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瑩律師長期關注未成年人性侵案，她同時是北京市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主任。2019年，曾為女孩李星星提供過多方幫助，接觸事實時間較長，也始終對此案保持關注。同時，因為她代理過許多女性（包括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案件，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
對於鮑某明涉嫌性侵未成年女性李星星一案，李瑩律師有獨到的觀察。4月11日上午9點，南風窗記者採訪了李瑩律師。
很多人幫過她
南風窗：李律師您好。2016年在北京的時候，李星星報過一次案，當時您是否也給她提供了幫助？就您所知，當時是個什麼情況？
李瑩：幫助她的不止我一個人，還有其他律師，心理諮詢師，甚至一些相關部門，都做過努力。在北京報案的時候她沒有找我們，我們主要是在2019年給她提供了一些醫療救助。她自殺的時候，我們同事也很著急。當時沒辦法趕到煙臺去，就找了當地的親戚趕緊過去，一大早就去。
我們當時也很擔心，幸好最後被人救起來了，她這次跳海，我們是知道的。所以當時我感覺這件事情給她帶來的精神傷害還是挺嚴重的。她要去住院，她有重度抑鬱焦慮，再不住院問題會更大，所以我們主要是通過緊急救助金給她支持了一些醫療費用。
南風窗：您說的這次自殺，是發生在什麼時間？
李瑩：就是2019年6月份那次，你們的報導里有提到，也是最後的一次。我們當時特別擔心，但又聯繫不上她，聯繫到她母親，趕緊去找她。後來有人把她救上來了，我們也聯繫上了。就我所知，還是有人在幫助她的，包括南京也有。
南風窗：你們和李星星之前是怎麼聯繫上的？
李瑩：是她找我們的。一直是有人在幫助她的，他們也知道我們機構一直在做婦女兒童權益的保護，也做了一些未成年性侵的案件。幫她的人，大家也做一些溝通。大家都在一個圈子，各自用力幫助她。這個事情很複雜，她的心理壓力很大，我們還是先勸她去住院。
南風窗：那麼除了醫療救助，你們是否還提供了一些法律上的幫助？
李瑩：我本人也是律師，法律幫助肯定有的。因為涉及未成年人，有的東西我也不好說得那麼細。我只能說大家都在做一些努力，做一些工作。你也看到的，其實整個的推進比較難。
南風窗：確實比較難推動案件的進展，就你們的感覺來說，難點主要在哪？
李瑩：主要難點就是所謂的強姦的證據不足。當時她過來找我們的時候，還沒有第二次立案，是撤案那一次。考慮到未成年人的性情，裡面還是有一些特殊性，很難按照一般的強姦案件來推進。我們認為她這個事情是存在的，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為什麼說「證據不足」？
南風窗：她提供證據，一直說不足，究竟不足在哪裡？
李瑩：我們沒有作為她的代理律師去介入，沒辦法看到案卷。
我個人分析，一是她滿14周歲了，這個年齡點很重要。14周歲以前，無論是否自願，發生性關係，肯定是強姦罪，但滿了14周歲就有一個是否是自願的問題。這個很難舉證，正如你們的報導里說的，鮑某明寫保證書，「給我現在的女兒，未來的妻子」。二是是不是有一些不利於她的證據，具體情況我不清楚。
我前面說了，對未成年人的性侵有它的特點，這個案子更特殊。她剛滿14歲就被送養，一直在北京，後面又到山東，一直是被鮑某所控制的。所以對她來講，她其實是在類似於孤島這樣的一個孤立無援的封閉的環境。
而且她也很小，就十幾歲，其實還是未成年人，那麼對她來講，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她其實是有可能會被洗腦，這一點你們的報導也有提到。如果她是被控制的，那就很難說她有什麼樣的能力去說願意或者不願意，或者去選擇。
