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原載《外國語》2015年第4期
轉自：「Glocal Chimerican葛浩文英譯研究」、最是春風
按：2013年10月24日，有幸與葛浩文和林麗君夫婦等譯界與批評界的幾位學者共進午餐，之後聆聽葛浩文關於譯者與作者關係的演講，然後又對其進行了學術訪談。本稿由一個多小時的正式訪談與席間對話整理而成(原訪談英漢夾雜，葛浩文的回答同樣中英各半)。「葛」指代葛浩文，「林」指林麗君。
主持人：剛才聆聽了葛浩文先生的演講，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樣深受啟發。葛先生的演講傳達出來的一些翻譯理念與中國的傳統譯論形成了極好的雙向關照，因此，這或許也會引出一些值得我們深入探究的問題。在接下來座談中，我們可以在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等大框架內就自己感興趣的問題與葛先生展開對話。
問: 葛先生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翻譯了二十幾位漢語作家的五十多部小說，也因此被夏志清先生稱為中國現當代小說的「首席翻譯家」。而且我發現，葛先生漢語講得很地道，葛先生的漢語學習有什麼秘訣？
葛:我從小就特別喜歡音樂，經常聽巴赫和其他音樂家的音樂，我如果當一名音樂家會比做翻譯家更高興。或許是音樂的關係，我對音調非常敏感。漢語「媽麻馬罵」四個聲調，我分得很清楚，閩南語8到9個聲調，我也很熟悉。其實我接觸漢語特別晚，已經28歲了，就外語學習而言，的確是太晚了。當時我在台灣服役，對漢語特別有興趣，看見路牌、廣告、商號什麼的就念，不懂就問。我學習的態度很認真，每天不停，根本不像現在的美國學生學漢語，每周就幾個小時。現在想來，一個是環境的關係，一個是耳朵的關係，一個是態度的關係。
問：葛先生學習漢語態度認真，這是否也間接地影響了做翻譯的態度？
葛：我葛浩文做翻譯從來不敢馬馬虎虎。翻譯是「不曾完成的工程」（unfinished project）。我的每部譯作都要反覆修改修幾遍才敢交稿。我給你講個故事。在翻譯白先勇的《孽子》時，我對小說中含糊的同性戀話語感到困惑不已，於是只好來到舊金山的同性戀酒吧（舊金山是著名的同性戀之都，該市同性戀酒吧眾多。筆者注），為裡面的同性戀者買上一杯啤酒，與之聊天，希望能找到恰當的譯語。坦白說，啤酒買了不少，譯文沒找到幾句。（笑）
問：我們知道，葛先生走向翻譯道路，似乎不乏偶然性和戲劇性。那麼請問葛先生是否接受過翻譯訓練呢？
葛：沒有。從來沒有。所以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才能進行像樣的翻譯）。我不願意看我早期的譯作，有時真想一把火全燒了！當然，有時也想重譯其中的一兩本。如果我現在重譯《呼蘭河傳》，肯定要比以前好很多。
問：葛先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小說翻譯，並且成就斐然。您是否考慮過嘗試中國古典文學翻譯？
葛：譯者要有自知之明，不能走出自己的「舒適區」（comfort zone）。我的漢語水平畢竟不能像中國人一樣，我理解中國古典的東西有時會很困難，翻譯中國現當代小說我感到很自在。
問：從母語譯成外語與從外語譯成母語這兩種翻譯形態葛先生認為那一種更為理想？或者說理想的目標語言是母語還是外語？
答：毫無疑問，譯者理想的目標語言是自己的母語。總體而言，由中國譯者把中國文學翻譯成外語並不是最好的選擇，而且也很難真正成功。
