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博令、劉晶瑤
當第一縷和煦的陽光灑向大地，遠在西藏宗措村的旺青羅布，正嘴對嘴吸出初生小羊嘴裡的污穢物；
43歲的胡小明，再次踏上四川博作村的土地，與羅洪一起地毯式搜尋輟學兒童；
黑龍江上升村的王路來到被颱風洗劫後的玉米田，帶領村民一穗一穗掰著「躺」在地上的玉米；
貴州坡頭村的劉恭利，正挨家挨戶推廣易地搬遷扶貧政策……
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名字——第一書記。上述圖景正是「新聞紀實電影」《我們是第一書記》中的畫面。這部電影的上映日期是今年12月3日。
《我們是第一書記》首映票房99.4萬，作為紀錄片，成績不俗。這部電影由新華社出品，影片內容全部取自新華社記者一線採訪的真實案例。
真實是「第一書記」的底色，也是這部電影最鮮活的地方。
為何選擇做這樣一部電影？「新聞紀實電影」與普通電影有何不同？沒有演員的電影怎麼拍……日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探訪主創團隊，為你揭開幕後的故事。
圖說：電影《我們是第一書記》導演任傑（左一）西藏定日縣宗措村原第一書記旺青羅布（左二）出品人兼製片人張苗（右三）新華網 劉廈攝
「新聞的靈魂+電影的外表」
考究的鏡頭語言、精緻的電影構圖、有質感的現場……《我們是第一書記》既有新聞直抵人心的現場細節，也有電影藝術帶來的視聽衝擊。走進影院，觀眾見證一個個在平凡中迸發的偉大靈魂。
這是新聞人牽手電影人帶來的驚喜。新聞人保證了紀錄片的真實性，電影裡有不少新華社記者採訪的新聞片段，這都是歷史的真實痕跡。
「你家有存摺嗎，有多少錢？」「有，1500塊錢。」
「看春節聯歡晚會了嗎，吃年夜飯了嗎？」「沒有。」
這組對話發生在記者和孩子之間。4年前，新華社雲南分社記者在一個貧困村記錄下這個片段。4年後，這組鏡頭被用到《我們是第一書記》當中。當時，小男孩站在「旭日東升」的對聯下回答。如今，這個村已經脫貧，高高的太陽溫暖著這個村。
「如果當時沒拍下來，我們就錯失了這一展示貧困村現狀的素材。」創作團隊成員魏驊介紹。
事實上，主創團隊以扶貧題材「新聞的靈魂+電影的外表」的形式已經交過一份優秀答卷了。2020年底，新華社全媒編輯中心推出了系列微紀錄片《第一書記》，播放量集集創「千萬+」，創造了新華社客戶端的播放紀錄。該片還榮膺北京國際網絡電影展「光年杯」，獲評「建黨百周年公益影片」。
微紀錄片的成功，讓主創團隊對扶貧題材有了更深刻的認識。2021年1月，新華社受託製作一部扶貧題材的新聞電影，擔子自然落在了有著成功經驗的《第一書記》團隊上。
將第一書記們的故事搬上大銀幕，主創團隊心裡是有底的。早在系列微紀錄片《第一書記》創作之初，主創團隊就搜集了超過1000個「第一書記」的故事。經過一番「忍痛割愛」，團隊製作了20期故事，最後播出的只有6期。這期間，攝製留下的大量素材，已經具備了做一部長電影的基礎。
主創團隊還仔細研究了大量扶貧題材影視作品，找出新聞機構做扶貧電影的獨特優勢，團隊再一次吃下「定心丸」——首先，多數扶貧影像記錄都是短視頻、快新聞，缺乏沉浸式的報導；其次，藝術類扶貧影視作品中集中表現的都是十年前，甚至二三十年前的故事，情節缺少新意；第三，拍攝和包裝手法比較傳統，少了一些傳播力。
「儘管短而精的扶貧微電影不少，覆蓋面也很廣，能給觀影者帶來的沉浸式體驗與思考的卻不多，社會需要這樣一部電影。」團隊成員李放說。
「他們不要命地干，我們不要命地拍」
《我們是第一書記》裡有書記們跋山涉水的辛苦、有分紅大會上村民拿到鈔票的笑容、也有玉米被扶起也扶起信心後的欣喜……這些故事的發生地，或許離我們很遠，卻又帶給我們最近的衝擊。
不同於一般電影的製作流程，「新聞紀實電影」沒有預設劇情，也沒有開拍指令，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攝影師需要做的是快速準確地記錄下每一個場景、拍下每一個細節。
拍好「新聞紀實電影」，需要被拍攝對象把攝影師和設備當「空氣」，被拍攝對象則需要克服生理和心理上對鏡頭的「雙重恐懼」。
拍電影最合適的焦段是35mm，因為是短焦段，相機離被拍攝對象可能只有半米左右，一開機，被拍者就會緊張。有人笑談，「話都不會說了。」「換長焦80mm鏡頭，不行繼續換120mm」，主創團隊挨個嘗試，直到找到最佳平衡點。組裡的攝影師偶爾還會打趣，「我們不是來拍電影的，是來搞偷拍的。」
為了克服心理「恐懼」，攝影師需要跟被拍攝對象做朋友。每個拍攝小組都要在當地至少待上三個月。前兩周，攝影師可以不拍，但一定要「拿著設備在那晃」，邊晃邊交流，直到跟被拍攝對象完全熟起來，這才能保證「電影中的畫面99.9%都是真實拍攝」。
為了採集更多素材，攝影、攝影助理加上製片原本固定的三人搭配，在《我們是第一書記》攝製組中幾乎看不到。小組成員每人都要會攝影，製片乾的活需要攝影師自己干。「多一個機位，就多一個拍下瞬間的可能。」團隊成員任傑說。