還有一個，我們從過去的很多性侵案件當中發現，在我們這種傳統文化、男權性別文化之下，未成年人被性侵以後，很多的時候會有自責，也有羞辱感。我們之前辦過幾個案子，都呈現這種特點，比如有一個女孩，她被性侵了以後，她就得讓自己去愛上對方，因為只有愛上對方，她才能夠為自己這個行為找到合理性。
南風窗：您是分析，還是說自己代理過的一個女孩？
李瑩：我說的是代理的案子，她是這樣一個情況，就此做的分析。
其實這個女孩同樣也是。警方可能獲得一些不利於這個孩子的證據，無非就是可能並沒有明顯的反抗，他們之間是不是有所謂的親密關係。我說的是可能，因為警方也沒有公布具體的案情。我想說的是，即使是有這種不利的證據，警方也要進行甄別和考量。
正如前面說的，第一，女孩是在一種相對封閉、孤立無援的環境之下，其實對她來講是非常可憐的，她沒有任何幫助，所以她只能依仗他。
第二，她會被這個人洗腦，一個生活經歷豐富的人和一個未成年女孩，洗腦不是一個難的事情。
第三，性侵案件的受害人會有一種自責、內疚，一方面是羞辱，一方面自責、內疚，所以有的當事人她就要為自己這種心態尋找一個合理化的途徑，告訴自己，我是愛上他了。這其實不是真的愛上，而是她的一種自洽行為，或者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保護。
我代理那個案子就是這樣，非常熱烈的愛，後來她跟我說，李律師，我自己都無法理解我當時為什麼會那樣。她會主動去示愛。所以我擔心，鮑某明可能也有類似這樣的證據，證明性關係是基於情感的。但我認為這樣的證據並不能說明性行為符合女孩的意願。發生性行為，並不難證明，難的是證明是否違背她的意志，我認為是違背她的意志的。
不是不能判定，而是要綜合判定
南風窗：李律師，你們介入幫助她的時候，她在實施自殺，雙方矛盾徹底爆發了，這個時候，還能說她為了心理自洽仍然愛對方嗎？
李瑩：不好說，自殺是不是代表彼此一定沒有相互糾纏？警方也不好說，就我了解，事情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
複雜就在於他們兩者之間關係的判斷。談了這麼多，我一直認為彼此關係其實是表面的東西，我剛才分析的就是它背後的東西。要理解，她處在特殊環境、控制關係之下，孤立無援，一些行為她自己都不能解釋，我也給你舉過另一個女孩的例子。
我緊接著想說，其實我認為即使鮑某能夠提供不利於這個孩子的證據，但我認為還是違背她的意志。她多次報警，如果是她願意的話，她為什麼要報警？然後她有很嚴重的抑鬱，多次自殺。其實這種嚴重的抑鬱、焦慮、自殺行為都是創傷應激的明顯反應，如果沒有創傷，她怎麼會有這些反應？如果是她自願的話，至少她應該是快樂的，而不是這樣的一種痛苦的反應。所以我想說警方在判斷這些東西的時候，一定要進行綜合的考量。不是說男方拿了一個不利於孩子的證據，就沒有辦法判定，而是要綜合判定。
前幾年我們辦宋山木強姦女下屬那個案子，受害者當時也是在一個密閉的環境，她也沒有明顯的反抗。已故的著名民法學家楊大文教授當時就提到，他說溫柔的反抗也是反抗，我們沒有辦法拿這種貞節牌坊去要求現代的女子，一定要求她拚死反抗，才表示違背自己的意志。
法院最後判強姦罪成立，第一，她確實是沒有很明顯的反抗，但考慮了當時的密閉環境，她是孤立無援的。第二，她之前跟他沒有情感糾葛。第三，她對這個事實表現出厭惡，馬上把那些衣服扔了，去告訴同事，告訴男友，很難過，哭了。第四，她第二天報警。她也是通過這些條件來說明這個事情是違背她的意志的。
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非要脅迫她，打她，暴力對待她，才算違背意志。
來源：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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