問：葛先生是否關注翻譯理論？翻譯理論對您的翻譯有什麼幫助？
葛：對我的翻譯實踐直接的好處和影響真的不多，但我們應該了解翻譯的本質是什麼，過程如何。問題是，你即使對理論很熟悉，到翻譯時你依然會面臨很多問題，因為理論只能解釋有限的問題。東西譯好了，給別人看，別人總能指出一些問題。翻譯過程中一定不能想著翻譯理論，否則你無從下筆。翻譯要有情感投入，而且靈感很重要。
問：這個問題就涉及到葛先生的翻譯標準了。在2005年您發表的「我的寫作生涯」一文中，您這樣寫道：「我每每發現一部作品讓人興奮，便會因此萌生將其譯成英文的衝動。換言之，『我譯故我在』。當我意識到，自己已忠實地服務於兩個地區的讀者，那種滿足感讓我欣然把或好或壞或平庸的中文作品譯成可讀、易懂、甚至有市場的英文書籍。天哪！」請問葛先生，「可讀、易懂、有市場」是否可作為您的翻譯標準？
葛：你居然記得原文。算是吧。但忠實是大前提，必須以讀者為中心。作者為讀者而寫，希望讀者多多益善。同樣，譯者為目的語讀者而譯，因此不能不考慮市場，譯者希望更多人買自己的譯作閱讀品味。因此，譯者總要好好打理譯作，弄得漂漂亮亮的。市場很重要，但不是最主要的。
問：市場既然是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文本選擇又關乎讀者市場，這是否意味著選擇哪些文本來翻譯非常重要？
葛：一點兒沒錯。美國人有美國人的閱讀趣味，有他們自己感興趣的題材和敘事方式。相對於翻譯錯誤，文本選擇錯誤是更糟糕的錯誤。其實我翻譯過很多類型和題材的小說，如歷史小說、都市小說、鄉村小說、心理小說、同性戀小說，等等。我有我自己的鑑賞趣味，我有時候選擇文本，有時候文本選擇我。
問：我想知道葛先生現在的真實工作狀態是怎樣的？譬如說，是否使用現代的翻譯輔助工具？
葛：我們住在一所小房子裡，一個書房、兩張書桌、資料不多，因此要時時問問題。通常，我剛開始問，她（林麗君）就有答案了。我現在開始越來越多地讓谷歌做各種各樣的事情了。
問：葛先生對谷歌翻譯軟體那樣的計算機輔助翻譯怎麼看？
葛：谷歌翻譯很蹩腳，但正變得越來越好。計算機輔助翻譯能日益接近我們，卻永遠無法取代我們。如果真有那麼一天，我葛浩文就改行吧，或者乾脆自殺算了。坦白說，我很喜歡谷歌翻譯，可作為消遣，或者當作笑話。
問：無論是計算機輔助翻譯，還是譯者，都算是中間人。美國著名作家John Updike 曾在《紐約客》發表了關於莫言《豐乳肥臀》和蘇童《我的帝王生涯》的書評，其中提到，葛浩文是「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孤獨領地里的獨行者」，是「接生婆」。對這一身份界定，您怎麼看？
葛：我不認為「接生婆」有貶義色彩，它最起碼是中性詞。把譯者稱為橋樑、中間人或協調者都可以。其實，Updike的書評問題很多。他對中國小說持有「西方中心」的個人化的偏見。當時，出版商告訴我說，Updike 要在《紐約客》發表這兩本書的書評，我非常激動，因為《紐約客》很有名，其書評對銷量會大有幫助。但後來發現，Updike對這兩部小說評價不高，而且僅憑我的一句He licked his wounds譯文就斷定我的翻譯屬於「陳詞濫調」。這讓我非常難過。我又查了原文，發現原文就是「舔吮他的傷口。」這是完美的翻譯啊！我本想給編輯寫封信，但朋友告誡我不要這麼做，或許有很多人去買書，就是想看看為什麼Updike不喜歡（笑）。大家或許知道，Updike早年作品賣得不好。他是一個牢騷滿腹的老頭子，知道自己活不了太長時間了，而他還沒得到諾貝爾獎。
問：說到了莫言，您能否談一下翻譯莫言作品時裡面那麼多的成語和俗語您是怎麼處理的？
