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馬壓境，忍氣吞聲，旁觀側目，親臨膽寒！

19世紀初期，不斷向外擴張的英國殖民者終於將目光轉向了清朝。在他們的眼中，清朝就像一塊包裝嚴實的美味蛋糕，要想辦法將包裝打開才能如願吃到嘴裡。

在與清政府的交涉中，英國外交官們是屢屢碰壁。清朝當時唯一對外開放通商的廣州口岸仍然充滿著限制，現有的體量顯然無法滿足英國人的胃口，更何況清朝社會對於西洋的工業品並不感興趣，而東方的絲綢、茶葉和瓷器卻使得世界上大量的白銀流入清朝國庫。於是，英國人便要想想辦法，改變這不利的貿易局面。

最終，英國人決定用「鴉片」這一非常手段入侵清朝市場，而勞民傷財的鴉片大肆泛濫使得清政府委派林則徐前往廣州禁菸。此舉打破了英國人的如意算盤。於是，惱羞成怒的英國人便開來了他們的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了清朝的國門，將陳舊而古老的清朝推向了近代化的進程中去。

自此，中國便從古代進入了近代，而這一走，就是百年。在這百年中，一擁而入的各種西方浪潮將近代社會攪擾的是天翻地覆，無數的仁人志士不斷地找尋著可以拯救國家的良藥，不斷地失敗而又不斷地嘗試，忍辱負重，砥礪前行。

現將國人近代百年的主要變革舉措羅列於下，可了解百年之前的先驅們的努力與艱辛，方能明白今日強盛之中國的來之不易。

第一階段：1840年鴉片戰爭後

當英國士兵從廣州踏上滿清的土地，清軍已是節節敗退，不久便舉旗議和。林則徐作為「得罪」英國的代表人物，則被免職發配新疆。清政府在割地賠款之後，英國人滿意而歸。而外患平息之後的清政府並未意識到與世界強國的差距，仍然認為英國的侵略如同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下掠奪一樣，在滿載財物之後便會自行離開，並不足以重視。此般的盲目自信，使得清政府在浪費了二十年的追趕時機後又堅定的拒絕了英國人提出的修改條約的要求，於是英國人再次席捲而來，這次還帶來了幫手。

林則徐作為負責禁菸的欽差大臣，與英國人長期的直接接觸使得他清晰而又全面的認識到了英國的先進和清朝的落後，也意識到了國家需要進行變革的必要性。但是作為傳統的士大夫，若提出學習蠻夷的奇技淫巧，則會使泱泱華夏的顏面盡失，有辱於士大夫的清名，於是林則徐並未向朝廷上書言及變革圖強的急迫。而清廷則依舊沉浸在康乾盛世的餘光里，在歌舞昇平的京城內得過且過，致使國家失去了也許可以扭轉頹勢的寶貴二十年時間。

第二階段：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

當英國人提出修改條約進一步侵犯國家主權的時候，底氣頗足的清政府毅然決然地拒絕了。在二十年前嘗到了甜頭的英國人便聯合法國一起，再次用槍炮叩開了清朝的大門。與第一次不同的是，這次的洋人攻入了北京城。

清政府根本沒有意料到這一結果，致使咸豐皇帝倉皇「北狩」熱河行宮。如入無人之境的英法聯軍在北京城內大肆的掠奪，最為知名的行為便是縱火焚燒了世界園林建築瑰寶圓明園。在憤怒和羞愧之中，咸豐帝病死於熱河，而再次喪權辱國的清政府終於意識到了敵人不會主動放手，唯有變革圖強才能永訣禍患。自此，長達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便拉開了帷幕。

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依然帶有濃厚的封建氣息，「中體西用」的方針無形中為變革套上了無法掙脫的桎梏。不過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和張之洞等洋務派人物並未在國家危難之際選擇袖手旁觀，而是積極的舉行了諸多的舉措，如創立新式學堂、新式軍隊以及發展近代工業等。在這些舉措中雖然不免存在貪腐和爭權，但是身體力行的操辦也是需要莫大的毅力與勇氣的，尤其是在保守的社會環境中。這些舉措最終確實為中國陳舊的農業社會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促使了國家的進步，但是尚未觸及近代文明的根本，也就難怪最終未能力挽狂瀾了。

