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中國藝術史研究風潮中，文物市場仍是值得開拓的領地。對大型收藏家項元汴等人的研究已催生諸多成果，但藝術品價格仍是不可迴避的研究難點。就晚清上海文物市場而言，作為市場主體的買辦和商人並未留下足夠數量的文獻記錄。在存世文獻的制約下，白謙慎將目光鎖定到以吳大澂為中心的晚清官員身上。在《晚清官員收藏活動研究——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版）一書中，白謙慎試圖用三篇長文回答三個問題：晚清的文物市場怎樣，身處其中的官員有何表現？維持收藏活動的信息和流轉機制如何？官員收入如何影響其收藏活動？一言以蔽之：作為收藏家的官員如何攪動晚清的文物市場。
在晚清文物市場上，青銅器、書法、繪畫、拓片等品類雖因時局呈現波動，但整體日趨繁榮。通過分析市場各類文物價格及官員收入，可知官員有足夠資本介入文物市場。顧文彬《過雲樓日記》記載1870年購買宋拓《定武蘭亭》和王翬《十萬圖》，僅需支付80兩白銀。1872年，李文田在江西購藏宋拓本《華山碑》，也僅支付300金。晚清市場不斷湧現的時新碑拓，相對而言價格更為低廉，足夠吸引各個階層官員加入買方市場。翻閱晚清官員日記，事關金石書畫收藏的記載隨處可見，從高官曾國藩、翁同龢到低階官僚楊葆光，幾乎無人不牽涉其中。作為官員的他們擁有遠高於社會平均財富的資金，作為文人的他們則有不可須臾離棄的文化需求，收藏活動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官員捲入晚清收藏市場，既受個人文化需求驅動，也受文物被視作禮物參與市場流動的時代氣息影響。蘇州潘氏引以為傲的盂鼎，就是左宗棠贈予潘祖蔭的酬報之物。在征伐太平軍的戰鬥中，左宗棠曾蒙冤被告，幸得潘祖蔭出手維護，方免於難。1874年，時任陝甘總督的左宗棠決定購買盂鼎，報答潘祖蔭之恩。重達153.5公斤的盂鼎，從關中運往京城，動用了數十名健卒，方成功送達。調動官方資源服務於收藏活動，是晚清官員從事收藏的又一特點。完成遠距離的文物交易，涉及文物的信息、票號、運輸等方方面面，晚清官員在此又得以利用帝國的郵傳系統，迅速交流信息、交換物品，再利用各地錢莊和票號，完成大額交易。受郵傳系統和票號交易的制約，參與遠距離收藏活動往往也只能是官員。吳大澂由此具備典型意義。這位蘇州籍官員並非頂級的收藏玩家，但參與了許多大範圍的文物購買，並曾調動各種政府資源從事文物收藏活動。於是，我們不能不問，這樣一位典型的晚清收藏家究竟願意花費多少心力在收藏上？白謙慎初步統計後認為，1889年，吳大澂購買古董的花費在8500兩至1萬兩銀之間，而其收入則在3.5萬兩銀左右。甲午戰爭以前，吳大澂的藏品如青銅器、玉器等合起來不足6500件，數量不少，但缺乏重器。不過，由於吳大澂學術眼光獨到，故最終成為晚清藏玉第一人。
類似吳大澂這樣為學術而收藏的官員，成功攪動晚清文物市場。以學術研究為導向，舊的「玩物」種類得以擴展，不帶銘文的玉器、青銅器在觀賞之外也獲得新的價值，傳統金石學因之逐步轉變為現代學術。由此看來，晚清官員不僅是文物市場的重要參與者、維繫者，同時也是推動傳統文物市場現代轉型的關鍵。他們將現代學術濡染進整個文物市場，從而引領收藏風氣。但在這一過程中，官員的藏品究竟有多少是通過購買所得？從官員們的文物帳簿很少記載藏品價格來看，來自下屬和同僚的贈送或是雅賄所得可能占據更大比重。倘若如此，晚清文物流通是否還適於理想的「市場模型」？此外，類似吳大澂、端方這樣具備鮮明學術旨趣的官員，在晚清整個參與收藏活動的官員群體中占據多大比例？是否具備典型性？恐也值得商榷。這些問題，書中沒有圓滿的解釋，值得繼續探討。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6月3日
作者：堯育飛（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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