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摘要】簡要介紹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及其發展，並通過賽義德的「理論旅行」觀點，分析其在傳向中國的過程中發生的變化及女性主義翻譯在中國的具體實踐情況，以期推動該理論在中國的深入發展。
【關鍵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旅行；中國
一、西方女性主義翻譯
(一) 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的發展
「女性主義」一詞起源於1880年第一次法國婦女參政權會中提出的「feminisme」。隨著女權運動的發展並逐漸遍及社會各個領域, 在爭取公平的選舉權、就業權、受教育權等政治實踐中, 人們發現了從文化領域打破父權社會語言體系贏得女性說話權利的重要性, 並於20世紀70年代提出「女性必須得到語言解放, 女性的解放必須先從語言著手」的口號。加拿大的女性主義者首先將女性主義與翻譯實踐相結合, 開啟了女性主義翻譯實踐之先河。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自誕生之日起便竭力汲取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文化學、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力量, 極力謀求譯者和女性地位「從邊緣走向中心」。西蒙指出:「翻譯的女性氣質是一個經久不衰的歷史比喻。女人和譯者同被納入話語的低等地位。」
在西方尤其是加拿大, 戈達爾德 (B.Godard) 、弗洛圖 (L.Flotow) 、哈伍德 (S.Lobbiniere-Harwood) 等有強烈性別意識的女性主義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與原作者充分合作, 將原作中為實現其政治意圖而採取的激進寫作策略, 在英文中體現出來, 使翻譯「擴張並發展原作的女性主義意圖」
(二) 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
西方女性主義翻譯是在女權運動中發展起來的, 與翻譯的結合是從傳統意義上人們把譯者地位比喻為女性的邊緣地位入手, 徹底解構男性費斯勒文化, 旨在推翻將譯者看做「一個僕人, 一隻看不見的手, 機械地將詞語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觀點 。女性主義翻譯認為譯者的創作屬於「一項讀者和譯者都參與的寫作方案」, 翻譯活動不是兩種語言間的機械轉換, 譯者的意識形態及不同文化之間的語境因素都對其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其翻譯觀點可主要概括為: (1) 在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中消除對女性的歧視: (2) 重新界定譯作和原作的關係, 譯文與原文應享有同等地位; (3) 翻譯不但是具體的語言「技巧」問題, 還應包括文化、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 。
在翻譯實踐中, 弗洛圖 (Louise Yon Flotow) 指出增補、加寫前言和腳註、劫持是女性主義翻譯慣用的干涉文本方式, 通過這種顛覆性的創造性活動確立自身主體身份。
然而, 從該理論誕生之日起就不斷遭受批評, 評論者對女性主義翻譯者對原著的過度改寫與劫持提出反對意見, 並質疑其對解構主義應用是出於偶然性。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被他們歸結為以女性主義政治權利鬥爭為目的的過激性理想化行為, 其中翻譯作品也被認為歪曲事實過多, 使讀者得不到應得的效果, 偏離了翻譯者的本職。女性主義翻譯內部在發展過程中分化成為不同流派。並且女性主義翻譯「太過情緒化、宗教化、理想化和主觀化, 因而不能成為真正的學術研究」, 女批評家阿茹雅 (Rosemary Arrojo) 提出了女性主義翻譯中存在著「機會主義」 (opportunism) 、「虛偽性」 (hypocrisy) 和「理論的非連貫性」 (theoretical incoherence) , 分指女性主義翻譯理論非理性地進行政治參與、採用雙重標準的激進態度, 其理論主張具有矛盾含混的特點 。
無論如何,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翻譯現實語境層面背後意識形態及語言建構的關注給翻譯研究帶來了突破性的轉機。對於這樣一個新生理論, 在批判其不足與缺陷的同時致力於為其構建更完善的理論構架, 從而更好地應用到翻譯實踐中。
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在中國
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在文化轉向的大潮中在翻譯界引起軒然大波, 迅速在世界範圍內傳播, 並於21世紀初介入中國。該理論向中國的傳入勢必對中國翻譯界產生巨大影響, 但進入中國後的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是否依舊保持其原始味道?本文試圖通過賽義德的「理論旅行」觀點闡述其涉足中國後產生的變化。
