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南宋辛派詞人的創作傾向和藝術個性應當怎樣評價呢？筆者的基本看法包括以下三點：總體的創作傾向必須充分肯定；各自不同的創作個性應當加以辨別美中不足之處應當指出。從總體的創作傾向來看，應當充分肯定的至少有如下幾點：一是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抱負。辛詞的精髓在於他那強烈的愛國思想和崇高的民族精神，這正是稼軒凝聚力之所在，也正是稼軒贏得歷代崇拜者群起仿效的最根本的原因。他們與其說是學其詞，莫如說是效其品。他們的創作成就雖有高下優劣，但與稼軒同一襟抱卻是無可置疑的。無論是南宋辛派詞人，還是金代詞人元好問，乃至元、明、清幾代追求稼軒的愛國志士，無不如此。
他們首先是愛國志士，其次才是詞人。辛棄疾與陳亮等人結交的紐帶並不是歌詞，而是赤熱的愛國心，而他們的詞不過是這心靈碰撞的火光。南宋辛派詞人從陸遊、陳亮到劉辰翁、文天祥，著名的就有數十位，他們共同的社會生活是為收復失地而效命軍前，或奔走呼號；他們的普遍感慨是報國無路、壯志難伸；他們的共同命運是遭讒受逐，空老一生。他們誰也沒有消磨在紅香陣里醉生夢死。這好大一群熱血男兒憂心悄悄、寢食不安，或流英雄血，或灑壯士淚；生前鐵骨錚錚，壯志凌雲；死後萇弘化碧，志節猶存。試問，在那個「山河破碎風拋絮」的時代，有誰可與比崇高？至於金、元、明、清各代那些追隨稼軒的詞人，如元好問、張埜、王夫之、陳維崧等人，無一不是拳拳愛國、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士。
他們那憂戚國事、感慨興亡的詞心與稼軒息息相通。他們以稼軒為千古知音，從辛詞里找到了自己的身影，找到了心靈的共鳴。因此，他們的詞也就和辛詞音同鐘磬，金石和鳴了。二是他們追求豪壯蒼涼的藝術美境。靖康之變雖然導致了北宋的覆亡，南宋偏安，文學也由軟媚變成激昂。但是，由於傳統固習的影響，南宋詞壇的女兒腔並未消亡。南宋詞論家王灼《碧雞漫志》說：「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詞亦尚軟媚。」而辛派詞人卻在「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他們拋棄了詞學傳統的審美價值尺度，不屑於「女音」，也不願死守格律聲韻的舊門戶，不甘心作一個苟苟營營的詞匠，而是以豪壯為美，建立了一種「大聲鞺鞳，小聲鏗」（劉克莊《辛稼軒集序》）的、充滿著雄健剛勁之氣的豪壯詞風。
在批評舊的審美價值觀的同時，他們還建立了順應時代的、的詞學審美觀。辛棄疾作詞「有心雄華泰，無意巧玲瓏。」（辛詞《臨江仙》語曾被北宋詞人長期奉為圭臬的《花間集》，在陸遊看來卻是「流蕩無聊」之作。他在《跋花間集》中憤然寫道：「《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嘆也哉！或者亦出於無聊故耶？」湯衡在其《張紫微雅詞序》中極力稱賞張孝祥詞「駿發踔厲，寓以詩人句法」，而指責唐末詞人「粉澤之工，反累正氣」。陳亮則用詞抒寫自己「平生經濟之懷」。劉克莊聲稱自己「粗識國風關雎亂，羞學流鶯百囀，總不涉閨情春怨。」（《賀新郎·席上聞歌有感》）陳模也認為婉媚詞應當曲折達意，但「徒狃於風情婉戀，則亦不足以啟人意回視稼軒所作，豈非萬古一清風也哉！」
