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在母親的葬禮上選擇不哭的權利，我有在喪葬後看幽默電影，與女友做愛的權力，但這不能成為被法官義正言辭判刑，斬首的理由。」
今天應牛皮明明讀書會邀請做閱讀分享，就先講手裡的這本書吧，最年輕的文學諾貝爾獎獲得者之一，著名的存在主義心理學家加繆的代表作《鼠疫》和《局外人》的對比分享。
首先談談讀《鼠疫》的心理歷程，在閱讀前，其實我期待還是蠻高，因為，畢竟剛剛讀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起點太高。但是很意外，有些失望。
《鼠疫》沒有特別的欲罷不能的情節，也沒有光怪陸離的魔幻，更沒有性情各異到每個人都能自成傳奇的人物。
唯一的先知小說的光環，這個優勢也在親歷過新冠肺炎的肆虐後，在我眼中失去了神秘感。
甚至在里厄醫生為代表的一群人身上，我似乎還能聞到我們最為熟悉的中國傳統文學裡英雄主義的味道。即便他們從來沒想過做英雄。
這樣的群體是可愛的，是被我們尊重的，他們經受住了災難的考驗，目光掙脫了對自我的關注，把同情和悲憫，投降了身邊這個苦難的世界，選擇了讓自己心安的那條路。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哪怕知道不幸最終依然會降臨，選擇的是繼續抵抗，而不是躺平，這就是英雄主義吧。
這些人里，有本書的靈魂人物里厄醫生，他恪守天職富有人格魅力。有自我放逐的社會活動家塔魯，有一心想出城的巴黎記者朗貝寧，有不得志的政府的辦事員格朗，有被鼠疫奪走愛子的法官奧東，有上帝忠實的門徒帕納盧神甫。
在醫生的影響下，經歷過自身掙扎，他們陸陸續續參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全城的防疫工作中去，最後他們有的死於鼠疫，有的的與愛人天人永隔，孤獨存活，有的實現了與親人團聚。
鼠疫結束了，人們很快就會忘記從經歷過的一切，自然也沒人記起這群人，而且災難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會變換不同的身份前來，可能是地震，可能是洪災，可能是非典，可能是新冠肺炎。
每一次直面絕境都是死神對人類的一次殘酷收割，災難面前每個人或主動，或被迫做出自己的選擇。
但這不是我今天分享的重點。
我一直在思考的是作者加繆在作品中賦予這些人物的精神內核是什麼？在生活的岔路口，對普通人來說，影響每一次選擇的因素又是那麼？
談到選擇就不得不提本書的作者加繆，作為一名存在主義哲學家，他認為人生是虛無的，是荒誕的，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認識到這個世界的真相後該如何選擇？是像《局外人》中的默而索一樣選擇用冷漠和隔離來對待這個世界，還是像《鼠疫》中的里厄醫生一樣與這個荒謬的世界對抗到底？
這是作者在自己不同時期作品中注入了自己的哲學思考，同時，它也是我們每個人俗世生活中時常會面臨的思考？人生的意義，存在的價值，這樣的問題總會在某一時刻，湧現在心頭，成為我們的困擾。
通過這兩篇小說截然不同的人物設置，加繆最終統一了自己的矛盾和糾結。他認為生而為人想要清醒的認識身處的世界，意識到世界的荒誕，虛無首先要有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
這個能力《局外人》裡的默而索有，《鼠疫》的塔魯也有。但兩篇小說人物形象為何如此迥異？這和作者的第二個思想有關。
加繆認為，人還應具有自由意志和自由選擇的權力，這個甚至更重要。
我有在母親的葬禮上選擇不哭的權利，我有在喪葬後看幽默電影，與女友做愛的權力，但這不能成為被法官義正言辭判刑，斬首的理由。
即便是死，作者加繆也在用默而索的手和口，通過拒絕上帝，放棄上訴，來重申幸福的權力，這樣的描述，證明著自由選擇權的可貴。
面對這個荒誕的世界，面對臨刑前的星光，默爾索說：「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我覺得我過去是幸福的，我現在依然幸福。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麼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吶喊」。
這何嘗不是加繆對爭取自由權和自由意識的吶喊。
而在後來創作的《鼠疫》中，加繆的思想變得成熟，他開始塑造他理想中的另一群人，另一種選擇，在獨立思考和自由意志的加持下，以里厄醫生為首的這群奮鬥者，選了與默而索不同方向的另一條路。
如果放在我們現行社會，這樣的人物形象更正能量，更受人追捧，更容易受到官方的蓋章加封。但如果讀書只讀到了這一層，那加繆拿的這個世界諾貝爾文學獎也太水了。
我在讀這兩篇小說時，經常會有意無意識的串場，特別是在260多頁，當塔魯向里厄醫生講起他父親的往事時，提到作為法官的父親在法庭上對一個犯人說，要取下他的腦袋，宣布他的死刑。
我腦海中出現的那個犯人竟然是局外人中那個默而索！也許這不是我腦迴路串線。
自始至終，加繆其實都只是在不斷的重申他的存在主義思想內核。這就是，面對毫無意義且荒誕的世界，人一定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擁有自由的意志和自由選擇的權力。
無論是默而索向東，但罪不至死。里厄向西，也不是聖人。
這個世界不應該只有一種標準答案，不要造神，更不要任意誅心。把人當人來對待，有悲憫之心，做心安之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