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情深的晚清重臣：生生世世許同心， 一刻體諒十萬金
沈葆楨，原名沈振宗，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沈家祖居河南，南宋時，遷居到浙江，雍正年間，沈氏家族中的一支繼續南遷至福建侯官。
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沈葆楨出生於貧苦的讀書人家庭，父親沈廷楓以教書為業，亦是貧苦的私塾先生。靠每個月微薄的收入養家餬口。母親林惠芳賢淑勤快，不但平日替別人做女紅補貼家用，還沈葆楨童年時代的教育負起了責任。她的教子方法獨特直接而有效，首先，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點，然後，再教習《三字經》、《百家姓》等啟蒙讀本，教授的過程，並非按書誦讀，而是常常講解原因。
沈葆楨是舅舅林則徐書房的常客，在這裡，他覽閱了許多古今中外的名作，在與舅舅的交談中，開始對「洋務」二字產生了最初的了解。他也經常把自己從書中悟到的想法告訴舅舅，在一次談話中，他表達了對興辦洋務的看法。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十六歲的沈葆楨考取秀才。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沈葆楨和老師林昌彝同榜考中舉人，這一年，沈葆楨剛好二十歲。此時，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不久，擔任兩廣總督的舅舅林則徐，被朝廷革職查辦。這一年，在雙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楨和小他一歲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則徐的次女，十歲時和沈葆楨訂婚）。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沈葆楨赴京趕考，落第。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沈葆楨與父親沈廷楓一同上京赴秋闈，父子二人都沒能考中，父親發誓，永不再考科舉，回鄉繼續教書。沈葆楨年富力強，決心背水一戰，再苦讀三年，再試。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沈葆楨中進士。在這年的同榜進士中，還有另一大名鼎鼎的人物李鴻章，李是第三十四名，而沈是第三十六名。沈葆楨入翰林院並選庶吉士，授編修，並在後來的京官考核中，以「一等」的身份擢升都察院，升監察御史，前途一片光明。
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沈葆楨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沈葆楨先調貴州道監察御史，後又出任江西九江知府。
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楨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楨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親戚過多為由，推辭而改任地處偏遠的江西廣信（今江西上饒）知府。這時侯，太平軍已兩次攻打江西，占領了八府五十多縣，朝廷只剩南昌、饒州、廣信、贛州、南安五郡，整個江西的局勢岌岌可危。八月，江西太平軍將領楊輔清率萬餘人向清軍發起了進攻，連克瀘溪、貴溪、弋陽，進逼廣信城。當時，沈葆楨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倫外出征辦軍糧、軍餉。廣信城裡的四百守軍，聞弋陽失守，紛紛遁逃，城中一片慌亂。只剩下知縣、參將、千總和知府夫人林普晴，危急關頭，林普晴顯示了將門名臣之女的風範和氣節，臨危不懼，毅然主持軍務，布署守城，一邊鼓舞百姓，一邊寫下救援血書，派人向林則徐以前的部下、駐紮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饒廷選求援。而她則帶領城中婦女做飯救傷員，與不多的兵勇一起，戮力禦敵，終於保全了一城人的性命。第二天，沈葆楨趕回了廣信，不久，援兵也至。沈葆楨在同饒廷選商議之後，採取了攻其不備，襲擾輜重的戰術，七戰七捷，終於打退了楊輔清的進攻。經此一役，沈葆楨揚名官場。事後，曾國藩專奏天聽，並奉旨建祠褒揚林普晴，。後來，林普晴逝世，時人撰輓聯，悼念她齧血作書，求援解圍之壯舉。橫批：不愧為名臣之虎女；上聯：為名臣女，為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錦撒夫人分偉績；下聯：以中秋生，以中秋逝，天邊圖皓魄，雲裳仙子證前身。
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沈葆楨升任江西廣饒九南道，三月，石達開攻打廣信，沈葆楨、饒廷選率守軍頑強抵抗，激戰數日，石達開敗走浙江。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沈葆楨以父母多病，請求離職回家探望。此時，沈葆楨已經整整十五年沒有回家了，家鄉的日子帶給他的不僅是快樂和回憶，更是難得的清閒和鬆弛。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沈葆楨重又被起用，授吉贛南道道台，沈葆楨以父母年老而婉辭。於是，被留在原籍辦團練，曾國藩很是賞識。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國藩請他赴安慶大營，委以重用。不久，推薦他出任江西巡撫，倚用湘軍將領王德標、席寶田等鎮壓太平軍，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在曾國藩攻克天京後，沈葆楨將突圍而出的太平天國幼天王洪天貴福、及干王洪仁玕等捕殺，最終將太平天國徹底地蕩平。