如此等等，都是一反花間靡弱不振的軟媚之音，提倡「足以啟人意」的英雄意蘊。應當說在當時危難的社會背景下，這種詞學審美新觀念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其英雄本色與豪邁之氣，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愛國精神，它使那些遠離社會生活而無病呻吟的詞匠們顯得更加蒼白無色三是他們創作主體意識的強化。每落筆成詞，多抒寫自我對社會人生的感觸和體驗；每個人的詞集便是其一生自我心聲的真實記錄，感情世界的藝術再現。從而使表現閨情春怨的傳統流行歌曲舊貌換新顏，同時也給後世讀者提供了認識作者以及當時社會人生的文學載體。而在這以前，卻是鬚眉男子作「女音」，「代婦人立言」。從花間到晏、歐、秦柳、周，寫的多半是符合二八女子檀口皓齒冰膚執紅牙翠板歌唱「楊柳岸、曉風殘月」之類的曲詞，唧唧復唧唧，老調唱不疲。
他們的大多數詞作不具有鮮明的主體意識，讀來似曾相識，故最容易相混。常有同一首詞誤入幾個人詞中的事，卻並沒有生客人座之感。結果到底是誰誤入誰中，也不容易說清。而辛派詞人及其後繼，卻是完全摒棄了舊的抒情程式和創作心態。他們不願重唱那些被人唱過千百遍的落花淚眼離愁別怨的老調，而是以堂堂之鼓、陣陣之旗的男子漢英雄氣質矯首高歌，歌唱時代的最強音。他們把英偉磊落的自我形象、激昂排宕的自我意識任情抒寫，或寄於自然萬象，或寄於古今英豪，或捨去寄託，直抒胸臆，時時處處加以強烈的表現，使我們每讀一首詞，幾乎都能明顯感受到作者那撲人的氣息和令人震顫的心。讀「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陸遊詞）讀「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空」，（陳亮詞）讀「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辛棄疾詞）等句，或惆悵頓生，或意氣昂揚，或壯心激越，總會使人受到強烈的震撼。
他們這種主體意識的強化之所以值得稱道，正是因為其中蘊含著一種偉大的精神和積極的意義。相反，如果只是表現一己之私的主體意識，那就越強烈越不足掛齒了。第四，從詞史的發展來看，辛派詞人互相唱和、推波助瀾，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陣容龐大的創作集團。他們高舉抗敵救亡的旗幟，以其不可阻擋的氣勢占據了向來只重「女音」的詞壇。詞苑從此煥然一新，詞的創作步入新階段。本來，北宋末年的詞已經被大晟詞人弄得靡弱不堪。南渡以後，朱敦儒之流眼見回天無力，只好隱遁山林，放浪形骸；李清照逃亡南遷，只能自賦憔悴，以淚洗面。這時詞壇敲金振玉的還是李綱、胡銓、岳飛、張元干、張孝祥、陸遊等一批愛國志士。他們的詞所表現的金戈鐵馬的英雄氣概，到辛棄疾手裡便達到了最完美的境界，可以說是他們完成了一次詞界的革命。
與稼軒同時相鼓吹的還有陳亮、劉過、韓元吉、韓仲止、楊炎正、趙昌父、楊民瞻、吳子似、趙晉臣、范廓之、徐斯遠、張南軒、岳柯、黃機、程珌、羅願乃至姜夔。稍後又有戴復古、劉克莊、陳人傑、李昴英、鄧剡、劉辰翁、文天祥、謝枋得、蔣捷等一大批詞人繼承其後，遂成滾滾洪流。婉約詞幾被其所掩，雖有張炎力排辛、劉，獨樽白石，但應者寥寥。這次詞界革命雖說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但辛派詞人的共同努力之功是不可磨滅的。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才把詞從瀕臨死亡的境地挽救出來，並賦之以新的生命，使之沿著新的道路健康發展。在詞史發展的鏈條上，辛派詞人前後這一百多年，有著非常重要和深遠的意義上面我們強調歷代學辛詞者創作傾向的一致性，但並不忽視他們獨特的藝術個性。為了節省文字，我只在眾多的學辛詞者中，拈出最有代表性的幾位略加評說。