第三階段：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

作為古代中國忠實的跟班，日本一直具備著優秀的學習能力。在民治維新中崛起的日本已經不再滿足於寄人籬下的卑微，而躍躍欲試的對象便是已經受人宰割的清朝。

日本侵略朝鮮拉開了中日甲午戰爭的序幕，而海陸齊發日軍更是勢如破竹，不僅占領了朝鮮，也將號稱「世界第一」的北洋水師悉數全殲。由此，洋務運動便宣告失敗。清廷在割地賠款之餘，將李鴻章等洋務派領袖盡皆免除京職，外放地方為官。

之後，不甘如此的光緒帝決定任用康有為、梁啓超等士子進行變法，變革政治體制，效仿英國建立「君主立憲制」。然而，滿腔熱血的維新派面對這來之不易的機會顯得是過於的急迫，新政的敕令一個接一個地發往全國各地，最終欲速而不達，使得漏洞百出。而意識到變法會損害皇室利益的慈禧太后則迅速對維新派人士進行了捕殺，光緒皇帝也被束之高閣，此後再無實權。

老辣的慈禧太后在平息掉變法危機之後，卻迷信上了新興的社會組織義和團。義和團聲稱自是刀槍不入，足以對抗洋人，匡扶國家。這些荒唐的言行竟然給予了慈禧太后莫大的信心，肆無忌憚的義和團拳匪則肆意攻擊在華的外國人，最終招致來了又一場浩劫。

在前述的數次嘗試之中，悉數映證了古代封建專制制度的兩個特點。

其一是朝廷與地方官員之間的互不信任而導致的猜忌與蒙蔽。地方官員因為需要具體的因地制宜的實踐朝廷的旨令，其複雜性是遠在京師的朝廷難以想像的。而作為人情社會，建立和維護自身嫡系官員體系的重要性亦是不言而喻。因此，地方官員多會對朝廷採取一定程度上的蒙蔽。而朝廷因為技術手段的局限造成的與地方諸多的信息不對等，使得朝廷總是會不自覺的猜忌地方，甚至間歇性的進行打壓。這兩點就使得朝廷與地方的矛盾不斷加深，甚至是造成眾叛親離的局面，也使得許多的舉措難以有效的施行。

其二是專制制度的公私不分。在專制制度中，國家之事既是皇家的私事也是社會的公事，這就需要官員在滿足社會公利的同時還要保護皇家的私利，這就使得進行變革會異常的艱難。對於既是「公職」又是「家臣」的大小官員來說，忠君和愛國往往是一回事。當公共利益等同於皇帝的私利，那麼以保護皇帝私利為目的而所損害的社會利益便不再是損害，而是對於國家的犧牲與奉獻。如乾隆帝時，和珅作為巨貪卻能如魚得水，正是因為其無條件的忠於皇帝，這也正是乾隆所最為看重的，也是其得到庇護的原因。之後和珅雖然被嘉慶皇帝查辦，但也不是單純的因為貪腐，更多的是嘉慶帝肅清異己和平息民憤的需要。

上述的洋務派與維新派等變革力量均面臨著以上的問題。施行具體的舉措既要應對朝廷的猜忌，又要應對地方官員的蒙蔽，稍有閃失則會功虧一簣。在改革社會的同時又要維護皇家的利益，而公共利益的發展與皇家私利的維護往往是相互衝突的，這就決定了無論如何變革都必將失敗，而民主革命必將到來的結局。

第四階段：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後

當義和團肆無忌憚的針對在華的外國人時，拍手稱快的慈禧太后覺得自己找到了應對洋人的辦法。而歐美八國組成的聯軍從大沽口登陸之後，前赴後繼的義和團拳匪在洋槍面前悉數的應聲倒下，慈禧太后這才如夢方醒，緊急帶著光緒皇帝「西狩」西安，而復建未久的圓明園再一次的遭到了劫掠與毀壞。

由於之前悉數罷免了朝廷中堅力量洋務派，此時的京師已是無人可以應對咄咄逼人的八國聯軍。面對如此的局面，身在地方的諸多實力派官員早已是失望至極，無人願意主動幫朝廷解決這一困局。以張之洞為代表的封疆大吏們甚至決定進行「東南互保」舉措，推舉李鴻章為領袖，脫離清政府的管轄。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手握著自己一手建立的北洋新軍，再加上戰功顯赫的湘軍與淮軍的幫助，完全具備了自立為帝的條件。即便不願成為反臣，亦可以以年邁為由，袖手旁觀。但是在慈禧的詔令下達之後，已是78歲高齡的李鴻章還是帶病前往京城與八國聯軍議和，不久後便病重去世。