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沈母去世，沈葆楨離官回鄉丁憂。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行轅設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關於設輪船製造局的奏摺，決定在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設船政局（即以後的福州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陝西回民起義，調任陝甘總督，行前，力薦丁憂在家的江西巡撫沈葆楨，接手船政，並親自到宮巷請沈葆楨出山。然而，左宗棠兩次探望沈葆楨時，都被沈葆楨以「重孝在身」推諉了。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沈葆楨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辦福州船政局。當時，正是舉辦洋務運動時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馬尾創辦造船廠，尚未來得及開工，就被調往陝甘任陝甘總督。臨行前左宗棠上疏說：非沈葆楨不能任其職。所以，沈葆楨一上任，即建船塢及機器廠，並附設藝童學堂。造成船艦二十艘，分布各海口。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正月，又創辦藝圃，學制五年，培養監工人才。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紛紛從四面八方向中國邊疆侵逼，造成中國邊疆的普遍危機。尤其對於台灣，先後就有美、日、法的先後入侵，造成台澎地區和東南沿海的嚴重危機，成為當時邊疆危機的一個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為兇狠。經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迅速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表現出對外關係上的極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鄰近的中國，對台灣懷有覬覦之心。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十二月，有琉球貢船兩艘，遇風漂至台灣，其中五十四人被高士佛、牡丹兩社居民殺害，另十二人逃脫得救，被中國政府由福州轉送回國。那時，日本政府為了緩和日益尖銳的國內矛盾，和由「征韓論」所引起的政治危機，正在醞釀對外發動戰爭，決計抓住這一事件作為出兵的藉口。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設立侵台機構：台灣都督府，並組成征台軍。五月十日，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三千六百多人在台灣琅嶠登陸，其攻擊目標主要是牡丹、高士佛兩社。十八日，日軍開始與當地居民交鋒，二十二日攻占石門，牡丹社酋長阿祿父子等陣亡。六月初，日軍一千三百餘人分三路，進攻並占領牡丹社，十三日，進占龜仔角社。七月中，日軍已完成對各社的征討、誘降，並以龜山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築醫院、營房、道路，並向後山南北各處番社分發日本國旗，準備久踞。
清政府起初對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動毫無所知，直到四月十九日通過英使威妥瑪才始知此事。五月十一日，清政府照會日方詰責，並於十四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率領輪船兵弁馳往台灣，並授予他處理日本侵台事件的軍事外交大權。
六月中，沈葆楨到台後，一面向日本軍事當局交涉撤軍，一面積極著手布置全島防務。他在府城與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廈門間裝置海底電線；增調淮軍精銳武毅銘字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入台，部置於鳳山；陸上防務，北路由台灣鎮總兵負責，南路由台灣兵備道負責，海上防務，以揚武、飛雲、安瀾、清遠、鎮威、伏波六艦常駐澎湖，福星一號駐台北，萬年一號駐廈門，濟安一號駐福州；同時大力開通部落地區的道路，並派員招撫各處「番社」。清政府也相繼運來洋炮二十尊，洋火藥四萬磅，火藥三萬磅，士氣民心為之大振。這些措施漸次推展開來，形成相當的聲勢，使日軍不能不有所顧忌。
這時候，台南南部惡性瘧疾流行，侵台日軍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數十名，士氣極其低落。在進退維谷、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日本不得不尋求外交解決的途徑。日方全權代表大久保利通與顧問李仙得，於當年九月到達北京，在前後七次談判中，日方仍堅執日本進兵的是「無主野蠻」之地，對此，清政府予以嚴厲駁斥。大久保利通認識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堅持的「番地屬中國版圖」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決日本侵台問題。當時，清政府的內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難，於是，在英、美、法三國出面調停下，清政府決計讓步，同治十三年（公元1871年）十月三十日簽訂了《中日台灣事件專約》（《北京專約》）三條，除以「撫恤」及付給修道建屋費用為名償銀50萬兩外，約中有「茲以台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之語，日本出兵乃為「保民義舉」，實際上，等於承認琉球為日本的屬國。但日軍也於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一日撤出台灣。
