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為世界性的宗教，產生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古印度。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傳入中國後，在千餘年來長期的傳播發展中，由於佛教之無神鬼論、去惡修善、安心立命、眾生平等、因果報應、虛淨靈慧、安分守己、淡泊名利、護國佑民等哲理部分與中國傳統的儒、道相結合、融合和激盪，最終匯入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長河，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之一。以五台山為代表的四大佛教聖地為區域軸心，輻射、影響和深入社會各個階層，漫播華夏，成為中國人民的重要信仰之一。因傳入時間、途徑、地域和民族文化、社會歷史背景的不同，佛教在中國可分為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雲南上座部佛教三大支系。
在寧武歷史上，早在東晉，就有高僧慧遠（古樓煩人，今寧武人）在寧武一帶傳播佛教。自北魏時期石窟造像、尊崇佛教以來，佛教和寧武的靈山秀水相映生輝，形成了獨特的邊塞佛教文化。在民族融合、社會穩定、緩和邊防衝突、繁榮佛教文化藝術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以致有「西有蘆芽山佛祖之尊，東有五台山禪室之從」之說。成為寧武歷史文化藝術熠熠生輝的寶貴財富。
一、佛教在寧武的傳播發展歷史悠久
據歷史文獻記載和石刻造像遺蹟表明，自北魏於公元439年滅北涼統一北方後，以雲崗石窟為代表的崇佛造像在中國北方迅速傳播發展。南學大師南懷瑾先生評說：「北魏政權是崛起西北的邊陲氏族，當然很容易接受佛教文化的思想，由於當權執政者的信仰，風氣所及，遂至於朝野奉行。」北魏在全國上下大造石像，讓「頑石點頭」，以借佛之望，增帝之威，借佛之力，固帝之基。
北魏時，寧武為朔州神武郡地，加之寧武的靈山異水，寧武石刻造像也有相當規模，確切的遺蹟至少有四處：一是蒯屯關摩崖石刻。在村東汾河東岸石崖上，距地面約1.3米處，有一石刻群像，遺蹟長0.7米，高0.1米，刻有「大魏母武年……廿七日甲申立。」二是垻門口村東百米處石壁五佛造像。造像坐西向東，五佛鑲於一龕之中，龕高83厘米，寬86厘米，深33厘米。中間大佛高47厘米，跏跌坐；左右各一侍立菩薩，高43厘米。頂部各有一小佛，跏跌坐，高20厘米。須彌座下還雕有雙獅守護圖。該佛龕為北魏風格，很有可能與雲崗石窟雕刻於同一時代。三是北屯石窟造像。在石壁上鑿石龕五個，中間的主石龕高1.5米，寬0.9米，深約1米，內雕刻大佛一尊，左右各雕刻菩薩一尊。主龕兩側之上下對稱鑿四個小石龕，每個小石龕內各雕刻一尊菩薩。大佛和菩薩全部與岩石一體。四是縣東北二十五公里的禪房山石洞寺，洞中存有北魏時雕刻的石佛。至東魏，現存「武定六年（548）七月九日敬造」（陽刻）的石刻佛像，陰正中雕刻菩薩像，兩側為脅侍菩薩。及隋唐，現在寧武民間仍有散落的隋唐石雕菩薩（其中一尊高68厘米，寬38厘米）。隋文帝時在林溪山下建聖壽寺，在天池、元池各建皇家寺廟一座。海瀛寺就是在原天池海神廟址不斷修繕續建保存下來的一座寺廟。唐宋時期，國力鼎盛，尊崇佛教，建寺之風日盛，光蘆芽山周圍就建起太子殿、雲際寺、華嚴寺、青龍寺等72座寺廟，形成毗盧遮那佛道場寺廟群。清同治五年（1866），《蘆芽山雲際寺碑記》載：
「蘆芽山佛殿寺重修，彩飾碑誌十餘處。原夫聖教東流，始自漢帝，創修大宋，迄今八百餘載。歷代帝王莫不尊崇，士農工商無不崇敬……。」在清真山，唐貞元年間繞九峰一山建起四十華里棧道相連的毗盧殿、十方禪林寺等普應寺寺廟群。《寧武府志》載：「蘆芽山……釋氏以為古毗盧佛道場也……山中佛寺頗眾……多唐宋所遺。」「清真山巔有泉下垂，號曰水簾，中有清真庵，最為盛地。」足見當時之盛況。宋代，寧武境內興建了一座著名寺廟，座落在石家莊鎮馬頭山，曰清居禪寺，廣東傅緇人徹庵長老創建，元代時為保寧王之香火寺。明代晉恭王朱惘於洪武十一年（1378）封山西鎮後，遣使持符，遍履名山，「層巒迭翠，茂林修竹，群峰攢撮，而彷佛靈山中山一頂，而猶若馬頭。」回奏復立為香火院，「是群生託命之所也。」為明代山西八大寺之一。特別稱奇的是現清居禪寺遺址院東有數株娑羅樹，又名七葉樹或菩提樹，原產印度，在寧武獨此一處，樹冠華美，婀娜多姿，七月花開時，異香撲鼻，或為宋代建寺時從南方移植而來。遼金時期，寧武除受漢地佛教文化的推動外，更受契丹尊佛風氣的影響，境內寺廟有增無減，且佛寺建築更加雄偉莊嚴。金代文學家元好問游天池留《登朝元閣》詩一首：「天池一雨洗氛埃，全晉堂堂四望開，不上朝元峰北頂，真成不到此山來。」可見遼金時期的朝元閣（佛寺）非常聞名。金元時，寺廟石刻遺蹟有四處。一處是位於東寨鎮二馬營村的廣慶寺，其斗拱、平板枋、額枋均為元代特徵；另一處是寧化村的關帝廟，是太原以北唯一一所金元時期的關帝廟。金代，在寧化南隋汾陽宮之舊寺址，又重建了聖壽寺。金泰和年前（1201年前），在石家莊鎮陽房村建崇正寺。
明代，是寧武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經歷了歷代戰亂和突厥、西夏、契丹等少數民族的紛爭之後，明代286年間，寧武呈現出相對穩定的局面。而且隨著國力增強，邊貿往來增多，商品經濟萌芽，特別是和蒙古瓦剌等少數民族的邊防衝突，寧武關的地位不斷提升，為佛教的繁榮提供了穩定的經濟基礎、持久的官方支持和安定的民眾信仰。明王朝「敕封天下，明山洞府，廟宇起立。」據不完全統計，明代的寺廟石窟在寧武境內多達300多所，其中新增的有60多所，數度修繕的200多所。像著名的寧化萬佛洞石窟、西關萬佛寺、關城的延慶寺、汾源雷鳴寺、東寨鎮東寺村廣濟寺、寧化回春谷三教寺。石窟造像的還有懷道螺螄洞、青龍山天花洞、紫峰崖雲居禪寺（鑄鐵佛八尊）等，都是明代重新修繕和興建的寺廟。遺憾的是，崇禎年間，占據蘆芽山的巨盜焚燒了大批佛寺，使昔日佛教道場的盛況煙消雲散。