有的攝影師為了記錄下更多細節，差點就地「光榮」。因為「第一書記們」奮戰的地方都是山野鄉村、地形複雜，疊加上全員都是攝影師的現實，經常出現攝影師光顧著跟拍，無人提醒腳下路況的危險。有一次，攝影師單飛正在林子裡專心跟拍，一不小心踏空，掉入了深達3米的捕獸陷阱。
同伴拉他上來時，單飛先問機器摔壞了沒，素材拍到沒。據當地人介紹，一般獵人會在捕獸陷阱里放些竹籤，猛獸掉下去幾乎都當場喪命。幸好那個陷阱沒有竹籤，攝影師才僥倖生還。
「第一書記是不要命地干，我們的團隊是不要命地拍。」團隊成員劉兆偉說。
將他們還原成「大寫的人」
「100人進電影院，90人哇哇大哭，另外10個人是強忍著。」這條評價代表了很多觀影者的真實感受。有的主創人員看了60多遍，還會忍不住哭出來。
一次點映結束後，主創團隊問現場觀眾有什麼想問的，結果現場無一人提問，場面一度十分尷尬。百思不得其解的魏驊走出影廳，沒走幾步就被幾個阿姨攔住，「我們不是沒有問題，是還在哭，沒從劇情里走出來。」
情節打動人心，先被觸動的一定是創作人員。《我們是第一書記》的拍攝團隊，全員都是90後，在觀眾被感動前，他們都被感動得一塌糊塗。他們見過一家人最值錢的物件是一缸米，幾根竹子串起來就當牆擋風……
電影拍攝過程中，攝影師跟著第一書記披星戴月，連走好幾個小時探訪牧民；見證第一書記智斗「逃學F4」，演繹現實版的「一個都不能少」。朝夕相處之下，電影創作團隊深受鼓舞，他們也主動放棄假期、沒日沒夜地工作。還有團隊成員因為同情貧困地區生活不易，自掏腰包承包下了村里唯一的一家養雞場。拍攝掙的錢也幾乎全都用作了扶貧。團隊成員跟村民們說，「你們不用發愁賣雞蛋了，我們都幫你賣。」
「拍第一書記，讓我們知道他們也是人，他們奉獻自己很偉大，卻也欠兒女一份陪伴，欠父母一句珍重。」團隊成員朴文琳感動地說，「我們想將他們還原成『大寫的人』，平凡的偉大才是最難的。」
電影中，貴州坡頭村第一書記劉恭利，因為扶貧工作，三年吃不上年夜飯。母親左手關節骨折，他也顧不上悉心照料。為了拍攝這部電影，主創人員也像第一書記們一樣，長期與家人分隔兩地。
影片上映以後，有個第一書記在交流環節搶過話筒，隔空喊話兩地分居的老婆，「你看了這部電影，就知道我為什麼夜裡接不了你的電話，回不了你的視頻了。我們，真的很忙！」
有人懷疑扶貧幹部只是為了鍍金拿榮譽。面對這種質疑，團隊成員鄭思琳說，「我們到一個地方才待三個月，他們一待就是兩三年。你只要去那待幾天，就不會這麼想了。」滿是煙火氣的鄉村，是第一書記們的戰場。如何讓村民們脫貧是掛在他們心頭的第一使命。「榮譽、晉升，在第一書記們眼裡，都遠不如老百姓重要。」
「致敬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的努力」
「這部電影，最重要的是讓每個看過的人都有感觸、有收穫。」團隊成員康薇表示。
鏡頭記錄下許多打動人心的瞬間，奮鬥多年的第一書記們用平凡的身軀，懷揣著希望，融化了「貧困」的堅冰。
「你在高原逐日，讓太陽永遠在前方燃亮」——第一書記旺青羅布帶領村民辦起了養殖合作社，在分紅大會上看到了村民臉上久違的喜悅；
「你點亮了那盞燈，星星都向我們湧來」——第一書記胡小明和羅洪合力讓曾經全村只有兩名初中生的博作村，迎來輟學率歸零的歷史節點。
「你張開雙臂，把風過濾成粒粒金黃」——第一書記王路帶著村民用手掰著受颱風災害的玉米，硬生生「掰出了個豐收年」；
「你把誓言留給我們，卻把思念留給家人」——連續三年都沒吃上年夜飯的第一書記劉恭利，用易地扶貧搬遷讓村民們搬出大山，住上不漏風的新家。
8年間，近1億人告別貧困，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日夜奮戰在一線的300多萬第一書記和駐村幹部得償所願，他們的辛苦，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你知道農村什麼樣嗎？」「知道啊，動畫片裡奧特曼保護的就是農村。」觀影前，面對母親的提問，一位從未去過農村的孩子給出這樣的答案。觀影后，母子都看到了農村脫貧攻堅最真實的付出。母親說，「我想告訴孩子，世界上從來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看過點映，還有一位癌症晚期的上海阿姨向主創團隊傾訴，「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們電影上映。但看了你們拍的電影，聽了你們團隊的故事，阿姨這一代人對你們這一代就放心了。」
在談及創作初衷時，出品人兼製片人張苗用「時代的良知」形容第一書記這個群體。新聞紀實電影就是用電影的形式，把這個時代真實、質樸、打動人心的好故事保留下來，將這些真實與感動的時代影像，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如果有一天，孩子問我們這些美好從何而來，我們可以告訴他們這些關於奉獻的故事。」影片結尾處，銀幕上出現這段話，這也是主創們永不能忘的初心。致敬所有參與脫貧攻堅的「戰士」、致敬所有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的第一書記們、致敬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