在八國聯軍退去之後，清廷對於手握大權的漢族高官們已是忌憚不已，而對於已經走投無路的變革事業也只能是孤注一擲了。於是，清廷罷免了北洋少壯派領袖袁世凱，收回了北洋新軍的軍權。又任命親王載灃等五大臣出國考察，以施行「預備立憲」。而頑固的清政府在垂死掙扎之際，仍然不願過多的放棄專制的權力，所擬立的憲法更是滿篇皇權，而民權則寥寥無幾。由此，社會各界對於清政府也喪失了最後的一點信心。

第五階段：1911年辛亥革命後

對於清政府的腐朽與無能，在洋務和維新均以失敗告終之後，革命黨人士決定通過武裝起義，推翻清政府的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制度，拯救危在旦夕的國家。

在局部的起義勝利之後，與清廷的對抗卻陷入了僵局。革命黨相較於家底殷實的清政府來說，顯得是勢單力薄了些。而早已對清廷不滿的北洋領袖袁世凱則從中看到機會，一面聯繫革命黨推翻清政府，一面又要挾清帝退位。

革命黨為了藉助袁世凱的力量推翻清朝，便許諾了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職位。而袁世凱則有條不紊的進行著逼宮退位的計劃，他並不願武裝推翻清政府，免得損失自身實力和留下千古罵名。

對於急切的革命黨人來說，這個節奏實在是太慢了。於是，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的成立。這就第一次招致了袁世凱的不滿和猜忌。之後，宣統皇帝退位，清朝滅亡，袁世凱滿心歡喜的等待著就任民國大總統。而南京的革命黨人為了防止袁世凱復辟專制，則擅自將民國的政體從總統制改為了議會制，這就使得議會領袖總理成為了實權者，而袁世凱心心念念的大總統卻變成了虛職。這就第二次使得袁世凱對於民國和革命黨失去了好感。此時，革命黨人士宋教仁正在積極的到處演講，希望自己可以擔任總理一職並大肆宣傳議會制。身在北京的袁世凱則邀請宋教仁到京會晤，以期拉攏宋支持自己，如若不成再將其除掉。而袁世凱手下立功心切的官員認為宋教仁威脅了袁世凱的權位以及自己的總理之職，便直接派殺手在火車站將宋教仁刺殺了。這就使得袁世凱陷入了兩難的境地，最終手握重兵的袁世凱便決定不再多加考慮，逐步的廢除了《臨時約法》並復辟稱帝，但是不久後便在全國此起彼伏的聲討中狼狽退位。

袁世凱的去世使得北洋軍閥們群龍無首，於是便各自割據一方，互相征伐了起來。南方的革命黨人依然是無力與之對抗，便只好暫且韜光養晦，伺機而出。由此，年輕的中華民國已是名存實亡，國家又一次的進入了軍閥混戰的亂世之中。

第六階段：1919年五四運動

在此起彼伏的軍閥混戰之中，北京作為權力的中樞被各路軍閥輪流的掌控。而在蔡元培就任校長之後，北京大學兼容並包，求同存異的宗旨匯聚了許多飽學之士，探索著中國未來的出路。

其中，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發起和推進的新文化運動逐步掀起了全國性的思想改良風潮。在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帶領下，專制社會餘存的頑固且腐朽的民智逐漸的開明了起來。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接觸和理解民主和自由的內涵與外延，嚮往著有朝一日的國家可以一改破舊落後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之中。而最終拯救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傳入了並逐漸的被國人所了解。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作為戰勝國的民國政府受邀參加巴黎和會，商討戰後事宜。但是，西方列強似乎並沒有將中國與他們放在平等的位置，列強們甚至決定將被戰敗國德國占領的山東省的主權交由日本，而非歸還本國。

如此的屈辱使得社會上下群情激憤，已經具備了新思想的國人們堅決的反對如此喪權辱國的事情再度發生。憤怒的人群上街遊行表達著自己的不滿，而這次全國範圍的活動最終在1919年5月4日到達了高潮。怒不可遏的遊行人群燒毀了有親日行徑的交通總長曹汝霖的宅邸趙家樓，並且將駐日公使章宗祥打成重傷。此般行徑雖然有過激之處，但是在當時的事件背景之下，也是「法無可恕，但情有可原」的。最終，民國代表團拒絕在巴黎和會文件上簽字。數年後，國家收回了山東的主權。

五四運動的發起，正是證明了新文化運動對於社會思想改造的效果。而只有社會中的人的思想進步了之後，先進的器物和制度才能真正的發揮出應有的功效。

聲明：舊則生變，變則必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