賽義德曾最早在1982年出版的《拉里坦季刊》 (Raritan Quarterly) 中提出:「理論旅行」理論, 指出「與人和批評流派一樣, 觀念和理論從這個人向那個人、從一個情境向另一個情境, 從此時向彼時旅行。文化和智性生活經常從這種觀念流通中得到養分, 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維繫。」在該觀點中, 賽義德將理論旅行分成四個階段:首先, 使觀念得以產生或進入話語的環境。第二, 使觀念的重要性慢慢凸顯的通道。第三, 使觀念得以接納或容忍的條件。第四, 使觀念完全 (或部分) 地被容納 (或吸收) 而進行的改造。
正如賽義德「理論旅行」理論所說,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在行至中國的途中也受到了中國文化背景環境的擠壓和改造。首先, 從大量有關研究在核心期刊上的發表及真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翻譯實踐探索都說明該理論在中國翻譯界的接納程度。對於該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孔慧怡、費小平、劉亞儒、王曉元、孟翔珍、楊柳、徐來、張景華、廖七一、穆雷、劉軍平等人。
2005年開始, 中國女性主義翻譯研究開始呈現出比較快的增長勢頭。縱觀近些年的研究可以發現, 中國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從最初的以評介為主, 到對女性主義翻譯進行梳理, 再到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本土化運用, 經歷了從介紹到綜述批評, 再到借鑑發展, 進行本土化研究這樣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研究視角分別從譯者的身份、女性主義翻譯的本質、女性主義對傳統譯論的顛覆及其局限、女性主義對翻譯理論的影響、女性譯者主體性研究、生態女性主義、酷兒理論等方面展開多角度的探討, 為拓寬翻譯研究的視角以及其他翻譯模式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此外, 女性主義翻譯研究還在研究深度上不斷進行挖掘。在探討譯者主體性方面, 從以往關註譯者到關註譯者和作者、譯者和讀者之間的主體間性問題, 從有強烈性別意識的女性主義譯者到翻譯過程中男性譯者的雙性視角, 角度的拓展和層面的深入, 對女性主義翻譯研究起到了很好的補充和完善。
然而, 該理論從一種文化遷徙到另一種文化的過程中經歷的碰撞與衝突也使其磨掉了部分政治激進思想的稜角, 並始終處於邊緣文化地位, 不能徹底被主流翻譯思想接受並運用。究其緣由, 要從女性主義東西方不同發展狀況及中國千年歷史背景文化方面進行追論。
西方女性主義自誕生伊始便旗幟鮮明地追尋女性獨立及平等地位, 並在多次有規模、有組織的政治鬥爭中贏得女性解放, 從父權制社會牢籠中的解放, 強調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然而, 與此不同的是, 由於千年來中國封建思想的桎梏及對中國女性自古以來的壓迫, 女性意識在中國要羸弱溫和許多。另外, 由於政治體制及傳統文化價值取向的不同, 集體意識和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中國女性主義不能像西方女權主義那樣從真正的政治運動等實踐中總結出系統的女性主義思想。因此, 單從五四運動和20世紀80年代兩次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傳入並不足以使中國女性產生如同西方女性一般強烈的女性主義思想, 中國的譯者和譯論研究者無法像接受並投身女性主義運動的西方譯者和譯論研究者那樣, 自覺地將性別同翻譯實踐與研究結合起來。
因此, 在中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中「忠實」主流仍不能被徹底改變, 從而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中提出的對原文「操縱」、「控制」理論並不能很好地運用到女性主義翻譯實踐之中。雖然西方激進的具有政治傾向的一面也未被吸收進來, 中國女性譯者在具體翻譯實踐中傾向於改動原文選詞和語調來表達其性別意識形態, 並特別傾向於女性作品的翻譯傳播, 有意翻譯女性作家的作品以挖掘其中潛藏的女性主義思想。
三、結語
由於發展形式及歷史背景的不同, 導致中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在吸收了部分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精華的基礎上, 改變並丟掉了部分不適合目前國內翻譯背景的內容。但是,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前往中國之旅並未終結, 該理論的發展需要譯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在中國文化背景中輸入它新鮮的理論養料, 使該理論在中國得以發展下去。
參考文獻省略，全文請見《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侵刪。
【作者簡介】張鵬榮, 女, 四川樂山人, 副教授, 碩士, 從事文學翻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