陳亮《龍川詞》有七十餘首。他並未刻意學辛，但互相影響。其龍川詞與稼軒詞旨歸契合，且豪氣不減稼軒，故劉熙載以為龍川與稼軒「人才相若，詞亦相似」。然為稼軒所無而龍川所獨的是，龍川詞幾乎對常格定律不屑一顧，一如其書翰奏疏，直抒「經濟之懷」，可作政論讀。夏承燾先生在其《龍川詞校箋》序言中明確指出：「以我所知，在宋代詞家裡能夠自覺地這樣做，而且做得這樣出色內容是政治，寫出的卻不是政治語彙的堆砌，這就只有陳亮一人。」他還把龍川詞、文做對讀分析，印證其詞與其文所論完全相同。於是，夏先生讚嘆說：「當我們被這些詞的思想內容所吸引時，又何暇問它哪些象政論，哪些象散文，只覺其光耀眼，其熱灸手，一團愛國赤誠而已，尋常吟人詞客，哪能辦此？」就「連與他志同道合的辛棄疾也不曾這樣做過。」
在藝術風格上，龍川稼軒也是同中有異。稼軒多潛氣內轉，龍川則痛快淋漓；稼軒多托物象徵，龍川則明確直陳；稼軒強壓抑胸中塊磊，龍川則直噴吐鬱勃之氣；稼軒多摧剛為柔，龍川則激昂凌厲；稼軒常常是「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龍川則「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這些區別，概括言之，即：稼軒詞盤旋吞吐，多潛氣內轉；龍川詞斬截痛快，如虎嘯龍吟。這種區別，完全是由兩人不同的氣質修養內涵所決定的。陳亮其人，生性豪俠，錚錚鐵骨，節義凜然，「氣足蓋物，力雖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他雖勵志讀書，但於文墨雕蟲無所留意，志在匡扶社稷大業。《宋史本傳》引述陳亮語云：
「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睒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這就是陳亮的個性，英雄吞吐，自在常人之外。他詞如其人，就像一位臨陣奮勇的鬥士，一往無前，義無反顧。姜書閣先生以龍川詞和稼軒詞相比較，認為龍川詞有其獨到之風格，他說「稼軒詞名冠絕南宋，垂譽至今，同甫似有遜色。而細辨之，龍川詞實獨具風格，其一種斬截痛快，雄放恣肆之氣，又有非稼軒詞所能並比者。龍川之詞，干戈森立，如奔風逸足，直欲吞虎食牛，而語出肺腑，無少矯飾，實可見其胸襟懷抱。」陳亮的詞就有一股勢如破竹的英雄氣、豪俠氣，若借「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之語評龍川，亦覺恰如其分。劉過《龍洲詞》八十首。他雖一生布衣，卻喜飲酒談兵，睥睨古今。他還是一位熱血沸騰的愛國志士曾上書陳恢復大略，但如石沉大海。曾與岳珂、黃機等人同登多景樓，面對剩水殘山，悲憤賦詩，涕淚交流。在《沁園春·張路分秋閱》詞中寫道：
龍蛇紙上飛騰。看落筆四筵風雨驚。便塵沙出塞，封侯萬里，印金如斗，未愜平生。拂拭腰間，吹毛劍在，不斬樓蘭心不平。歸來晚，聽隨軍鼓吹，已帶邊聲。
其壯氣可嘉。他很崇拜稼軒，曾道：「古豈無人，可以似吾稼軒者誰？」（《沁園春》）其詞也學步稼軒，多抒抗敵救亡之志時有豪邁奔放、雄渾恣肆的風格。曾有效辛體之《沁園春》（斗酒彘肩），岳柯認為「下筆便逼真。」他的詞受辛詞影響最大，挨的批評也最多、最尖刻，如前文引陳廷焯語。馮煦也認為：「龍洲自是稼軒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宛轉。」但唐圭璋先生不同意馮煦的看法，他在評劉過的《唐多令》詞時說：「馮夢華謂龍洲學稼軒，得其豪放，未得其宛轉』。然若此首固豪放宛轉，兼得稼軒之神者。」岳柯、唐圭璋卻認為劉過學辛詞是成功的。看來，馮煦的批評還不夠準確。當然，劉過詞不如稼軒詞那樣渾厚凝重，但在當時詞壇仍不失為一位有思想、有特色的詞家。
