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明，2017年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不是拍給看過1974年薛尼盧梅版的人看，也不是拍給克莉絲汀Agatha Christie原著的鐵粉看，更不是拍給已經看過大大小小影視舞台改編版的人看──畢竟【東方快車謀殺案】身為偵探推理經典，出版於1934年的這個故事，經過這麼多年來，已經喪失了「解謎」的樂趣，還有什麼可以說嘴的呢？話說回來，肯尼斯布萊納執導的這部2017年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是要拍給誰看的呢？
想想，看過1974年【東方快車謀殺案】電影版本的人，不知道現今活著的還有幾個；這回2017年【東方快車謀殺案】顯然電影公司設定的前提是──觀眾沒看過1974年版，也沒有認真讀過原著小說，更不會記得當年的白羅探長是亞伯芬尼Albert Finney飾演，於是電影很信任原著小說，採取原汁原味翻拍一次，並且把肯尼斯布萊納的變成翹仁丹的白羅探長。
長期演出莎翁作品的肯尼斯布萊納，都可以把【雷神索爾】搞得快變「李爾王」，把【灰姑娘】拍得那麼像「灰姑娘」，表面總是認真的把故事講了一遍，真正的重點反而需要觀眾自己挖掘。看電影過程中，我總會不自覺想到這幾年轟動一時的福爾摩斯改編，無論是電視版的【新世紀福爾摩斯】或是蓋瑞奇電影版的【福爾摩斯】，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靠得是對於犯罪現場的蛛絲馬跡，透過燒腦的線索，找出破案的證據；克莉斯汀的白羅探長透過不斷地對話問話過程，面對法律與人性/道德間的辯證。相較於福爾摩斯新意無限的改編，這也說明要把克莉斯汀的作品呈現在銀幕上的難度。
身為偵探推理小說的經典作品，【東方快車謀殺案】案情、故事、角色等，能更動的地方實在太少，舊版薛尼盧梅用許多對話鏡頭的組合，來表現白羅探長解謎的過程，肯尼斯布萊納則是配合這個時代的觀影節奏，配上蒙太奇剪輯，快速地交待前提，把前後因果全新排列組合，採取讓茱蒂丹契、威廉達佛、蜜雪兒菲佛、強尼戴普、黛西蕾德莉、潘妮洛普克魯茲等全明星炫目的外衣，在這個有如舞台劇的密閉空間，上演著不同派別的演技，它無意讓觀眾像讀原著或舊版，一起參與解謎的過程，它不懸疑(或許我已經知道過程)、也不推理，也沒有跌宕起伏的抽絲剝繭，它要的是在這許多虛實交錯的語言裡，利用這個兇殺案，把舊時代的老派人性論述，用新的電影技術再次搬演一次。
回到克莉斯汀的寫作年代，當時的她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看過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拉扯，百廢待舉、經濟蕭條、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與階級禮教巨烈變革的來臨，什麼是公平？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東方快車謀殺案】是克莉斯汀把1932年的林白之子被綁架謀殺案的新聞，及自己在1929年搭乘東方快車被困在土耳其的經歷所寫下的故事。舊瓶裝新酒，靠得是舊瓶的熟悉感，裝新酒的味。再重申一次，我無意比較1974年版跟2017年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孰優孰劣。如何在新版中挖掘出我過去未曾體會過的，關於克莉斯汀原著里未曾挖掘到的感覺，才是我這次看新版改編的重點。
以前我從未想過「東方快車」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在冰天雪地里被迫停駛的列車，讓12個人身處一室，每個角色背後的人生，都有它的秘密，外在環境的致命，內在空間的死亡，讓這班開往東方的快車，成了複雜的人性空間。從一開始眾角色上火車的遠鏡頭，進行到黑白攝影帶出宗教性強的刺殺場景，到最後場景構圖有如達文西「最後的晚餐」，利用上帝視角的觀看人性的動機不言可諭。
最重要的是，2017年【東方快車謀殺案】拍出了白羅探長的黑白道德觀的改變。影片開場，白羅探長破獲了一起失竊案，身為一個破案為樂的探長，他的世界觀只有黑與白，但隨著破解東方快車謀殺案的過程，越是知道真相，越是動搖他的根本信念，尤其是第二條故事線阿姆斯壯的女兒謀殺案真相浮出，受害者如今成了加害者，同情兇手亦或是制裁兇手，「殺人者死，傷人者處刑」推理的背後法理與人性的兩難，黑白對錯已經不再是判斷的唯一標準，沒有粗暴的二分法，接受了一個不完美的結果，進入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面對法律也處理不來的惡之華，白羅探長這個角色完成了一次成長，就是這點，讓我覺得搭上2017年的這班【東方快車謀殺案】的車票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