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翠紅 戴麗婷：人工智慧影響複合戰略穩定的作用路徑：基於模型的考察
作者：蔡翠紅，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戴麗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國際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內容提要】技術進步與時代變遷促使戰略穩定的體系框架發生了重大變化。戰略穩定理論的研究視角也經歷了從核戰略穩定、軍事戰略穩定到複合戰略穩定的轉變。一個新時期的複合戰略穩定模型為探求上述理論與現實之間的互動提供了支撐，即通過戰略能力、戰略行為和戰略意願等三大鏈條，分析複合戰略穩定的要素構成與互動關係，並且選取最有代表性的顛覆性技術——人工智慧作為案例，分析其在複合戰略穩定模型中的作用路徑。人工智慧的優勢在於能夠打破國家戰略能力、戰略行為和戰略意願三者的間隔，通過對戰略能力的全面滲透效應、對戰略意願的雙向引導效應、對戰略行為的動態介入效應，從正負兩個方面影響複合戰略穩定。但是，人工智慧對戰略穩定的影響在多數情況下是負面的。這一發現，對於更好地認識人工智慧對戰略穩定的影響，以及維護戰略穩定和提升人工智慧治理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 人工智慧；戰略穩定；複合戰略穩定；人工智慧治理
一 問題的提出
「戰略穩定」始終是一個發展的概念，源於冷戰時期美蘇兩國關於核不擴散的聯合聲明， 旨在從軍備結構上消除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該理論最後成為美蘇兩國核戰略的主要基礎，直接導致了「確保摧毀」戰略的提出，並影響著此後幾十年兩國戰略核力量的發展。然而，戰略穩定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消亡，相反，戰略穩定概念在冷戰後經歷了從狹義到廣義的一系列拓展。一種觀點認為，戰略穩定最狹義的定義是「任何一方都沒有機會或動機破壞對手所有核力量的一種相互關係狀態」。 從廣義上講，戰略穩定是指國家或國家聯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累積力量使得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發動軍事進攻。另一種觀點認為，戰略穩定可以狹義地描述為大國之間的平衡，特別是戰略武器的力量和能力的平衡。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戰略穩定意味著各行為主體在全球範圍內保持自我約束和相互制約，從而在國際體系內形成相對穩定和平衡的戰略態勢。 總體而言，戰略穩定體系經歷了從單一穩定到複合穩定的變化，而如何在新時期的複合戰略穩定體系中確保全球安全，成為當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本文將主要以人工智慧技術為案例來驗證複合戰略穩定框架的適用性。選擇人工智慧技術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基於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大國都在競相開發人工智慧技術的事實。目前，已經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台了人工智慧的相關戰略。其次，人工智慧自身的特性也為研究新時期的複合戰略穩定框架提供了便利。加特納公司（Gartner）認為，人工智慧作為一個總括性術語，涵蓋很多具體技術。人工智慧的核心能力通常由四個部分組成，即認知（cognition）、預測（prediction）、決策（decision-making）和集成解決方案（integrated solution）。
作為一種「顛覆性技術」（Disruptive Technologies）， 人工智慧帶來的系統性革命必將推動世界體系的變革，研究人工智慧技術在複合戰略穩定框架下的作用路徑，也可以為其他技術變革與戰略穩定的關係提供理論經驗。本文正是在人類已經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背景下，考察不同技術發展階段的戰略穩定框架存在的不同之處，分析新時期的複合戰略穩定性體系框架有何特點，並對人工智慧技術如何作用或影響複合戰略穩定的條件進行探索。
二 戰略穩定理論的演變
戰略穩定存在從狹義到廣義的概念層次，但不同劃分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及缺點。例如，愛德華·華納（Edward Warner）提出的戰略穩定三層次論認為，狹義的戰略穩定指的是缺乏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動機（危機穩定）和缺乏建立核力量的動機（軍備競賽穩定）；中間層次的戰略穩定指的是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不存在武裝衝突；廣義的戰略穩定則描述了一種區域或全球安全環境，各國在其中享有和平與和諧的關係。 後續使用此分類的闡述者詹姆斯·阿克頓（James M. Acton）把三個層次分別對應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政府的戰略穩定觀，並認為這種分類更偏向美國智庫分析報告的闡述視角，但是較為缺乏學理支撐。 