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的父親異人和嬴政之所以能在秦國政壇崛起，呂不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異人能繼位為秦王，以及後來嬴政能順利在政壇立足並掌控大局，也都是在呂不韋的支持下才能做到的，而嬴政親政之後，不久便罷了呂不韋的相邦之職，嬴政此舉是成功還是損失呢？沒有呂不韋的輔佐，給嬴政帶來什麼影響呢？
嬴政出生在趙國的邯鄲廓城，嬴政的父親是秦國王孫異人，他是秦孝文王之子，可是，異人和他的母親母親均不受秦孝文王的寵愛，秦孝文王有二十多個兒子，而異人被送往趙國邯鄲作為質子，自然，他也就不受王室和朝中大臣的重視了。後來，秦、趙兩國關係惡化，兩國經常交戰，而作為質子的異人在趙國倍受冷遇，陷入了困境。
此時，頗有政治眼光的商人呂不韋看中了異人具有「奇貨可居」的優點，呂不韋是衛國人，他長期在趙國邯鄲做生意，此時，他以商人的敏銳眼光發現，異人恰恰是那種可以「低投入高收益」的人，於是，他開始對異人進行資助，送給財物，讓異人從生活困窘走出來並開始與上層人物交往。
此外，呂不韋還開始到秦國遊說，他花了重金得以拜見華陽夫人的弟弟陽泉君和她的姐姐，並請他們將貴重的禮物獻給華陽夫人。請求陽泉君在華陽夫人面前多談談異人的聰明賢能，善於結交諸侯賓客，並傳達消息稱異人把華陽夫人視同自己的親母一般，日夜哭泣她和她夫君太子。
呂不韋抓住了華陽夫人的一個弱點，即沒有子嗣，於是，他讓陽泉君勸說他的姐姐華陽夫人認異人為養子。而華陽夫人正想著要有一個兒子，於是，她極力在安國君面前稱讚異人的孝順聰慧，勸他認異人為養子。安國君覺得有道理，需要有一個繼承人，於是，他答應了，便和華陽夫人刻下玉符，決定立異人為繼承人，安國君和華陽夫人賜送厚禮給異人，並請呂不韋當異人的老師，這一消息傳出，異人在諸侯中開始有了影響。
異人逃回秦國，改名子楚，後來繼位為秦莊襄王
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國派大將王齮率師圍攻趙國都城邯鄲，作為報復，趙孝成王想殺死異人以泄憤。危急之際，呂不韋與異人謀劃，用六百斤金賄賂守城官吏，呂不韋得以幫著異人逃出趙國，並在出征的秦軍的幫助下返回秦國。呂不韋知道華陽夫人是楚國人，因而，他特意讓異人穿著楚國的服裝面見華陽夫人。華陽夫人見了穿著楚國衣服的異人，非常高興，便正式收異人為養子，並使其改名子楚。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太子安國君繼位為王，是為秦孝文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此時，被趙國富商藏著的子楚的夫人和兒子嬴政得以被趙國送回到秦國。奇怪的是，秦孝文王繼位才三天，就突然暴薨，子楚即位，成了秦莊襄王。秦莊襄王尊養其母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尊其生母夏姬為夏太后，而嬴政成了太子的唯一人選。
呂不韋從商人變成相邦，而後來卻被罷官，服毒自盡
秦莊襄王元年（前249年），呂不韋被任命為相邦，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呂不韋成功地實現了他的計劃，讓異人登上了王位，而他自己也由商人成功轉型，成了秦國的相邦，在莊襄王子楚登基後執政的兩年內，呂不韋協助子楚處理軍國大事，擁有了很大權力。莊襄王三年（前247年）五月，子楚病逝，嬴政登基，時年十三歲。嬴政年紀雖輕，卻很有政治魄力，他成為秦國的王之後，對內對外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秦國的王權得到強化，使秦國不斷強大。
始皇帝九年（前238年），秦王政在雍城蘄年宮舉行冠禮，而長信侯嫪毐卻趁機動用秦王御璽及太后璽發動了叛亂，令人率兵攻向蘄年宮。而此時秦王政已得知嫪毐造反的事，預先在蘄年宮布置好三千精兵，打退了叛軍的進攻；嫪毐轉而率兵攻擊咸陽宮，而城裡呂不韋相府和秦氏宗室成員等派兵配合咸陽宮擊潰了嫪毐的叛軍，嫪毐一人落荒而逃被逮捕。秦王政成功粉碎了叛軍的造反行動，將嫪毐車裂，曝屍示眾，並將嬴政的生母趙姬關進雍城的萯陽宮，摔死嫪毐與太后所生的兩個私生子。