「明修長城清修廟」。清代，寧武的廟宇依舊有增無減，除繼續新增外，明末清初被戰火兵焚的廟宇也大多經順治、康熙、乾隆、嘉靖、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累累重修和增建，寺廟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到雍正三年（1725年）設立寧武府，經過清初八十多年沒有戰爭的恢復性發展，寧武府城店鋪林立、廟宇成群、商業繁榮、生活安定。修廟拜佛成為民眾生活中重要的活動，「振古如茲，於今為烈。」直至清末，寧武大小寺廟尚有400多所之多，聞名的多達160餘所。寺廟的內容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懷著 「廟為天星，所以庇民」的信條，除正統的佛教寺院外，道、儒的玉皇廟、文昌廟、呂祖閣，祭拜神鬼的龍王、山神、河神、樹神、火神、五道神等上天入地、五花八門的神靈大都擺進了寺院或單獨成廟。寺廟成了城鄉的重要文化景觀、民眾的心靈高地和精神寄託之所，也是觀瞻遊走的最佳去處。
清末民國初年，寧武的寺廟仍然香火旺盛，大德高僧眾多，民眾參與熱情不減。原同盟會會員、國民政府一、三屆眾議員、晉陽報社總理主編梁俊耀（法號普淵）辭官，投身佛門，主持修繕了寧武廣濟寺。後任忻州佛教會會長，解放後任忻縣人大副主任、省政協委員、省文史館館員。
一個時代對信仰的寬容、善待，以及信仰文化的繁榮興盛，一定意義上表明其政治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達的程度。寧武歷史上佛教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反映和折射出寧武作為邊塞要地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特點。
二、靈山秀水，蘊育了寧武佛教文化璀璨的篇章
「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還和山水結下了不解之緣。在環境清幽寂靜的山林，更有利於眾生超脫凡塵，潛心修持，悟道成佛，達到涅槃境界。一座座依山傍水的寺廟，與山水相映，同峻峰相對，共秀木相擁，形成了佛法與山川的天合之作。
清居禪寺碑曰：「從來山無靈神，不顯其名，神依名山，愈見其靈，靈神之常依名山也，真古為然。」寧武，這一方靈山秀水，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天然的「福天洞地」。早在宋太宗時，進士潘閬就隱居管涔山，作《夏日宿西禪院作》詩曰：「此地絕炎蒸，猶疑到不能。夜深如有雨，寺靜若無僧。枕潤連雲石，窗明照佛燈。平生多賤骨，寒逼恐難能。」形象地道出了管涔山涼爽的氣候，符合《華嚴經》所說的「清涼」特點，是佛教徒靜心修持的理想場所。明朝總督汪可受作《蘆芽山》詩曰：「山勢天連地，風光夏似春。老僧修轉秘，古寺為誰新。荷葉坪前客，蓮花峰下人。蘆芽有識者，坐久欲相親。」寫出了佛法與山水和諧相融、清新神秘的境界。明正德七年（1512）《重修龍泉寺千佛洞碑記》載：「蘆芽寶山，佛印跡之所，彌漣金河洗佛現光之波……。」《寧武府志》載：「世傳蘆芽山為毗盧佛道場，清漣水出山下，水側有佛足跡，肉紋宛具。雲昔佛住世時，曾浴此水矣。」清宣統元年（1909）南屯村修繕龍王廟碑載：「龍廟設之久矣，至於蘆芽佛祖聖水下山，過此為之洗塵之所。」在世人的心裡，蘆芽山有佛祖靈跡，有蘆芽佛光，有「大乘氣象」。距蘆芽山三十里的清真山，亦是「遠接蘆芽，近抱水簾，猿鶴參禪，魚龍聽法，不可勝紀。然而此山之壯麗，絕有奇觀。東有玉華之岫，西擁紫翠之峰，南照掛月之屏，北據望仙之脈。四面旋繞，勢若星拱。」就連距蘆芽山百里之遙的染峪龍泉寺，「洞穿空竅，岩滴清泉，泉如甘露，石罅流蝦……，非僅人之願心，實佛之靈感也。」寧武地處寒溫帶高寒地區，竟然有回春谷這樣神奇的地方。《寧武府志》載：「回春谷，在縣西百里谷中，周廣數里，巨石盤旋，峭壁千仞。其內氣和如春，近正月時，蟄蟲皆振，眾草已綠，霜冽風肅氣不得侵故也。」就寧武山水而言，清乾隆十三年五寨知縣秦雄褒有《蘆芽山賦》贊曰：「周圍若蘆之攢簇，一頂如鶻之翱翔，躋青雲之杳杳，蟠霄漢之茫茫。自太行起脈，綿霍騰驤，陡然卓峙，雄踞朔方。天柱迤為南岫，管涔持起東崗。天池寂寂，汾水湯湯，怪石參差，奇崖深谾，擘開翠峽，波流潭洞，清漣紆餘，神武浩湧。虎嘯雲峰，蛟蟠石瓮……岫藏山廟，苔蘚玉楹，蛛絲滿奧，鳥獸遨遊，月明孤照。」管涔之靈山麗水述之盡矣。
這樣的山，這樣的水，令清代醫學家、思想家、書法家傅山先生為之神往。他的《雪夜》詩曰：「蒙淞石磴老，夢寐蘆芽松。」等他成行後，經靜樂、石家莊入西馬坊鄉北溝灘和達茅庵上到蘆芽山後，便讓蘆芽山的秀美神奇陶醉的物我兩忘。他在《西庵》詩中寫道：「禽向（西漢名士）豈無句？神山秘不傳。蘆芽才一到，幽韻與誰言？亂澗鳴春雪，高松綠老天。西庵撿行李，心失北溝邊（北溝灘）。」傅山在蘆芽山逗留期間，還寫下《蘆芽山徑想酒遣劇》，他直接痴迷到「醉死林花叢」的地步了。傅山還讚嘆比江南美味瑤柱還美的蘆芽山特有的銀盤蘑菇：「蘆芽秋雨白銀盤，香簟天花膩齒寒。回味自聞當漱口，不知瑤柱美何般。」而銀盤蘑菇確是和沙門結下不解之緣的神奇美味。
廟依山而神靈，山因廟而永恆。千百年來「神氣相依，精誠昭格，林木恆茂」。同時，廣建寺廟，客觀上保護了寧武的明山秀水。佛教文化的博大深邃，民眾對佛法的敬畏，官府對佛教「佑民助國」的支持，從而讓寧武這一方山林、河流得以延續。史料記載，管涔山的參天古木一直讓商人和「射利之徒」覬覦不休，做著一本萬利的美夢。而寺廟是山林最後的守護者。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民山碑》記載，時任寧武同知的李文煥秉公辦案，據理力爭，粉碎了奸民許國柱開採管涔山森林資源的企圖。清同治四年（1865）《重修清居禪寺禁伐山林木植碑序》載：「寺僧與各村寺主會議，禁止砍伐，永保涵養。斧斤不得入，牛羊不得牧，務使復還如故，茂對如初……微答佛家生木之靈。」民國十五年（1926）清居禪寺《禁山碑》載：「奉寧武汪縣長判決，禁持公議，牛羊進山、賴人入山大小樹砍伐罰大洋二十元。」從而保護了清居禪寺的大片山林和寺產。那些寺廟鞭長莫及的無主山林，則逃脫不了被砍伐的命運。可以說，今天我們引以自豪的黃土高原上璀璨的綠色明珠，美麗的寧武，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眾多寺廟的守護。上天恩賜予寧武永恆的山水和傳承不朽的佛教文化可謂互為因果，相得益彰。
