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中國還比較落後的時候，受限於通訊和交通工具，人們獲取新聞或知識的渠道十分有限，報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民國時期的文人都十分熱衷給報紙寫稿子，或是新聞短評，或是小說連載，或是散文雜文，甚至家長里短的活動記述等等。魯迅、茅盾等知名作家都曾自己辦報，練就了一身採編刊印一條龍的硬本事。

正是基於此社會現狀，民國時期，報人手裡的一支筆，完全不遜色於戰士手裡的一桿槍。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以此為陣地發起了著名的「新文化運動」，而他本人也被人視為新青年的「思想導師」。

因此，報人在當時是具有非常崇高的社會地位，許多人都夢想當記者或新聞編輯。不出例外，毛澤東當時也有這樣的「記者夢」——希望用手裡一支筆，去抵擋成千上萬的「毛瑟兵」。

說到毛澤東的「報人生涯」，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他的名字叫邵飄萍，是他一手刻畫了青年毛澤東的「記者夢」。

一、邵飄萍與「記者夢」

邵飄萍1886年出生於浙江東陽，是民國非常出名的報人，一手創辦了《京報》並擔任主編，有「新聞全才」、「亂世飄萍」、「一代報人」、「鐵肩辣手，快筆如刀」的諸多美譽。

毛澤東和邵飄萍的結識，其實源於一堂課。

1918年秋，毛澤東和好友蔡和森、蕭子升、蕭三等人來到北京，為新民學會會員赴法留學作準備；期間為了緩解經濟壓力，通過恩師楊昌濟的介紹，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助理管理員的職位，成了半個「北大人」。

與此同時，蔡元培親自創辦了北大新聞研究會，同時也邀請鼎鼎大名的《京報》主編邵飄萍去授課；俗話說「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當時正在北大當書記員的毛澤東，便順利拿到了一張珍貴的聽課證，開始了與邵飄萍的接觸。

在此之前，毛澤東一直都是報紙的忠實擁護者——從啟蒙他反叛思想的《新民叢報》，到寧願不吃飯也要買的《新青年》和《甲寅》，毛澤東對報紙的愛，是十分清澈和堅定的。

如今，在北大的課堂上，毛澤東一下子從一名新聞消費者，轉成了一名新聞生產者，雖然還未真正實現，但這種身份的調換讓他十分快樂，似乎掌握到了某種「成功秘籍」。

因此雖然只是北大的「編外人士」，但他上課十分積極，幾乎每節課都不落下；雖然普通話極其不標準，常有同學譏諷他的湖南土話，但依然在課上積極發言，比如對於怎樣算是一個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毛澤東認為最重要的是保證新聞的真實性。

當時邵飄萍對毛澤東十分欣賞，與此同時毛澤東對邵飄萍也非常信任，這種信任從一個細節可以窺見一二。

當年在省一師讀書時，因為父親家教嚴苛，毛澤東的生活常常捉襟見肘。1916年春，毛澤東的好朋友蕭子升，曾在信中提出要「贈錢」給毛澤東，不過自立自強的毛澤東，並沒有接受，甚至連「贈書」的請求都直接拒絕了。

不過兩年多以後，在北京，當邵飄萍出於惜才的考慮，提出願意資助他在北京的生活時，一向心高氣傲、追求獨立自由的毛澤東，卻甘願接受了邵飄萍的個人資助。

邵飄萍當時對毛澤東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不僅是物質上，還有思想和精神上。很多年後，毛澤東在接受斯諾採訪時回憶說，「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秀品質的人。」

正是得益於邵飄萍的手把手指導，毛澤東不僅學習到了系統的現代傳媒知識，還對記者這個職業產生了崇高的嚮往。一顆年輕的心，從此種下了一個「記者夢」。

二、「執筆為劍」

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學以致用，正式創辦了人生中第一份報刊、湖南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有了自己的主戰場，毛澤東寫起文章來就更加自由無拘、得心應手、直抒胸臆。

在《湘江評論》第一期里，毛澤東以「澤東」為筆名，一口氣發表了多達26篇文章，長的比如最著名的創刊宣言，短的比如一些時事評論文章。

當時他的報紙不僅有國內社評——比如《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各國的罷工風潮》，同時還有國際社評——比如《證明寫於過的平等正義》《阿富汗執戈而起》《可憐的威爾遜》等等。