始皇帝十年（前237年），秦王政在清初了嫪毐反叛力量之後，乘機對呂不韋下手，他聯合秦氏宗親的力量，免除了呂不韋的相職，並把呂不韋放逐到巴蜀。呂不韋後來感到他與秦王政的關係已無法回到過去了，秦王政已經成了帝王，開始防備他了，他便飲毒酒自盡，免得使呂氏和他的屬下招來清洗劫難。
清除了嫪毐、呂不韋的勢力之後，秦王政本來還聽從秦國貴族的建言，準備下「逐客之令」，將在秦國謀職和遊說的其他國家的人逐出秦國。幸而有了李斯上呈了《諫逐客書》，力勸秦王政發揮秦國歷代君王重用外來人才的經驗，留住其他國家的人才，秦王政這才留住外來人才，並重用了尉繚、李斯、鄭國等傑出人才。
秦始皇統一六國，主要是採用法家、兵家的策略
在秦王政繼位時，秦國已吞併了巴、蜀、漢中，西南越過宛城到達郢都，設置了南郡；北面取了上郡以東的河東、太原、上黨等地；東面已達滎陽，併吞滅了二周，在二周故地設置三川郡。秦的國力不斷增強。
秦王政親政之後，秦國對於其他國家的征戰不斷取得進展，不得不說，秦國在戰場上的勝利，得益於秦王政繼承先王的治國策略，重視採用法家和兵家的策略，而且，重用李斯法家理論和尉繚關於「併兼廣大，以一其制度」的戰略主張也是秦國成功統一六國的重要原因。
始皇帝十一年（前236年），秦國抓住趙與燕兩國發生戰爭的機會，以援救燕國為由，派名將王翦率兵夾攻趙國，趁機占領了趙國的閼與、河間、安陽等邑；兩年之後，秦軍又大舉進攻趙國，奪取了雁門郡和雲中郡等地。至此，趙國已經無法與秦國正面對抗。
始皇帝十六年（前231年），秦國利用自己的軍事優勢，逼迫魏、韓，而魏、韓兩國懼怕秦國出兵侵占領土，皆被迫把部分土地獻給秦國。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年），秦國又派內史騰進攻韓國，俘虜了韓王安，占領了韓國的絕大多數土地，在原來韓國的土地上設置了潁川郡，至此，秦滅了韓。
始皇帝十八年（前229年），秦國集中兵力對付趙國，秦軍分兩路進攻趙國，一路由大將王翦率領，直下井陘，尋找趙國的護邊主力決戰；另一路由秦將楊端和率領，直驅而入，圍攻趙國都城邯鄲。趙國國君派李牧、司馬尚帶領大軍抵禦秦軍。可以說，當時老將軍李牧有豐富的作戰經驗，有軍事韜略，是保衛趙國的希望，可是，趙王只重視維護王權，偏信寵臣郭開，而郭開受了秦國賄賂，故意散布流言稱李牧、司馬尚謀反。趙王原本就擔心李牧在軍中的威望極高，怕他謀反，因而，輕信了謠言，在秦國大兵壓境的關鍵時刻，臨陣換將，改用趙蔥和顏聚代替李牧、司馬尚，並藉機害死了被奪了兵權的李牧。李牧一死，趙國便無良將，始皇帝十九年（前228年），秦軍大破趙軍，王翦等攻城掠地，俘虜了趙王。秦國在邯鄲設立了邯鄲郡。
始皇帝二十年（前227年），秦王政派大將王翦、辛勝攻燕國。燕和代合兵抵抗秦軍，但他們根本無法抵抗秦軍的進攻，在易水以西，燕、代聯軍被秦軍擊潰。次年，秦軍攻下燕都薊城，燕王喜遷都到遼東。
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年），韓國都城發生叛亂，秦國藉機出兵平定韓的叛亂，並處死了韓王安。
始皇帝二十二年（前225年），秦王政派將軍王賁攻魏，包圍了魏都大梁（開封市），引黃河水灌城，三個月後，大梁城被攻破，魏王出降，魏國滅亡。
在滅魏的同一年，秦國開始對付楚國，秦王政派李信、蒙恬帶20萬大軍攻楚。秦楚兩軍在城父邑決戰，這一次，李信輕敵，秦軍在與楚軍交戰時失敗。後來，秦王政又派王翦和蒙武帶60萬大軍在蘄地與楚軍決戰，楚軍大敗，楚將項燕自殺。始皇帝二十五年（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楚國的江南地帶，降服了越國之君，設置會稽郡，楚國滅亡。同年，秦王政派王賁攻燕的遼東，俘虜了燕王喜，燕國也隨之滅亡。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將王賁從燕國南下攻齊，俘虜了齊王建，滅了齊國，在齊舊地建立了齊郡和琅邪郡。
總之，秦國從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年）起，到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滅了齊國止，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兼併了六國，並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平定了南方百越，從此，秦王政完成統一大業，秦國進入了帝國時代。