三、三大佛寺，把寧武佛教文化的發展推向巔峰
雷鳴寺、延慶寺、萬佛洞三座佛寺是寧武數百座寺廟中建築藝術、文化、景觀和禪機思想的巔峰之作。奇特的山水建築藝術、獨特的文化景觀、濃郁的古樸氣息、非凡意義的思想內涵、神秘的藝術殿堂，蘊藏著極其廣泛深厚的傳統歷史文化，是寧武邊塞佛教文化的創造性傑作。
1、三晉第一勝境——雷鳴寺。雷鳴寺建在管涔諸峰之一的樓子山間。《寧武府志》載：「西山間有神祠，祠下汾水源所出，有古碑刻雲『汾源靈沼』，歲月不可考。」真正形成規模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因汾源之水雷鳴般湧出和誦經之聲若雷鳴而得寺名。古碑記、摩崖石刻和歷代文人雅士的墨跡都記載了雷鳴寺的靈異聖景。宋元佑六年（1091）的摩崖石刻就記載了全國各地文人官吏「同游樓子山，飲於漏崖之足，以觀汾水之源」的盛況。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雷鳴寺碑記》載：「妙哉雷鳴寺！上下左右，殿閣樓台，鳥集翠飛，美侖美奐，螢光灼灼，金華燦燦，亦極管涔之盛。」清道光三年（1823）《碑記》載：「雷鳴古剎也，水抱山環，為晉省汾川發源之所……，具見山川秀麗，殿宇輝煌，金身獻瑞，法像呈祥，朝霞與靈山影動，宿霧偕波濤循環，天造地設之佳景」。清道光六年，福建總督徐繼畬（五台人）撰《修建汾源廟樓記》：「噴薄一溪，灌注千里，三晉第一勝景焉，山上舊有北嶽廟，山半有雷鳴寺，山右有聖母廟，今皆因其舊，而更新之。復於山頂修建魁星樓一座，以照汾源。」雷鳴寺是一座有200餘間房宇的寺院建築群落，盛時僧人達300餘人。主寺建於樓之山之陽，背山面水。進入山門，兩側為鐘鼓樓，正殿為真武殿，東為地藏殿，西為佛殿，東西側為禪房。在雷鳴寺西有聖母殿，北有飛落殿，再北有魁星閣。廟宇鱗次櫛比，古松翠柏掩映，朱檐金頂，雕樑畫棟，亭台樓閣，榭廊門洞，結構精巧，氣勢恢宏。相傳東晉高僧道安（314年—385年，慧遠的老師）曾駐寺講《放光般若經》之後，雷鳴寺成為臨濟宗名剎，在晉北盛極一時。
每年農曆四月八（釋迦牟尼生日）是雷鳴寺傳統古廟會，晉北各縣及陝、蒙、冀等地的僧人、客商雲集汾源，盛況空前。
著名學者、書法家姚奠中先生詩曰：「寺已不存流水在，源泉滾滾思雷鳴。」雷鳴寺，在寧武佛教文化史上，書寫了山水和寺廟建築藝術的瑰麗篇章，以「因才教化、佛性速成」的方法影響和滲透佛教義理，有效地擴大了佛教影響。在佛教禪宗思想和民俗文化的融合上，功不可沒。
2、寧武關精美的人文景觀——延慶寺。清光緒三年（1877），《重修延慶寺樂善不倦碑記》載：「寧郡延慶寺，古剎也。殿宇之建，雖稽已外，百年鍾鑄之銘，工成詳開萬曆……同治元年，興龍華會設保安道場，隨傳二壇戒法，願眾咸正九根，同修十行，庶乎合郡之古剎長明，吉祥永著焉。」據載，延慶寺創建於明萬曆初年，增建於萬曆十八年（1590），其後屢經重修。「繞郭諸山，周環擁秀，城中萬瓦皆在俯觀。郡中寺，此為大者。」延慶寺依華蓋山麓而建，規模宏麗，三進院布局嚴整。沿中軸線依次建有山門、彌勒殿、天王殿、毗盧殿、藏經樓，東西兩側各配建鐘鼓樓、碑廊、禪房、齋室。藏經樓西側有獨立的大悲放生所。共有房屋80餘間，占地5000多平方米。建築精美，在晉陝蒙古建築中享有很高的聲譽。此外，延慶寺還有三寶：《南藏經》、龍華會、牡丹會。
《南藏經》明永樂初年在南京刻印，共有經卷1610部6361卷，藏於延慶寺藏經樓的《永樂南藏》（永樂十至十五年（1412年—1417年））有6331卷續藏410卷，現存5879冊。經國家社科院宗教研究所考證，是我國迄今為止，保存最為完整的一部明代《南藏經》，而且是永樂五年（1407）十一月初六，皇太子朱高熾（明仁宗）奉大明仁孝後夢感佛說由民間刊刻的。延慶寺所藏之《南藏經》不愧為國寶。已於2009年6月經國務院批准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2010年5月入選《山西省第二批省級珍貴古籍名錄》。
延慶寺龍華會創興於清同治元年（1862），是同治皇帝「賜傳」的佛事盛典，又稱水陸法會或水陸道場，是中國寺院舉行的各種佛事中規模最盛大莊嚴的儀式。全名為「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儀規儀式主要依據梁武帝《慈悲道場懺法》、唐代密宗冥道的無遮大齋和天台宗教義發展而來。「法界」是佛教對宇宙中所有眾生界的統稱，共有十法界；「聖凡」是指十法界中的四聖和六凡；「水陸」指水陸空三界眾生居住受報之處；「普度」是說將救度所有六道眾生的苦難；「大齋」指不受限制地給予眾生飲食。「勝會」是盛大的法會。整個法會需七晝夜才能功德圓滿。延慶寺龍華會每十二年舉辦一次，時間是七月十五中元節，會期少則七天，多則49天。屆時，由各級僧人組成水陸堂或華嚴堂主持，籌備準備活動長達半年。設內外二壇，內壇設在寺內，由48名執士負責布置、裝飾和料理。內壇要求佛像莊嚴、經卷完備，法器、禮器俱全，帳幔整潔如新。晉陝蒙、五台山的僧人和擬出家的居士齊集寺院，邀請大德高僧講經說法，培訓和提高僧人的佛學修養，然後進行考試、答辯，合格者給予受戒（包括沙彌戒、比丘戒、具足戒等級別）、剃度（剃髮、香火戒），頒發給度牒（相當於今天的畢業和學位證書），發給僧衣、僧鏟，便正式成為僧人。不及格者，回去繼續修習，十二年後重來。清光緒十年的龍華會受戒僧人達500餘名。外壇設在寺門外，布置和裝飾更加引人注目。在寺門前布置兩座城隍殿，內塑兩尊城隍塑像，供香客和遊人參拜。在山門外還搭架三座呈三角形布局的木橋，分別為金橋、銀橋、普度橋，以便於僧人講經念道和香客行走。三座橋的兩端分別塑兩尊大力士把守，手持幡幢，威嚴肅穆，讓人心生敬畏和虔誠。龍華會期間，寺院內古樹都用五顏六色的花布做成盤龍和花朵裝飾，龍樹盤龍凌空欲飛，花樹花朵艷麗綻放。龍華會由此得名。同時，在寺院東側紙紮假山一座，名翠花嶺，上面布置亭台樓閣、蒼松翠柏、紙紮神仙等，假山周圍布置真人大小的遊蕩巡走狀的凶神惡鬼（俗稱夜遊神）。愈發顯示了龍華會的神聖和莊嚴。此外，在寺院右側築狀如戲台的「清聖庭」，專供僧人誦經和香客觀瞻。清光緒十年七月延慶寺舉辦的龍華會，各地的僧人、香客和遊人、商人數千人云集寧武城，「龍華盛因」盛況空前。臨濟宗第四十一世傳人、延慶寺正席蓮燈禪師親自主持。蓮燈法師乃大德高僧，「久修淨業、深入菩提，特開選佛之法」，「續禪燈於不息，厥功豈淺鮮哉。」從咸豐九年（1859）至同治元年（1862）三年間，晉、蒙、陝一帶的施主和寧武府的施主、商號、村莊等布施者達數百家，布施銀兩數萬兩；糧550多石。進士出身的同知銜知寧武府正堂、縣事吳兆基為本次龍華會撰寫《龍華會傳戒碑文》，和寧武府都司桂聲各捐款一千文。朔州、神池、靜樂闔邑、軒崗、陽武及寧武府數十家商號和300多個村莊、200多個施主向寺院施善款。參與盛況空前。
