使楷書有行書流動的氣韻，在結體上吸取了略取橫式、筆畫舒展、重心安穩、法度謹嚴的結字特點。
二是在書碑上，趙孟頫也有意效法李北海的行楷之法。趙孟頫以極大的熱情展示自己的才華，在眾多碑版中以楷書碑版成就最高。他糅合了在智永的《千字文》中獲得的楷法與李邕的楷法，除去之前占絕對優勢的顏柳書碑，創造了一種楷中 見行、靜中寓動的楷書書風。總而言之，正是趙孟頫創造性地吸收了李邕書法的精髓，才有了今天使我們樂於稱道的「趙體」。
趙孟頫《膽巴碑》局部
宋「尚意」書風對趙孟頫楷書行書化的影響
趙孟頫雖然作為占據元代書壇盟主地位、引領復古主義形成的代表人物，以師古為尚，深察古法，追隨「二王」，然而，對於「宋四家」趙孟頫一直給予肯定的目光，宋「尚意」書風或多或少也會對趙孟頫楷書行書化的確立產生影響。
「尚意」中的「意」指的是書家內心的感受和豐富的聯想，「尚意」即特別注重書家的主觀感情 的作用，格外追求創作心態的自由。「尚意」書風的主角是蘇軾，這正是基於他「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的思想。
趙孟頫於大德五年書《赤壁二賦冊》，其在《赤壁賦》卷底寫下跋文，並繪畫東坡肖像，唐棣也在此卷上留下跋文，云：「東坡二賦，松雪每喜書之，尤出諸書之右，故深得晉人書法，晚年行筆圓熟，度越唐人，乃知早年用意之深如此。」
趙孟頫《重江疊嶂圖》局部
趙孟頫曾於大德七年畫《重江疊嶂圖》。《重江疊嶂圖》原為王晉卿所作，蘇東坡即有詩題，此詩用語言展示了畫面的情景，隱寓了歸田的思想。趙孟頫所畫的《重江疊嶂圖》與王晉卿所畫相近，大德七年間趙孟頫正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一職，其在任職期間思想上也有隱歸之意，這與東坡的詩意合。
趙孟頫跋蘇東坡所書《醉翁亭記》云：「夫有志於法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而長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已。」董其昌在其題跋中曾記曰：「余嘗見趙吳興作米書一冊，在吏部司務蔣行義家，頗得襄陽法，今海內能為襄陽書者絕少。」可見趙孟頫對米芾的書作也有臨習，這也可從其在大德元年所書的《行書二贊二詩卷》中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