應該說，秦王政親政之後，清除了嫪毐和呂不韋兩股勢力，大大強化了專制王權，而在他掌權之後，他重用尉繚、李斯、蒙恬、蒙武、王翦等人，主要是採用法家和兵家的策略來治國秦國，特別是積極主動地推行統一六國的戰略決策。戰爭時期，秦始皇以法家、兵將的理論為指導，取得了統一六國的輝煌成就。
秦國統一六國之後，強化皇權專制，在戰後，繼續以法家、兵家為主要的治國策略。
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當秦王政滅了六國之後，他便推行他的皇權專制策略。
首先，他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過五帝」，因而採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構成「皇帝」的稱號，秦王政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嬴政自稱為「始皇帝」。
其次，在政治體制上，秦始皇在中央實行「三公九卿」制，作為治理國家的核心管理體制。所謂的「三公」，即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所謂的「九卿」 ，即指奉常、廷尉、治粟內史、典客、郎中令、少府、衛尉、太僕、宗正。 「三公」中的丞相，負責輔佐皇帝處理全國事務，是皇帝最得力的助手，是皇帝治下的中央政府的最高長官；太尉負責協助皇帝掌管全國軍隊；而御史大夫則負責掌管圖籍章奏，監察百官。
再次，在治國理論上，秦始皇繼續執行秦孝公變法以來商鞅的法家政策，特別是採用了李斯的建議和韓非的帝王權謀學說，繼續加強君主專制，逐步削弱舊貴族勢力，重視提拔由軍功而上升起來的新貴族，其中，對於嚴格執法和軍功獎勵特別重視，而且，在統一六國之後，秦始皇仍然沿用戰時重視法家和兵家的治國策略。
此外，在管理體制上，秦始皇廢除了分封制，建立了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郡縣制和官僚制。起初，將全國分為36郡，後來，地域擴大之後，增至46郡，秦國定都咸陽（陝西咸陽市秦都區），中央政府由「三公」協助皇帝治理，在地方上，郡的長官為「守」，縣的長官為「令」。郡縣制的建立有一個最重要的意義是打破了血緣關係的宗法制，這有力的遏制了舊貴族的勢力，以封建制、官僚制代替了貴族的世襲制，使政治結構和社會狀況發生了重大變化。
還有，秦始皇實行了一系列的「統一」政策，包括統一貨幣和度量衡、統一文字等。此外，還修築長城、馳道和直道。
最後，秦始皇強迫六國貴族遷徙，以防止各國貴族反撲。秦統一六國以後，秦始皇為了防止六國貴族依持在原地區的宗族力量伺機反撲，便強迫六國的貴族們遷徒至咸陽，強迫他們看護皇陵，或者強迫他們遷徙於西南邊遠地區，就連一些平民也被迫遷徙，去做開礦、開鹽井等苦役。
過分的專制和嚴酷的法制，加上「焚書坑儒」文化政策，給戰後的秦國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首先，戰國繼續採用法家和兵家的治國策略，在嚴酷法律和懲罰措施方面只有強化而沒有適應新趨勢，秦始皇將戰時的治軍策略運用到了開礦開鹽井、修築長城、修建陵墓和其他苦役方面，十分嚴酷，在長期的戰爭之後，廣大民眾得不到修養生息，不堪重負，很少再生活下去，這潛伏著巨大的危機。
其次，上述所說的強迫六國貴族遷徙，這雖然有利於秦國的皇權專制的鞏固，但其怨恨太大，表面上六國貴族勢力被暫時遏制了，而實際上是加劇了潛伏著的矛盾，六國舊貴族對秦始皇的仇恨太大了，國被滅了，還要離開世世代代族群生長之地，並遷去守陵墓，此仇大於天，他們是不會就此罷休的。秦末項伯、項羽的造反，表明了舊貴族們是反對秦始皇的暴政的。