在龍華會青煙裊繞、木魚蕭音、誦經如雷的氛圍中，來自四面八方的士農工商浸禮佛教精神，感受平和寧靜，遠離焦慮欲望，敬畏生靈，虔誠向善。而那些困於衣食的窮人則接受寺院不受限制的舍衣放粥，一日內多達六七百人接受施捨。龍華會，不失為封建社會裡佛光普照下的精神洗禮殿堂。
牡丹會。延慶寺內有牡丹兩株，毗盧殿前有芍藥數叢，「春夏之交，雜卉爭發，可以游賞。」在月黑風高的北方，邊防要塞的寧武關，又在寧和清靜的人間淨土佛教寺院，有如此景觀，確實讓人意外。所以，每年五月中旬初暖乍寒的時節，牡丹、芍藥競相開放，花朵絢麗，芳香四溢，小花如玉，大花如盤，引得香客不斷，遊人如織。為了滿足社會上賞花的需求，寺院主動開放，搭建賞花平台，舉辦牡丹會。邀請社會名流、達官商賈，一拔一拔雲集寺院，賞花之後再品嘗牡丹花宴。宴席是將盛開的牡丹和芍藥（芍藥有鎮痛、通經作用）花朵摘下洗淨，用雞蛋和麵糊勾芡後，用滾油炸熟，在配以果蔬素齋成席，並輔之以平和果酒，讓香客們食花雅飲。宴後人文雅士便吟詩潑墨，在佛教文化中享受人生的趣味。清人周其新作《夏日游延慶寺喜芍藥盛開》詩曰：「蜂蝶尋香也自來，遊人何事便應回。仙裙羽暈披金縷，如臉潮紅醉玉杯。和夢欲迷無色界，倚風知是有情開。洧濱昔贈思年少，遙憶朝雲在夢台。」詩境中，延慶寺作為民眾游賞、禮佛、寄情的文化景觀地位可見一斑。 3、中國晚期石窟造像的精品——萬佛洞。萬佛洞坐落在寧化古城對面、汾河之濱的寧越山上。始建於明萬曆十九年（1591），明代著名高僧、建築家妙峰（福登）主持鑿建，堪稱中國晚期石窟造像的精品。一是建造規模浩大，氣勢壯觀。萬佛洞通體依山崖絕壁鑿洞而成，由主洞（萬佛洞）、朝陽洞、擔板洞組成。主洞前建有月台，長25米，寬11米，主洞口高7.5米，寬8.9米，其石刻拱券形門楣陽刻「萬佛洞」三個大字，門兩側雕刻石柱直達洞頂，石柱上雕刻楹聯，橫批為「華藏海」，楷體遒勁莊嚴，柱兩側雕刻碑碣，記述了建造萬佛洞的因緣和過程。洞頂上方設明窗和實窗各兩扇，最上方雕「萬佛洞」三個大字。主洞外觀布局完美，氣勢恢宏，石雕藝術精湛。洞內呈近正方體，東西長10.1米，南北寬9.5米，高9.2米，正中置兩根石柱，直徑約1米，柱基和頂端與岩石一體，其上繪護法金剛像，洞頂雕刻藻井，上有雙龍浮雕圖案。四角書「華藏世界」，中部彩繪的八卦穹頂高於洞頂。東西兩壁繪有「天庭地域圖」壁畫。洞內正中設佛壇，塑釋迦牟尼坐像，高2.8米，右側塑阿難立像，高3米。洞內的石壁和石柱上嵌萬餘尊懸塑小佛。二是石窟高度罕見，雕刻精湛。除雲崗石窟外，萬佛洞的高度十分少見，石窟藝術嘆為觀止。石窟內的萬餘尊懸塑佛像其高均為18厘米，泥塑貼金，栩栩如生。鋪天蓋地的佛像世界令人目不暇接，蔚為壯觀。三是萬佛洞還是一個佛教歷史文化和書法藝術的寶庫。妙峰的石碣詩書為書法之精品。清光緒六年（1880），太子太保、山西總督曾國荃（曾國藩之弟）撰寫的《重修萬佛洞碑記》文采飛揚，禪機深奧，「雖未徹色空空色之機，亦足明無有有無之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論經之文。明兵部尚書王崇古（嘉靖二十年（1541）年進士，山西蒲州（今永濟人）手書的「萬佛洞」寺名，筆力遒勁，意境高遠。為書法之珍品。
萬佛洞，這一自明代以來獨一無二的石窟造像驚世之作，為寧武佛教文化書寫了華美的篇章。
四、三大高僧，成就了寧武佛教文化絕美的境界
在寧武佛教文化傳播和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慧遠、妙峰、曉安三大高僧。他們在佛教思想、文化藝術和弘法證覺等方面，作出了令世人驚嘆的成就，成為寧武乃至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絕唱。
1、東晉佛教領袖、淨土宗始祖——慧遠
東晉十六國時期，由於帝王提倡，加上社會動盪不安，民間疾苦無以復加，社會需要從佛教世界中去取得安慰，為佛法廣結善緣敞開了大門。當時，佛教界出現了不少弘法大師，慧遠就是和道安、鳩摩羅什齊名、最為著名的佛教領袖。寧武是慧遠出生和最初演教之地。據《高僧傳》卷六、《出三藏記集》卷十五、《廬山志》、《中國文化通史》等載：慧遠，雁門樓煩人（今山西寧武人，公元334—416），俗姓賈，東晉成帝咸和九年（334）生於一個士族家庭，幼而好學，「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覽朗撥。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12歲隨舅父令狐到洛陽、許昌一帶遊學，少年時就博覽儒家經典、通達老莊哲學。二十一歲時（354），時值北方前秦、前涼、拓跋代國、前燕等政權統治集團矛盾激化、征戰殺伐，東晉又連年北伐，中原再度陷入大混亂。政治動亂使慧遠產生了避世思想，久懷隱居戒行之願。因南路阻塞，遠渡江東、隱居南昌之念無法實現，與其弟慧持轉而前往恆山（今河北曲陽西北）從學於當時的名僧道安。接受道安《般若經》的「本無」佛法思想，很快領悟受法，豁然開朗，深感佛法博大精深。慧遠曾嘆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後皈依道安法師。二十四歲出師後赴雁門白仁岩建寺講經。《雁門關地理總考》載：「白人岩，在牛頭山間，慧遠建寺。」慧遠在白仁岩靜修十年，講經說法，深悟佛理，留下了白仁岩之八聖跡。師傅道安嘆曰：「佛門之道東土流傳，唯慧遠矣」。東晉興寧三年（365），慧遠三十一歲隨師道安南下，在湖北襄陽宣揚佛法。