劉克莊《後村詞》二百五十八首。錢仲聯認為，劉克莊的詞作「繼承發展了辛棄疾的傳統，成為南宋辛派詞人三劉（劉過、劉克莊、劉辰翁）中成就最大的一人。」劉克莊對稼軒推崇備至，作《辛稼軒集序》，認為辛詞「大聲鞺，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這段評語，深為千百年來論辛詞者所信服。他的詞，題材很廣泛，但抗金圖強的主調非常突出。其特點：一是英雄氣十足，有投筆從戎、自請長纓、洗清河洛的雄心壯志。如「問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未必人間無好漢，誰與寬些尺度？……快投筆，莫題柱。」（《賀新郎》）二是憂國憂民，心繫國運。面對「國脈微如縷」的國運抒危苦急迫之感；三是對摧折正氣、埋沒英雄的時世憤鬱塞胸，不時發出「未必人間無好漢，誰與寬些尺度？」之類的悲嘯狂吟。
其風格也酷似稼軒，在慷慨淋漓，縱橫恣肆中時露悲涼深沉之哀嘆，激情即如岩火噴發，旋又化作淚水如潮，大起大落，力透紙背。
如「飲酣畫鼓如雷，誰信被晨雞輕喚回。嘆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淒涼感舊，慷慨生哀。」
（《沁園春·夢浮若》）他作詞喜用長調，如《滿江紅》、《賀新郎》等幾占詞集三分之二。選擇長調，更易於表達作者雄壯蒼涼、悲恨交集的感情世界。劉克莊並不以詞人自期，他作詞只是寬發齒洗塊磊、抒幽憤而已。馮煦指出：「後村詞與放翁稼軒猶三鼎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國似放翁；志在有為，不欲以詞人自域似稼軒。……胸次如此，豈剪紅刻翠者比邪！升庵稱其壯語，子晉稱其雄力：殆猶之皮相也。」
劉辰翁有《須溪詞》三百五十餘首。對於他的詞，夏承燾賦詩讚之云：「稼軒後起有辰翁，曠代詞壇峙兩雄。憾事箏琶銀甲硬，江西殘響倚聲中」，非常明確地肯定了辰翁詞繼承稼軒的淵源關係。他身處宋亡之際，目睹當時一幕幕亡國的慘痛悲劇，血淚交流之心化而成詞，其鮮明特點是長歌當哭，亡國的哀痛充盈流溢，使讀者為之愴然。他萬沒有料到亡國竟是這樣倉皇神速：「三百年，人間天上，如許！遽如許！」（《摸魚兒》）為了表達亡國之痛以及對故國的眷戀，他寫了很多「送春」意象的詞，使後人稱他「送春苦調劉須溪」（歷樊謝《論詞絕句》）。如：「春去，誰最苦？但箭雁沉邊，梁燕無主，杜鵑聲里長門暮。想玉樹凋土，淚盤如露。咸陽送客屢回顧，斜日未能度。」（《蘭陵王·丙子送春》）
他還借別人酒杯，澆自己悲傷，尤其與李清照心曲共鳴，曾說：
「余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為之泣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遂依其聲，又托之易安自喻，雖詞情不及，而悲苦過之。」詞云：「宣和舊日，臨安南渡，芳景猶自如故。緗帙流離，風鬟三五，能賦詞最苦。江南無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誰知否？空相對，殘釭無寐，滿村社鼓。」
（《須溪詞》卷二）他還借一些典故以抒亡國之痛，諸如垓下虞姬、玄都劉郎、人面桃花之類，寫出的儘是些悲戚嗚咽之音。他還有一些感慨時事之作，蒼勁悲涼，頗有稼軒風致。清代詞論家況周頤說「《須溪詞》風格上似稼軒，詞情跌宕似遺山。有時意筆俱化，純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獨到之處，能以中鋒達意，以中聲赴節。世或目為別調，非知人之言也。」況氏分析，甚為恰切。他並不認為劉辰翁學稼軒只是「僅得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