日本入侵台灣，是對中國在台灣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次挑戰，對中國來說，這是一次嚴重的邊疆危機。清政府認識到自己的海防空虛，必須急起補救。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四月，清廷發布上諭，派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中國近代海軍的建設從此走上軌道。
促使清政府檢討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認識到危險主要來自於外部，而並不是內部。過去，清政府認為，「台灣之患率由內生，鮮由外至」。外國的侵略，使官員們開始重視台灣，把它稱為「七省門戶」、「南北洋關鍵」、「中國第一門戶」。沈葆楨、丁日昌一再奏請對日本侵台應加嚴密設防，總理衙門也指出「經營台灣實關係海防大局」，這是對台灣地位的一種新認識。在這方面感受最深、變革最力的是沈葆楨。沈葆楨守住台灣後，立即著手進一步的開發，實施了開禁、開府、開路、開礦四大措施。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沈葆楨撤軍內渡，同年奉旨進京，升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辦南洋海防，擴充南洋水師，並參與經營輪船招商局，派船政學堂學生赴英法留學。
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十一月，沈葆楨病逝在江寧任上，享年六十歲。派遣優秀學員出國留學，是沈葆楨晚年對近代中國的又一重大貢獻。這些出國深造的人員不乏嚴復、詹天佑之輩，他們後來成了近代中國各個領域的專家，對推動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巨大的作用。
補述：沈葆楨的身份可以用三個兼任概括：林則徐的外甥，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兩江總督兼管台灣。正是這三個身份，造就了沈葆楨的不凡人生。
作為林則徐的外甥，沈葆楨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淵源，也導致了沈葆楨從小就受到經世致用思想的薰陶。沈葆楨的母親林蕙芳是林則徐的六妹，沈林兩家的關係，由此交織開來。福州城並不大，沈家在宮巷，林則徐母親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則徐家先是在左司營，後遷居文藻山，離三坊七巷都不遠，彼此其實算是鄰居，可謂遠親不如近鄰，走訪起來相當方便。
沈葆楨長相一般，個子偏矮，而且，小時候還非常多病，「屢瀕於危」。而林則徐能夠將小女林普晴嫁給他，應該是早就看好沈葆楨的前程的。沈葆楨十一歲那年，父親沈廷楓好不容易中了舉人，緊接著，赴京應禮部試時，曾把沈葆楨帶上，但不是帶到京城，而是帶到南京，此時，林則徐正在那裡擔任江寧布政使。沈廷楓把兒子留在南京，然後獨自北上應試， 未中，返家時，又拐到林則徐那裡將沈葆楨帶回。就是這段時間，林則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楨， 第二年，即定下了親上加親的娃娃親。
沈葆楨多才好學，室名「夜識齋」 ，尤工於書法，筆意蒼勁， 法度謹嚴，間作山水。其詩詞也經常得林則徐指點。最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楨書詠月詩一首， 請林公過目，其中兩句曰「一鉤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輝滿十分」， 頗顯自傲。林則徐看後，改成「一鉤已足明天下， 何況清輝滿十分」。林公的謙虛進取之心躍然紙上， 令沈葆楨佩服不已。
沈葆楨與妻林普晴感情甚篤，從其貧窮之時，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兩口子曾相伴赴京趕考。後來，沈葆楨中進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還是過著貧窮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時，沈葆楨身無分文，向人「 挪川費百金」，是借的盤纏。至省城後，他租了二進三間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紋十一兩五錢」， 他為此發出了「屋價之貴， 可謂極矣」的感嘆！ 但接著他又借二百兩銀子寄給妻子。在房價飛漲上天的今日，時人對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楨安頓就緒，書寫長信一封，其後附長詩一首，表達對愛情的忠貞。詩中寫道：「忽聞犬吠便心驚， 望眼如穿萬里程。一穗殘燈人不寐，夜深獨自聽車聲。生生世世許同心， 一刻體諒十萬金。身似鴛鴦分不得，寒宵況是病中荼。……別來新夢太分明， 說與君知君莫驚。君處春來又春去，人間天上幾書生。」
最後，忍不住再說一下林娘子，因為她實在是一位名臣的好女兒，一位偉大的母親，一位善良的妻子，她身上體現出的優秀品質，動感天地。在她自知不久於人世之時，曾自撰一副自挽對聯，算是對丈夫和女兒的臨終囑咐：
我別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無妻。若他年重結絲羅，莫對生妻談死婦；
汝從嚴父戒哉，小妮子終當有母。若異日得蒙撫養，須知繼母即親娘。
林普晴操勞一生，為國、為家，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默默地奉獻了自己，臨死前，還要囑託丈夫和女兒，善待未來進入家門的女人。人世間，幾人能有此等情懷。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