前秦皇帝符堅統一北方後，於太遠四年（379）攻陷襄陽，信奉佛教的符堅扣留了道安法師，慧遠只得別師前往廣東羅浮山。途經潯陽（今江西九江市）時，愛惜廬山的幽靜秀麗和曠達，遂留住廬山弘揚佛法。東晉太元六年（381）至廬山，「影不出山，跡不入俗」，立龍泉精舍，結白蓮社，起東林寺，卜居匡廬36年。廬山和鳩摩羅什所在的長安成為東晉最有影響的兩大佛學中心。慧遠隱居廬山從事佛教事業，是他一生最重要、最輝煌的時期。他聚徒講經，撰著佛經，廣結南北高僧，周旋名士權貴，講經辯論，談空說有。不僅精於佛學，而且在儒學和玄學上都有極深的造詣，一身兼儒、佛、玄三家。為了弘揚佛教，他首提「神不滅論」，用薪火之喻，提出形體終會消滅、而精神永遠長存（形盡神不滅）的經論。慧遠還提出了「自作自受」的輪迴因果報應論，即每個人的輪迴報應是由自己的行為（包括身、口、意）決定的。特別是他推《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為主要經典，並最終形成了「乘他力」、「易行道」的淨土宗。淨土宗修行方法簡便易行，只要通過做功德或念佛菩薩名號等簡單行為，一樣可以取得正果。做功德是通向彌勒淨土的途徑；念佛則是通向阿彌陀淨土。即所謂「一讀二讀塵念消，三讀四讀染情薄，讀至十百千萬遍，此身已向蓮花托。亦願後來讀誦者，同予畢竟生極樂。」由於「繫念甚簡，證果甚速」，淨土宗開創了佛教文化民間普及化的捷徑。寧武鄉村千百年來在葬禮中超度、接引、做道場以及日常生活中臨時抱佛腳的風俗相當普遍。
慧遠為了弘揚佛教，運用敏銳的洞察力，調和儒、釋、道三者之間的矛盾。他認為儒、釋、道三教作為統治思想來講，立場基本一致，完全可以「內佛外儒，可合而明。」他還專門著述《沙門不敬王者論》一書，提出「出家修道」，通過傳播佛教，教化在家奉法的民眾行善積德，引導他們尋求解脫，從而使社會達到安定，維護統治階級的政權。慧遠的理論體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解和認識，其目的在於調和佛教義理和儒家的矛盾。從而最大限度地為弘揚佛法尋找政權支持。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416），慧遠在東林寺端坐入寂，華年83歲。這位從古樓煩地寧武走出去的一代佛教領袖、淨土宗始祖，為佛教中國化和中國的佛教文化留下了千古絕唱。
2、集建築藝術家、書法家於一身的高僧——妙峰
《寧武府志·卷二》載：「萬佛洞，在蘆芽山，明釋福登居此，神宗（明萬曆神宗朱翊鈞）賜號「真來佛子」，造萬佛鐵塔，萬佛石洞於其間。」這裡說的釋福登，即妙峰。妙峰名福登（1540—1642），俗姓續，山西平陽（今臨汾）人。12歲出家，在中條山棲岩蘭若寺閉關3年。靈慧神悟，遍參名宿，聲名遠播，頗受萬曆皇帝之母慈聖皇太后看重。萬曆九年（1581），因王皇后生不出皇子，受慈聖皇太后授意，妙峰進宮為皇帝祈子。一年後王氏宮女生子，這就是三十年後登基、在位僅僅29天的明光宗朱常洛。皇帝得子，舉國歡騰，李太后非常高興，妙峰也聲名鵲起，不得清淨。遂請求皇太后出京，遊學傳法。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鑄滲金銅殿，高丈余，雕縷佛菩薩像，精妙絕倫，送至峨嵋。萬曆三十三年春，又募鑄成五台山銅殿、銅佛，親送至山，安供顯通寺。其間，妙峰於萬曆十九年（1591）攜友人一舟覺通雲遊蘆芽山，歷覽迷勝，在蘆芽山造萬佛鐵塔，弘法立規。路經寧化，看到寧越山石壁峻俏，壁立千仞，遂舉券鑿萬佛洞之念。萬佛洞的開鑿，傾注了妙峰巨大的心血。一是工程量浩大。從萬曆十九年（1591）到萬曆四十五年，歷時26年。史料記載，設計、募化、監理、運作主要是妙峰。二是萬佛洞是明代和中國中晚期石窟造像規模最大，造像藝術精湛的精品。當時妙峰已年過半百，遊歷了大半個中國，他把對佛教思想的深悟和才華都傾注在萬佛洞石窟藝術的創造之中。三是萬佛洞是融寺廟文化、佛教義理、石窟造像、建築藝術、中國書法於一體的佛教文化寶庫。創造了一個神話般的佛國天地。正如他在萬佛洞銘佛碑記中南碣銘文所述：「岩龕天設自升闢，霄壤渾然一法體，妙相圓充碧障間，靈光深隱丹崖里。施能工、運奇指，鑿出慈容無數已，識得白毫處處彰，乾坤何所不如此。」
此外，妙峰作為一位技藝超群的建築學家，在阿尼哥等前人基礎上還重新設計建造了五台山大白塔、五台山顯通寺文殊殿、峨嵋山普賢殿、南京寶華山觀音殿，以及陝西三原渭河大橋。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奉敕續建了太原永祚寺（雙塔寺）。一生中他設計建造的佛殿很多，還設計建造佛塔6座，銅殿3座，大橋10餘座。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無與倫比的文化瑰寶。妙峰晚年為五台山護國聖光明寺（今顯通寺）住持。於明崇禎十五年（1642）在顯通寺圓寂，華年102歲。
走進寧武的妙峰大師是功德無量的，有了妙峰的寧武佛教文化是無比幸運的。
3、撲朔迷離的身世和坐化涅槃的奇僧——曉安
《寧武府志》稱之為「最為勝地」的清真山，「在縣西六十里，西距蘆芽嶺三十里而形勢相接。其高八里，山巔有泉下垂，號曰水簾，中有清真庵。」清真山由寶鼎峰、轆雪峰、望仙峰、海日峰、掛月峰、迎鶴峰、凝碧峰、紫翠峰、玉華峰、翔鳳山九峰一山組成，這個風光如畫、景色秀麗的地方，上演了寧武佛教歷史上最為奇麗的篇章。九峰一山異常清幽和詭密，九峰背依翔鳳山，眾星拱月，叢擁環抱，形成眾佛朝祖的莊嚴場景。環山腰是絕壁凌空的幾十里長的懸崖棧道和寺廟群相連，棧道盡頭通往茫茫管涔林海的密林深處，真可謂藏龍臥虎、隔世修行的神秘仙境。涔山鄉小石門村東的玉華峰密林中，世代相傳有一神秘的藏寶巨洞，叫朝陽洞。是和清真山寺院神秘聯繫的地下洞穴，長達數華里。至今尚無法找到真正的入口，謎團無法破解。更為神秘的是曉安的身世。唯一的說法是，曉安本為崇禎皇帝的四皇子——永王朱慈炤。明朝滅亡時，朱慈炤遁逃到寧武，躲避追殺，並成功避世修行。為僧後取法號曉安。了斷紅塵的皇子苦度慈航，成為大德高僧。民間關於曉安的傳說很多，如陰曆六月六曉安爺爺坐化成佛，建清真庵「自有天成」 ，「曉安爺爺的話，一句不能差」，「種上也吃不上」等。這些靈異預言故事在民間世代相傳。曉安和尚的預言屢屢應驗，民間將其奉若神明，每年農曆六月六，全縣二十多個寺廟和民間舉辦紀念曉安成佛傳統廟會。特別是曉安的坐化涅槃之說，是寧武佛教歷史上最為靈異的事件。坐化是指僧人臨終時「跏跌而化，端坐而逝。」即修成正覺，成金剛不壞之身，往生西方淨土。