1919年7月14日第一期《湘江評論》刊發了大約兩千份，結果當天就賣完了，因此在7月21日刊發第二期的時候，又增發了兩千份第一期，可想而知是非常受歡迎的。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創辦《湘江評論》，毛澤東幾乎一個人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只有在自己寫不過來的時候，才會接受外界的投稿，但事實上這種投稿是沒有稿費的。

毛澤東曾在《湘江評論》啟事中說，對於投稿的人，「暫無物質上之報酬，只能精神上表示感念，並酬以本報」。

在新聞創作上，他完全繼承了邵飄萍的「衣缽」——「鐵肩辣手，快筆如刀」。比如《民眾大聯合（一）》中，毛澤東開篇就是一句「痛罵」：「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

這樣的犀利言辭，很快就遭到了湖南軍閥的嚴密監視，最終在7月14日、7月21日、7月28日和8月4日出版了四期後，《湘江評論》被軍閥頭子張敬堯嚴令查封。

失去了自家主戰場後，毛澤東又轉戰其他報刊，受邀擔任了《新湖南》的主編，《大公報》的特約評論員。

當時，他最出名的傑作，是在《大公報》上以「潤之」「澤東」做筆名，針對一條趙女士自殺的社會新聞，連續發表了多達十篇的評論文章，猛烈炮轟舊中國的封建婚姻制度。

趙女士，名五貞，湖南長沙人，生於1896年。1919年11月14日，因不滿父親包辦婚姻，將其許配給富商品古齋老闆當小老婆，趙女士用剃刀在花轎上當場自殺，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極大反響。

毛澤東寫的第一篇時評，標題是《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他開篇說：

社會上發生一件事，不要把他小看了，一件事的背後都有重疊相生的原因。即如『人死』一件事，有兩種解說：一是生理的及物理的，『年老壽終』屬於這一類；一是反生理的及反物理的，『夭殤』、『橫死』屬於這一類。趙女士的死，是自殺，是橫死，是屬於後一類。

毛澤東鮮明地指出，趙女士並不是自己要求死，而是「環境逼著他求死」；她的父母、夫家以及整個社會，三者共同包圍了一個「鐵網」，是這個「鐵網」最終困死了一個妙齡女子。

除了分析原因，毛澤東在之後幾篇文章，又深入分析了中國的婚姻制度，提出女子應當自立，應當打破父母包辦婚姻的習俗，打破媒人的制度，打破迷信，瞬間從民生角度，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法律高度、思想高度，切實呼應了當時流行的「五四」風潮。

經過《湘江評論》《新湖南》《大公報》的歷練，毛澤東對於新聞寫作，培養了非常濃厚的興趣和寫作基礎；後來以此為起點，他又先後創辦和主編了《新時代》和。其中，《政治周報》是他一生的最後一個主編刊物。

之後，由於政治和軍事鬥爭險象迭生，毛澤東沒有再親自創辦或主編過報紙刊物，而是換了另一種特殊的方式，繼續實踐他的「記者夢」。

三、「新華社首席記者」

1937年1月，隨著中央機構進駐延安，紅中社正式改名為新華社。此後，在新華社這個新的主戰場上，毛澤東又再次執筆，發表了大量的氣勢磅礴的軍事、政治評論文章。

據新華社老記者、新華社新聞研究所原代所長成一先生回憶，毛澤東當時寫稿子非常快，常常一天就能寫兩三篇，而且主題不重樣，文筆獨具特色，立意高遠，旁人根本無法模仿。

有一次，毛澤東寫完一篇稿子之後，臉上露出喜悅之色，十分得意地問旁邊的新華社工作人員：「你們說誰是最好的新華社記者？」大家一聽，都露出了會心一笑，毛澤東也開心地發出笑聲。

從那之後，新聞界就廣泛流傳著關於毛澤東的新稱謂，「新華社首席記者」，「新華社最好的記者」，「新華社級別最高的記者」等等。

對於新聞稿，毛澤東寫起來總是顯得遊刃有餘。比如三年解放戰爭時期，這是毛澤東一生中為新華社撰寫新聞最多的時期。身處千里之外，運籌帷幄之中，說的就是這種狀態。

1948年10月，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正駐守西柏坡的時候，國民黨情報部門了解到西柏坡的軍力十分薄弱，於是蔣介石親自飛到北平，與傅作義商量，打算偷襲石家莊，襲擾西柏坡。