再次，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採用李斯的建議，下令焚書禁書，規定史書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論》者，下令守、尉盡燒之；而有敢偶語《詩》《書》者，當街執行死刑；用古人的話來否定現今成果的，滿門抄斬。而且，官吏若知情而不舉報者，皆以同罪論處，若三十日不燒禁書，便執行黥刑，判為修護城牆的苦役工。只准許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能保存。並強調若願意學法令者，須以吏為師。」焚書坑儒「進一步強化了法家思想，使法家成了秦國官方治理學說，這是李斯的目的，同時，也符合秦始皇強化專制皇權的需要。但是，焚書坑儒卻抑制了百家思想的發展，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思想專制，沒有能吸取道家、儒家等其他學說的思想因素，特別是沒有能重視呂不韋主持編寫的《呂氏春秋》的道家治國策略，這對於秦國來說，是不是重大損失呢？
《呂氏春秋》有豐富的治國思想，特別是其道家治國方略，秦始皇沒有能採用其思想策略，或許是秦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是在呂不韋的主持下編寫的一部著作。呂不韋雖是商人出身，但他卻是很重視思想研究的，當時，他召集了一大幫門客，編撰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學術思想「論集」。
《呂氏春秋》成書於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當時，呂不韋還是秦國的相邦，可惜，秦始皇親政之後，呂不韋被罷去了相邦之職，如果不是呂不韋丟了官，或許這一部《呂氏春秋》會對秦國發生重要影響。
那麼，《呂氏春秋》是一部什麼書呢？包含怎樣的治國思想策略呢？
首先，《呂氏春秋》的根本立場是以「道家學說」為主的，同時，還匯融了名家、法家、儒家、墨家、農家、兵家和陰陽家的思想，此書可謂是融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博大精深、思想豐富，可是，也因為兼容太多，因而顯得龐雜，所以，有人稱《呂氏春秋》是「雜家」之說。
其次，呂不韋其實是想以此書來作為秦國統一六國之後的治國的基本策略，是大秦統一後的意識形態。因為《呂氏春秋》兼容百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秦在思想文化方面試圖統一兼容各家各派思想學說的意向，這是體現了大秦宏大的文化氣度，可惜，呂不韋丟官了，自盡了，而李斯成了秦始皇的首席「謀略家」，秦始皇選擇了以法家思想來治理秦國，「焚書坑儒」包括儒家、道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秦國沒有能吸取《呂氏春秋》的基本思想治國，是極為可惜的一件事。
再次，《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以道為主兼容百家的學術名著，全書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分十二紀、八覽、六論。這一部由呂不韋主持、集體編撰的學術巨著，其思想十分豐富，主要有三個特點：
一是以道家為根本立場，強調遵循自然之道。
《呂氏春秋》的一個基本立場是遵循自然之道，接受道家的思想，並從自然之道中去尋找治理之道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序意》記載了一個事例，稱：「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由此可見，呂不韋是以黃帝教導顓頊為例來闡述他的基本立場的，效法天地，順應自然之道，依照天地自然準則來治理國家，才能國泰民安。
《呂氏春秋》強調治理要以大道為準，只有法天地自然而治理天下，才是合法的。因而，《呂氏春秋》強調「天下之天下」觀點，認為：「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去私》)而根據「天無私」的這一特點，進一步推論出「民本」的結論，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貴公》)
顯然，在秦國當時正強化君王權力專制的過程中，《呂氏春秋》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很大膽的，也是很清醒很理智的。