曉安坐化後，被稱為曉祖，康熙壬辰年（1712），洞山正宗三十世雪印頭院塔顯法子德賢永，將曉安的不腐之肉身塑成真身像，建曉祖塔供奉。洞山宗即唐代禪宗六祖慧能門下江西青原行思系弟子洞山良價之法門（洞山良價和江西曹山本寂構成「曹洞宗」）。六角七層的塔身上，第四層六個面雕刻著藏傳佛教中最尊崇的「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是閉六道生死之門的佛教咒語，在寧武的佛教建築中僅此一處。這又為曉安和曉祖塔增添了一道神秘色彩。
五、融合包容，彰顯了寧武邊塞佛教文化的博大精神
佛教文化在寧武歷史上的傳播發展，一個鮮明的特徵就是正統的漢傳佛教和寧武作為邊塞地區的塞上文化、山水文化、軍事文化、民族融合文化及民俗文化的結合、融合和創新。多種因素、各種方式造就了獨特的邊塞佛教文化。
1、疆界變更，政權更迭，佛教文化成為統治者維持社會安定的工具和民眾超脫苦難的庇護所。自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破樓煩林胡，寧武始為戰國時趙國新地，融入漢文化。秦漢時期，國家強大，寧武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到魏晉南北朝，寧武成為邊塞。北魏、東魏、北齊、隋、明均在寧武北界修築長城，以抵禦北方少數民族入侵，寧武成為典型的長城邊上的邊防地區。期間，拓跋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匈奴人劉淵建立的前趙、羯人石勒建立的後趙、氐族人符氏建立的前秦、慕容鮮卑族建立的前燕、宇文鮮卑族建立的北周等少數民族政權在北方（包括寧武地區）你來我往、此消彼長。北齊天保年間，寧武地區為宇文鮮卑族的一支部族庫莫奚人所居。北齊皇建元年（560），孝昭帝高演親征寧武地區，將其由天池逐出長城之外。北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王安石當國，勸帝許之，乃遣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契丹，以分水嶺為界，東西失地七百里」。寧武部分地區又歸屬遼國。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滅遼，寧武又歸金。直到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國家統一，寧武重回中原漢地。少數民族政權的更迭，一方面戰亂毀損了不少寺廟，加上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百年之間兩次滅佛，使佛教遭到重創；另一方面，北魏初後期、契丹、氐族、女真的統治者信奉和重視佛教，佛教在寧武得以延續併兼蓄各少數民族的特點，發揮了維護政權、調整社會倫理關係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北魏政權，把寧武的佛教文化第一次推向高潮。是拓跋鮮卑人在寧武留下了最初的十分珍貴的石窟造像，使佛教教義以超乎人們的想像傳播開來，給生活在暗夜的苦難民眾燃起了明燈。
2、帝王狩獵巡邊，名士慕名求道，賦予了寧武佛教的崇高地位。邊塞的獨特地位，山水的靈異神秘，吸引著一代代帝王將相和名人隱士前來管涔山狩獵巡遊，慕名求道，尋求心靈的寄託。據北魏崔鴻著《十六國春秋》載，早在前趙時，前趙國君皇帝劉曜（匈奴人，新興人，今忻府區人，公元318年建立前趙）就曾在管涔山隱居，並得神劍和管涔山神的指點而成王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遊獵天池，親自「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池放之，」驗證天池和桑乾河潛通。也正是拓跋宏執政期間，開鑿了雲崗石窟，建造了五台山佛光寺、清涼寺，在寧武建造了第一批石窟造像。《寧武府志》載：「北魏高宗（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六年（465）春二月，幸樓煩宮」。東魏天平二年（535），東魏以「蘭陵公主許蠕蠕阿那環。……六月，齊神武（東魏丞相高歡）親送公主於樓煩之北，厚接其使，阿那環大喜。」「蘭陵和親」結束，高歡至天池獲瑞石，昭示其將「王於三川」，而使天池名聲大振。《資治通鑑》載，大同三年（537），「東魏丞相歡（即高歡，北齊的創立者，追諡為齊獻武王）游汾陽之天池」。北魏權臣爾朱榮父子游天池，「聞蕭鼓之音。」北齊顯祖文皇帝高洋於天保六年（566）六月，率諸軍大會於天池，天保九年六月自晉陽北巡天池。北齊後主高緯於武平七年（576）十月，大狩於天池，樂不思歸，無心國事，丟掉江山。對此，唐代詩人李商隱有詩曰：「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巧笑知堪敵萬幾，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首，更請君王獵一圍。」隋開皇年間，隋文帝楊堅在天池建祠，「池上祈禱多應」。開皇四年（584），隋文帝「駕幸汾陽宮」。與北齊後主高緯比，隋煬帝更加迷醉寧武山水。隋大業二年，隋煬帝臨汾水起汾陽宮，並於大業三年（607）四月，大業十一年五月、八月多次幸汾陽宮避暑。大業十三年（617），馬邑校尉劉武周據天池汾陽宮舉兵反隋，自稱皇帝，立年號為「天興」。唐文宗時，李德裕（787－850）為太原書記，管涔山隱者謂之曰：「明年當在人主左右，為文翰之職。」德裕問其故，對曰：「君有宿緣」。是年（819）秋，遂登朝，明年，穆宗即位，果召德裕入禁苑。唐武宗李炎繼唐文宗後，於841年拜李德裕為宰相。宋太宗時，進士潘閬號逍遙子，隱居管涔山並得道成仙。明代總兵官王繼祖《蘆芽山》詩曰：「閬苑（指潘閬隱居之所）於今在，鶴飛自可騰」。說的就是這件事。歷史上帝王將相和名人隱士的光顧，使寧武佛教的起點定位十分崇高。海贏寺、聖壽寺是隋代皇家寺廟。太子殿是唐貞元、元和年間（785－820）唐王朝敕建的供奉釋迦牟尼佛的寺廟。並建成釋迦牟尼法身毗盧遮那佛道場的寺廟群。太子殿一副「覆慈雲於中國」、「性法雨於邊方」的楹聯，將佛教的靈光抒發的如此神動飛揚。反映了唐王朝鞏固政權、穩定邊方的理想。明代，寧武作為邊關，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興建的萬佛寺，是同時代所建廟宇中絕無僅有的無量殿建築，和五台山無量殿的建築藝術同樣光彩奪目。是明王朝重視邊關佛教發展的體現。府城延慶寺法會龍華會，則是清王朝賜傳的規格最高的佛教文化盛會。