葛：舉個例子，《豐乳肥臀》中的俗語成語以及「爹」、「娘」以及「親家」等詞彙都不好處理。「好」能否翻譯成How do you do?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要不要直譯？無論如何，譯文首先要讀起來通順，我總不能把譯文弄得怪裡怪氣的，讓英語讀者覺得中國人的語言很古怪。我有時直譯，有時意譯，最難的我就直接跳過去不譯了。還有，阿來和畢飛宇的語言都有地方特色，怎麼處理？有的小說的語言具有時代特色，怎麼應對？譯者只能妥協，而翻譯就是妥協。
問：的確，翻譯就是妥協。是何種妥協呢？
葛：其一，翻譯過程中的種種自我選擇就是自我妥協；譯者與譯者之外的種種因素（players），如編輯、出版商等也要達成某種妥協。大刪《狼圖騰》並不是我本意，但這「黑鍋」只能由譯者來背了；我本想把虹影的小說《飢餓的女兒》譯成Daughter of Hunger，但最後不得不接受了出版商的主意，譯成Daughter of River；李銳的《舊址》標題極好，既關乎時間，又關乎空間，我很想忠實地譯成Old Place或Old Home，但出版商堅持要譯成Silver City，對此，我沒有辦法。
問：讓我們再稍稍回到葛先生翻譯莫言這個話題上。2013年5月2日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辦「五四現代文學講座」上，顧彬說：「葛浩文對莫言獲得諾貝爾獎有很大的貢獻，他創造了『國外的莫言』」。顧彬認為莫言的小說冗長而無趣，而您的翻譯正好彌補了他的缺陷。顧彬在另外的場合還說，莫言的英譯小說應該有兩個作者。對此，您作何回應？
葛：顧彬是個老頑童。我們是多年的朋友。他那麼說，我不知道是認真的，還是玩笑話。顧彬不太懂小說，他本身就低估中國小說，他的專長是詩歌。必須承認，沒有我們這些莫言的「化身」（avatar），世界就不知道有莫言這樣一位作家，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其文學成就，我們與他是合作性的關係，他在前，譯者在後。顧彬也說過，如果葛浩文不翻譯莫言而是翻譯王安憶，那麼得獎的就是後者了，我認為這種說法簡直是胡扯。有件事兒很有意思，我說一下。幾年前，顧彬當面批評莫言，莫言不但沒有生氣，而且還感謝顧彬時時提醒自己，要寫出更好的東西。
問：葛先生能否談談您在翻譯過程中是如何與作者進行合作的？
葛：賈平凹小說中的方言隨處可見，有時我看不懂，必須要和他溝通交流；我譯了莫言十一部小說，就其中的種種細節問題我們有過很多討論，甚至有爭論。莫言小說中有些器物、文化背景等給我帶來不小的挑戰。莫言不懂英語。其實他不懂英語倒大有好處：他對我只能解釋，不能翻譯。《四十一炮》中有個器物，我一直不明白，為此，莫言專門畫了草圖用傳真發給我。我和二十多位中國小說家有過合作，與其中大部分人關係良好，他們從不拒絕或者迴避我的問題，也沒人顯得不耐煩，因為這關乎他們的書。有時我和作者的討論也沒有結果，那就只能靠我葛浩文了。我們的合作也不都是愉快的。其實，這種合作很脆弱，誤解時有發生。
問：您能否舉個例子？
葛：我曾譯過中國某位張姓作家（筆者此處隱去全名）的一部小說。他拿著我的譯本，拆成幾個部分，然後讓自己的幾個學生去閱讀，聽取他們的評估匯報。結論是：葛浩文的翻譯很糟糕。他的幾個學生英文水平如何？懂不懂文學？懂不懂翻譯？懂不懂批評？只有天曉得！作家把作品委託給我，就要信任我。那位作家的做法當時讓我很難過。
問：譯者之外的人看翻譯往往有兩種傾向，一種是「神化」（idolization），一種是「妖魔化」（demonization）。所以真的用不著難過。