與此密切相關，《呂氏春秋》還吸收道家虛靜無為的基本觀點，強調君王治國國家要行「無為之道」。闡述了「君執無為」的觀點：「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事，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呂氏春秋》
顯然，這是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發揮，強調「無智」「無能」「無為」是「君之所執」，認為「善為君者」首先在於「無識」，其次在於「無事」，這其實是老子「無為而無不為」思想的發揮，即將「無為」思想運用於治政方面。《呂氏春秋》還強調：「大聖無事而干官盡能。」「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事。」只有治政方面以「無為」為原則，才能達到「事省而國治」的目的。否則，就會出現相反的治政狀態，即「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如此一來，君臣職能顛倒，將造成混亂，朝局必將陷入困境。這種對於「君代有司為有司」的批評很值得注意，君王若是事無巨細，取代了其屬下官員該做的事，政局比較是失敗的。
二是注重博採眾家之說，力圖以道家來兼容儒、法、兵、墨等派。
《漢書·藝文志》將《呂氏春秋》列入雜家，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它力圖兼容百家學說，但是，從根本上說，《呂氏春秋》是站在道家的基本立場上兼容百家的，高誘稱《呂氏春秋》為：「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 （《呂氏春秋注》）因而，如果站在道家的基本立場上來闡述各種學術問題是《呂氏春秋》的第一個特點，那麼，力圖兼容百家，融匯各種學術思潮，是《呂氏春秋》的第二個特點。
許維遹在《呂氏春秋集釋自序》中說：「夫《呂覽》之為書，網羅精博，體制謹嚴，析成敗升降之數，備天地名物之文，總晚周諸子之精英，薈先秦百家之眇義，雖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雜家之管鍵也。」
《呂氏春秋》的編撰者聲明編撰該書「集腋成裘」，也就是說，是集聚百家之說。所以，在《呂氏春秋》中能看到其兼容並收的各種學術思想。
比如，《呂氏春秋》充分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變法的必要性，它明確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就是說，統一法令，才能心齊，統一管理原則，才能使國家安定。因而，它強調：「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事易時移，變法宜矣。」秦國歷代君王有重視法家的傳統，而呂不韋也是在秦國尊法守法的政治氣氛中進入政壇的，他主編的這一部《呂氏春秋》當然也要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只是，《呂氏春秋》在接受法家尊法守法思想的同時，卻排斥法家的權謀之術，如對於《韓非子》中的種種陰謀權術，是拒而不取的。此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對於法家所主張的嚴刑厚賞，《呂氏春秋》認為是「衰世之政」，是主張排斥的。
再如，《呂氏春秋》積極吸取了儒家的思想，《呂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仁義學說，贊同儒家的孝悌之道。它認為：「凡為國家，治天下，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乎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孝行》）尊孝是治國國家的根本，「務本莫貴乎孝」。它還說：「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孝行》）總之，《呂氏春秋》認為仁義禮智是以孝為根基的，而孝是治國國家的根本，務本就是尊孝。很明顯，這是吸取了儒家的思想，是儒家仁政學說的發揮。