所有這些，都彰顯了邊塞佛教文化的獨特神采。
3、三教合一，調和包容，邊塞佛教文化像「百貨店」般寬容。南學大師南懷謹先生對傳統文化曾有個比喻，他說，道家是藥店，整個社會有病了必須找它；儒家是糧店，社會人每天都必須面對；而佛家是百貨店，只要你有時間，進去總能找到你需要的東西。寧武的佛教文化正是如此。唐代柳宗元亦以為，「儒家以禮立仁義，佛教以律持定慧。佛教之道，也是本於孝敬，然後積以眾德，最後才歸於空無。」柳宗元還寫過一首《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立翁，獨釣寒江雪。」這首詩將佛家的空寂靜遠與儒家的執著向上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表達了「儒釋同道」的思想。在山高皇帝遠的邊塞，佛教面對的是官府的儒家正統思想和傳統的道家學說，面對的民眾有戍邊將士、飽受戰爭之苦的生民、為生存奔波的商賈，以及北方少數民族衝突紛爭和壓迫融合。佛教趨向調和包容，勢所必然。特別是歷代封建王朝社會，階級矛盾，民族紛爭，倫崩綱壞，自然和戰爭災禍不斷發生，封建社會制度的缺失，離不開宗教的彌補和調和。從宋代以來，寧武出現了三教合一寺院――三教寺。三教寺位於北宋時寧化軍所在地寧化城東北2.5公里處的回春谷，當時僧人道士居者達百人。現存明萬曆二十六年重修石碑一通，上書「皇圖永固，帝道遐長」。反映了皇權與宗教調和包容的關係。唐代，在涔山鄉清真山建有金安寺，是一座在懸崖絕壁「飛掛」的懸空寺，寺內下層主殿供佛教的地藏王菩薩，牆面繪佛、道、儒三教人物壁畫。上層閣內供道教玉皇大帝。金安寺旁有殘缺的唐代石刻經幢。明末，蘆芽山毗盧佛道場因戰火和盜賊焚燒被毀後，清代寧武修復和興建的寺廟大多佛道合一，最典型的就是雷鳴寺。雷鳴寺主殿供道教真武大帝（又稱玄武，傳說中的北方神），東殿供地藏王菩薩，西殿供釋迦牟尼及菩薩、羅漢。而且「舊有北嶽廟，上有台駘汾神祠，右有聖母廟。」可以說是一處「佛神共居之所」。蘆芽山下、汾河岸邊有「佛祖洗塵之所」之稱的南屯龍王廟內，供奉的除釋迦牟尼佛祖外，還有河神、牛王、白龍、黃龍、青龍、伽藍菩薩等數種神靈。三面壁上則是道教人物的壁畫。清代，寧武佛教文化走向了和儒、道調和包容的高潮，同時也是和民間宗教合流的濫觴。寺院自從宋代以來傳播的主要是禪宗的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洞山宗等幾門法脈，以及少量的淨土宗（龍泉寺）。除了佛教寺廟，同居一寺或相鄰的廟宇五花八門，但規模比佛殿小，從傳說的龍王廟、河神、山神、火神廟、娘娘廟，到祭祀儒家的文昌廟、關公廟，祭祀道家的呂祖閣、玉皇廟，直至祭祀鬼神的五道爺廟、城隍廟、孤魂祠，還有祭祀樹神、蝗蟲、老虎的大仙廟、虸蚄廟、黑虎神廟等，可以說「一應俱全，應有盡有」。正如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時任兵部尚書的閻鳴泰撰《重修五嶽廟碑記》所述：「寧武一關，雄屏三晉。關之乾隅有山隆隆起者，北嶽峰也。正德三年，比丘德俊始就山創北嶽神祠，一區凡有祈祝，其應如響。每歲夏初，四方善信，襁負而頂禮者肩摩於途。嘉靖二十五年，復增建千佛殿、天仙祠，凡祈嗣者，其靈益著……千佛殿居正，次天仙祠，次五嶽、四瀆殿，前祠太尉神。左右並列七十四祠及鐘鼓二樓，規模聳麗，金碧輝煌。夫鬼神明昭禍福之應，而示人以勸以懲，佛祖秘握鬼神之機，而令人自造自化。故忠於佛無神可也，忠於神無佛可也。佛不自為力，以神之力為力而攝受無方；神不自為心，以佛之心為心而皈依無外。則雖合而一之亦可也。吾安知仙非佛？佛非仙？」禪宗講的是「善惡報應」、「人皆可佛」，諸神管的是「有求必應、祛邪扶正。」至此，明清以來，寧武的釋、儒、道及民間諸神真正包容合流，佛即是神，神即是佛。
4、廟會搭台，寺民互動，佛教文化最大程度地民間化、世俗化。最初的廟會一般是寺廟慶祝佛祖誕辰或滅度，高僧圓寂以及佛曆上規定的禮佛儀規而舉行的儀式。向民間開放並形成固定的節日後，正信的佛教不再被山林的高僧以及少數的士君子們所專有，平時混雜在三教九流的泛神論信仰觀念之中的民眾便有機會接觸了解正宗的佛教，從而使佛教的傳播逐漸進入民間。而通過廟會搭台，實現了寺廟與民間的互動。寧武現存的傳統廟會每年有四十多個，這應該是過去大的寺廟和寺廟所在的鄉村廟會保留下來的。毀壞的寺廟和破敗了的村莊的廟會已經失傳或廢止。凡有廟會的寺廟，山門前就會有一座戲台。本為禮佛敬神的大戲變成了鄉村的文化大餐。據不完全統計，寧武的廟會至少應在100個以上。就全縣來講，可以說是三天一廟會，兩頭一拜佛，月月敬香，歲歲祈神。最著名的應數蘆芽山游伏廟會、延慶寺龍華會（今廢）、雷鳴寺古廟會（四月初八）、萬佛寺古廟會（正月初一）、陽方口暖水灣娘娘廟會（四月十八）、馬營海古廟會（六月十五）、懷道洞窪廟會（六月二十四）、廣濟寺古會（四月十八，今廢）、台駘祠古廟會（五月十八）、寧化古會（六月二十八）、新堡觀溝寺古廟會（五月十三）、普應寺曉祖廟會（六月初六）、天王塔古廟會（三月二十七）、盤道梁燕兒水梁古廟會（五月十七，今廢）。廟會一般五至七天，時間多在佛祖生日、佛教節日或春暖花開、春耕之前、仲夏農閒。廟會期間，十里八鄉的善男信女去寺廟敬香上供，燒香磕頭、禮佛拜神、祈福許願或直接參加佛事活動。社會民眾則像趕集過節一樣看戲娛樂，著新裝，吃美食，走親會友，遊逛購物。商人們在戲場周圍擺點設攤，買賣生意，寺廟則藉機講經說法，度化更多的人崇信佛法，擴大影響，籌集善款，以保持香火旺盛。