葛：確實是這樣。但我以前的確很難過，我現在只是為那樣的作家感到難過。作家必須面對來自批評家、作者以及讀者的種種批評。這是翻譯工作的一部分。大多數人看到的只是翻譯的結果，看不到、也不了解翻譯的過程。
問：那葛先生認為翻譯是一個怎樣的過程？或者說，葛先生自己的翻譯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葛：譯者需要同時做三項不同的工作：閱讀(reading) 、批評或闡釋（critiquing or interpreting）以及創作（writing creatively）。別人對我的翻譯或許有看法，那也正常。我的責任就是儘可能忠實地「再造」（reproduce）作者的意思，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我所理解的作者的意思。這二者區別很微妙，但很重要。
問：譯者所理解的作者的意思，這種說法很有啟發性。這是否就是羅蘭·巴特意義上的「作者死了」？
葛：這個問題請她（林麗君）回答吧，她比我聰明。
林：嚴格說，「作者死了」並不是針對翻譯。這一觀念來自批評，原先只是強調了「文本」的地位。做翻譯就不能不考慮作者。比如，蘇童和畢飛宇分屬南北不同地域的作家，翻譯二者的作品時，其背景不能不考慮；莫言的作品又是另一個樣子，句子特別長，有時八九個成語並列，翻譯時又要考慮莫言的獨特情況。所以說，翻譯過程中，原作者永遠不死，但譯者不能丟失自我，要有自己的再創作。
問：葛先生和林教授都強調譯者的再創作。這是否也能部分地解釋翻譯的本質？
葛：翻譯就是再創作，而譯者就是「再創作者」（rewriter）。
問：也就是說，作者不能和原作者亦步亦趨？
葛：正是。先向韋努蒂致敬！但韋努蒂所說的「譯者隱形」根本不可能（Invisibility is impossibility）。我有我喜歡用的詞語和句法，如果把這些全放棄，轉而接受作者的用詞，我翻譯不出任何東西。我一定要用我能把握的、我習慣的、我欣賞的東西去翻譯。有人認為，我的翻譯太葛浩文化了，英語讀者不是在讀莫言，而是在讀葛浩文，對此，我只能說聲對不起。我做翻譯，作者與讀者往往滿足不了，但總有一個人能滿足，那就是我自己。譯者永遠不能「放棄自我」（surrender one’s ego）。我只能是我自己，我只能是葛浩文。
問：非常感謝！今天的訪談很有啟發意義。非常期待下次見面。也期待葛先生更多的翻譯作品問世，讓更多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走向世界。
葛浩文：謝謝！
（原文請見《東方翻譯》2014年第3期）
--------------
附：筆者評價葛浩文
「文學之為文學，賴其文學性；翻譯之為翻譯，因其「翻譯性」（translatoriness）。翻譯文學，須讓翻譯成翻譯，文學成文學。重譯輕文，恐囿於文字，格調多下，行之不遠；重文輕譯，郁乎文哉，更上一品，然有逾矩之虞。葛譯平衡二者，實屬難能。
葛氏乃一glocal Chimerican也，著眼全球，文化中美，譯寫吾國，語取東西；力倡「讀、釋、創」三事合一；其譯以「忠實」為綱，重可讀、求平易、循市場，心向讀者。其作忠而不僵，通而不俗，文而不艷，化而不隔，簡（減）而不傷。一字一句之內，意或變，象或易，味或寡，神或失；統而觀之，化文字，調文化，融趣味，弘文學，揚精神，妙心別裁，臻於上品。葛氏五十卷，我譯譯我，一言以蔽之，譯無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