又如，《呂氏春秋》積極吸取了兵的思想。秦國是靠征戰來征服六國的，所以，秦國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兵家，《呂氏春秋》當然也非常重視兵家，但是，它不僅重視兵家的用兵韜略，而還對於戰爭觀十分重視，提出「先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的戰爭觀。《呂氏春秋》說：「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鬥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它還說：「家無笞杖，豎子就會為非作歹；國無刑罰，百姓就會侵凌掠奪；天下無兵，諸侯就會攻戰不已。」因為，用兵如用藥，「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盪兵》）這種戰爭觀值得重視，主張用「義兵」，但不主張「偃兵」，以賞有義而伐不義，是順道順勢，正義之師可用，而非正義之師不可用；但是，一味地「偃兵」是不行的，休戰不能解決關鍵問題，反而會被進一步欺負，所以，《呂氏春秋》不主張「非攻」，兵道非暴道，但也不是一味休戰。
還有，《呂氏春秋》對墨家有批判有吸取，對於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樂」等主張，是持批判和駁斥的，但對於墨家的「尚賢」「兼愛」之說，以及「節葬」等觀點是積極吸取的。比如，《愛類》篇說：「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於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這是吸取了墨家的利民思想。這這種觀點在《精通》篇直接說出來了：聖人「以愛利民為心」。再如，在《呂氏春秋》中有一篇《節葬》，吸收和發揮了墨子「薄葬短喪」的思想，認為人死雖不為鬼，亦無知覺，而出於活著的親人感情上的需要，送葬要有一定的儀節，但是，過度厚葬是無益的，厚葬之風盛行是有害的，正如《節葬篇》所說的：「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這就是說，侈葬其實是不孝，葬禮要適當。
總之，《呂氏春秋》積極吸取各家學說，對於法家，吸收其法治思想而反對其權謀和酷刑觀念；對於儒家，吸取其民本思想、修齊治平思想等；對於兵家，吸取其韜略和正義戰爭思想；對於墨家，吸取其利民和薄葬的思想等。這表現了其兼容並收的積極立場，對於發展諸子百家學說是有益的。
結語：若秦始皇依照《呂氏春秋》的基本策略治國，秦朝能避免二世而亡嗎？
歷史無法假設的，但是歷史經驗可以借鑑。從戰國末期到秦朝再到漢初的歷史經驗給後人一個重要啟示：治國策略，需與時俱進，秦朝二世而亡由諸多原因造成的，但是，其為能在統一六國之後順應發展趨勢，改變嚴酷的法家治國策略，是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秦國統一六國之後，趨勢便了，而秦國一方面強化了皇權專制統治，逼六國舊貴族遷移，徵用大量民力建造各種大型工程，特別是以戰時的賞罰法令來嚴酷對待民眾，致使民眾不堪重負，無法生存，官逼民反，這是秦始皇的統治政策的嚴重失誤。
其次，呂不韋主持編寫了《呂氏春秋》，站在道家的基本立場上兼容百家，注重道家順應自然之道的基本策略，吸取儒、法、兵、墨各家的積極思想因素，即重視君王的「無為而治」，注重兵家的「義戰」，吸取儒家的仁義學說和孝道等，重視法家的法治，以及發揮墨家的利民思想等，如果秦始皇能積極吸取《呂氏春秋》的治國思想，或許可以避免秦朝出現那麼快滅亡的結局。
再次，後來，漢初注重「黃老之學」，採用「無為而治」的治理策略，使民眾能在戰爭之後能休養生息，有了「文景之治」的局面，這可以說明戰後的政策與戰時政策是不一樣的，漢初避免在戰後使用嚴酷刑罰等，是漢朝能長期延續的重要原因，由此或可以看出，秦統一六國之後的政策未能與時俱進，導致了前朝的衰敗。
總之，《呂氏春秋》在秦國統一六國前後的那個時期，提高了很值得重視的治國方略，可惜秦始皇罷了呂不韋相邦的官職，而其治國策略也被忽視了，沒有能被重視，這對於秦朝來說，是巨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