面對來犯之敵，毛澤東先聲奪人，先是在10月25日，發表了《動員一切力量殲滅可能向石家莊進擾之敵》，將蔣介石、傅作義的「陰謀」直接公之於眾；後在10月27日，又追加了第二篇新聞稿——《華北各首長號召保石沿線人民準備迎擊蔣傅軍進擾》，稱群眾已經做好準備抵抗蔣介石；之後在10月29日和10月31日，又刊發了第三篇和第四篇跟進報導——《偷襲石家莊敵軍行動遲緩》和《評蔣傅軍夢想偷襲石家莊》。

連續四篇文章，將敵人身上的一種想打、準備打、又不敢打的行為和心理動態，剖析地入木三分，起到了非常強的心理震懾作用，敵人還開始打，就已經將他們看透了。

四篇新聞稿發出後，效果立竿見影。

「昨收聽廣播，得知對方對本軍此次襲擊石門行動，似有警惕。彼方既有所覺，必然預有準備，襲擊恐難收效。」當傅作義從下屬口中聽到這句話後，也非常震驚。他和蔣介石本想「偷襲」，但如今對方既然已經瞭然於胸，甚至做好了迎戰的準備，那麼「奇襲」已經沒有意義，強行進攻的勝算也不大，於是他放棄了本來制定的進攻石家莊的計劃。

這就是最典型的心理戰、政治戰、輿論戰，毛澤東以高屋建瓴的視角，用氣勢磅礴的語言、深入淺出的論述，寫作新聞稿件。每每出手，總是曠世佳作，配合甚至主導了千里之外的軍事戰場。

四、「為他人做嫁衣」

上面說到的1948年10月的4篇新聞稿，除第一篇稿件是由胡喬木起草、毛澤東修改外，其餘3篇都是他自己親自撰寫，從手稿上看，為追求嚴謹措辭，曾大量多次反覆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最後這些費盡心思寫的稿件，都不是以他自己的名字或某個化名發表，而是以新華社某記者或新華廣播電台的名義刊播。

不過雖然沒有署名，但熟悉他的文筆的人，通常一看就知道出自毛澤東之手，比如他的老對手蔣介石，1958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後，他一眼就看出這是毛澤東的手筆。

毛澤東的文風極其具有個人特色，因為身處最高領導人職位，所以視角總是高屋建瓴；又因為他的性格，所以文字總給人一種幽默甚至戲謔的感覺，但實際上，他就是要通過這種「大白話」，讓一個沒什麼文化的人也能看懂，最終達到最廣泛的傳播效果。

比如非常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毛澤東開篇第一句話說：「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他用一個十分簡短的肯定句，既敘述了當時的敵弱我強的對峙狀態，又通過簡簡單單的「山窮水盡」四個字，極猛烈衝擊著敵人已經十分脆弱的心理防線，這是毛澤東十分擅長的文風。

抗美援朝期間，毛澤東也曾以「本社朝鮮前線記者」（指新華社）的名義，親自寫過多篇文稿，尤其是1950年12月志願軍收復平壤的報導，文字凝練，語言生動，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恐慌萬狀，急於逃命」、「聞風喪膽，倉惶南逃」等寥寥幾字，便將敵軍倉皇潰退的窘態，勾畫得宛然在目，令人賞心悅目，暢快淋漓。

他的新聞稿，不僅是給志願軍帶去戰鬥的信心，同時更是為點燃國內民眾的抗美援朝熱情；他寫的稿件一經發表，總是能引起熱議；毛澤東完全掌握了輿論宣傳的主導權。

毛澤東一生與新聞工作結緣60餘年，他曾說，「我所願做的工作，一是教書，一是新聞記者。」（《中國名記者傳略與名篇賞析》）

雖然因為特殊的身份，毛澤東寫完新聞稿後不便署名，但他依然常常「越俎代庖」，寫了一篇又一篇；這看似是「為他人做嫁衣」，但實際上也是在實踐他從1919年就開始追求的崇高「記者夢」，更是在延續他新聞道路上的恩師——邵飄萍的新聞理念。

從最開始的自己辦報，到後來的自己寫稿、以別人的名義發表，毛澤東對報紙的熱愛始終未曾改變。他曾經說，「一天不讀報是缺點，三天不讀報是錯誤」，讀報是他每天最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而這一點直到臨終前都未曾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