對於邊塞地區的民眾來說，感受廟會文化是極大的享受。一方面莊嚴慈悲的佛法可以寄託精神，安撫心靈，啟迪人生，回頭是岸。另一方面，則可以交流信息，增加友誼，增長見識，愉悅生活。通過廟會文化的傳播和普及，把佛教的積極思想成份滲透到現實社會，成為「人間佛教」，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缺失。讓民眾通過拜觀音、念佛會、放生會、素食等教規儀式，在人慾不止、唯利是圖、倫理失落、道德敗壞、損人利己、不擇手段、無處不顯競爭的橫流中感悟人生的真諦，回到人生的原點，行善積德，解脫煩惱和痛苦。從而有利於改善社會貧富皆苦、世道難安的狀況。
5、官府推動，軍民參與，興建寺廟的熱情久盛不衰。在寧武佛教傳播歷史上，寺廟眾多，一方面反映了歷代統治者重視邊防，重視宗教教化民眾、維護社會安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唐宋明清幾代一度時期的經濟繁榮。同時，我們也看到很多官員、儒學、將士、民眾參與建廟。寺廟在古印度叫「伽藍」，意為僧眾共住的園林。基本功能就是僧人供佛、坐禪苦修。東漢明帝派使臣西域求法，請來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到洛陽後住在鴻臚寺（招待賓客的住所），明帝為二人修建供佛修道之所時，遂以「寺」命名。因兩位高僧用白馬馱載經像而來，故起名「白馬寺」。這是中國第一座寺廟，從此僧人居住和供佛之所正式稱之為「寺」。在寧武歷史上，本為僧人供佛修行之所的寺廟，官府、將士、儒學等軍政文化要員參與的熱情卻長盛不衰。這是寧武邊塞佛教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顯著特點。歷史上，寧武戰事頻繁，官員和戍邊將士早不保夕，民眾同樣隨時因戰火流離失所。明代鄭友周（明萬曆二十年進事，曾任刑部主事）在《寓寧武只園寺與和尚香檀林》一詩中寫道：「久被塵煩累，頻年學馬牛。暫投僧舍宿，頓覺此生浮。蹤跡飄孤梗，流光轉急籌。無能回世運，空抱杞人憂。」道出了漂泊為官，輾轉於牛馬般的日子的無奈與迷茫。明代詩人曾銑《寧武關》詩曰：「載傷於戈，載除弓弩。未遑厥居，爰遏其虜。男棄而耕，女荒而組。豈無室家，戎事靡盬（意為戰事不斷）。」說的是明代和蒙古俺答汗小王子成年累月的戰事而枕戈待旦、兵荒馬亂的情景。明正德十一年（1516），寧武關守備府副兵備張鳳羾在《暮春》詩中寫道：「黃沙磧裹驕胡路，羽檄年年看出師。削險已聞胡馬泣，書生今亦系安危。春到中原花滿枝，誰憐絕塞不曾知。冰霜似鐵平生意，點染衙門五色旗。」詩中描述了戰爭陰影下戍邊將士的殘酷單調的生活和邊塞地區的荒瘠苦寒。正是這樣艱苦的環境，一座座帶有祈求福報和精神文化寄託的寺廟，成為邊塞地區官民將士熱情參與的「群生託命之所。」從兵部尚書王崇古、山西總督曾國荃、福建巡撫徐繼畬、寧武府正堂吳兆基等親自為修廟立碑撰文，到清康熙年間，太原同知、寧武同知李文煥親自勘察，在南山之巔主持恢復重建呂祖閣，「一時僚屬紳衿（地方紳士和在學的人）、下暨師旅耆庶（德高望重的老者），莫不欣然樂從……。未幾一載而告成。」且「擇於主僧，附之以地。」寧武府都司桂聲、都指揮僉事鄧亨親自主持修建寺廟，反映了軍民同心支持佛教發展、表達精神寄託和教化社會、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願望。清道光十五年（1835）《染峪龍泉洞寺光裕碑》載：「都指揮官姓鄧名亨者始終其事。」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寧武縣寧化分巡司王大運帶頭捐資助錢修繕廣濟寺。清光緒三年（1877）重修延慶寺，寧武府正堂劉錢、寧武縣正堂高松年各捐錢伍千文。明萬曆初年興建的延慶寺，占據了寧武關城「周環擁秀」、居高臨下的最好地方。延慶寺龍華會期間，絕大部分的居民和商鋪、闔郡的村莊都捐資資助。軍政動手，全民動員，成為寧武邊塞佛教文化發展的顯著特徵。
佛教是唯心主義的宗教體系。它通過唯心主義理論的論證和說教，論說人生的因果和意義，以達到信仰的目的。佛教文化的發展過程也是促進中國唯物主義深化的過程。在歷史上與當時社會的歷史具體情況相作用、相結合，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梁啓超先生曰：「於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輝，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以邊塞佛教文化為特徵的寧武佛教也同樣如此。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佛教是心靈回歸的救助站，是安心立命的精神家園，是民族認同的紐帶，是社會和諧的橋樑。它深深紮根於民間，造福於民間，成為民眾中強有力的宗教力量。歷史上，它除了教化民眾和調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安定的基本功能外，其建築藝術、文學、音樂、哲理等在寧武的歷史上都有過積極的作用。影響到寧武整個社會生活和風俗文化的形成積澱。孫中山先生曰：「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學之母，研究佛教可佐科學之偏。國民不可無宗教思想，蓋教有輔政之功，政有護教之力，政治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並行不悖。」保護和研究佛教這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遺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借鑑宗教的情操，彌補社會功能的缺失，是繁榮祖國文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同時，依託深厚的佛教文化，給寧武的山水生態旅遊注入文化靈魂，不失為提升旅遊品位很好的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