戰略專家戴爾·沃爾頓（C. Dale Walton）和科林·格雷（Colin S. Gray）則從研究對象的視角，把戰略穩定分為面向「整體」與討論「武器」兩類， 前者以國家總體力量特別是政治力量為基礎（軍事力量只是整個戰略格局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來考慮戰略穩定性，後者則著眼於軍事力量平衡的波動如何影響戰爭的可能性，尤其是諸如核武器及其運載系統相關的軍事武器對於戰略穩定性的影響。這種劃分方法更為合理，但是對「整體」戰略穩定的解釋缺少經濟、心理、技術等要素的分析。中國學者王政達站在中美戰略穩定構建的角度，從戰略穩定的要素出發，將其劃分為「單一戰略穩定」與「複合戰略穩定」兩類。 這種劃分方式能夠體現出戰略穩定理論的時代變化，但是王政達對於複合戰略穩定的分析實際還是聚焦於「軍事戰略穩定」，對其他要素關注甚少，並且他將研究主體集中於中美兩國，缺少對中美兩國之外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關注。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認為，戰略穩定理論大致經歷了核戰略穩定、軍事戰略穩定到複合戰略穩定三個階段的轉變。
（一）核戰略穩定理論
傳統的戰略穩定理論即核戰略穩定理論。這一派學者認為戰略核領域的基本原理一直不變，新興技術的發展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戰略穩定的核心，技術革命在戰略穩定中始終處於邊緣位置。目前看來，人工智慧等技術對核安全環境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核穩定仍然是全球秩序中軍事政治和軍事戰略穩定的基礎。
核戰略穩定理論源遠流長，已經經歷兩個階段的發展。第一階段即所謂的「第一核時代」的核戰略穩定理論，源於冷戰時期，主要研究核武器的脆弱性、 核穩定的邏輯、 形成核穩定的方式 等主題。核穩定的主體互動集中於美蘇競爭。同時由於核武器易於量化、美蘇兩極格局的大環境利於建模，因此這一時期的研究大量採用量化操作 和建立簡約模型（例如博弈論模型） 等手段來分析戰略穩定性如何達成的問題。這一時期核戰略穩定理論的中心任務是，如何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避免發生核戰爭。
核戰略穩定理論的第二階段是以基思·佩恩（Keith B Payne）、科林·格雷和保羅·布拉肯（Paul J. Bracken）為代表提出的「第二核時代」理論。 「第二核時代」的討論，主要是針對冷戰後美國面臨的全新核安全環境與安全威脅進行學理分析與評估，強調新時期的核武器對於美國國家安全依然重要。 在這一時期，學者們主要討論核武器發展的新特點、尋求新時期下的核穩定方式、 在傳統理論基礎上拓寬大國戰略穩定要素 以及從美國、中國、俄羅斯視角探討大國的戰略穩定觀，等等。 這一時期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新時期下避免核武器的擴散與使用，以及大國之間如何維持和發展核戰略穩定。
然而，技術邊緣化作用論所依據的核戰略穩定無法提供一個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戰略穩定的共識性概念。首先，與冷戰時期不同，冷戰後美國一家獨大，已經失去了對等的敵對方，因此相對平等的戰略穩定觀被美國拋棄，轉而尋求基於「美國優勢」的戰略穩定觀。2001年12月13日，美國總統小布希正式宣布，美國退出1972年與蘇聯共同簽署的《反彈道飛彈條約》，這使冷戰時期核戰略穩定的基石遭到破壞。其次，美國認為在核平等的基礎上，中國沒有實力與其對話；而如果基於核不平等的前提，中國也拒絕與美國對話。與美國相比，中國以更廣闊的視角看待戰略穩定，並將外交和經濟因素納入其穩定評估之中。這引起了美方的質疑，使得該術語（於美方政府而言甚至並非概念）在中美關係中失去了效用。
（二）軍事戰略穩定理論
軍事戰略穩定理論認為，技術革命對於戰略穩定的影響是依附於軍事發生作用的，這種視角發展於被稱為網際網路時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 此種觀點雖然已經突破了單一的核戰略穩定路徑，但是認為很少有技術能夠從根本上重塑國際衝突形態，且很難對其中的某些新興技術進行全面的開源評估， 同時強調技術變革並不能成為戰略穩定的獨立影響因素，因此，包括人工智慧在內的技術成果的影響力仍然依附於軍事力量的升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曾經在2019年組織全球各地的學者討論「人工智慧對戰略穩定性和核風險的影響」，但是該研究的大多數成果也集中於人工智慧對核武器的賦能以及對常規軍事力量的升級效應。 此類觀點認為，其他的新興技術同樣也是依附於軍事發生作用，難以成為獨立的影響因素。例如有學者認為，網絡空間戰略穩定目前只能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總體安全以及全球戰略穩定的需要，難以獨立實現。
軍事戰略穩定視角與核戰略穩定視角的區別在於，是否將核武器作為最重要且唯一重要的影響要素。軍事戰略穩定視角將非核要素擺在與核要素同樣重要的位置，研究整體軍事要素對戰略穩定性的影響，重新考慮應該如何進行威懾，並且開始重視單一非核要素的分析。隨著人工智慧和各種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能夠影響戰略穩定性的戰略博弈對手不再限於美蘇兩家；博弈手段不再單單限於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博弈空間也不再局限於陸海空三維空間。 依據此理論，新興技術並未被認為是影響戰略穩定的獨立因素，而是依附於軍事因素被加以考察。
軍事戰略穩定視角在中美學界和政策界都有支持者，但側重點略有不同。美國學界更多地考慮全球治理以及美國如何在新時期維持戰略穩定的問題。針對國家間競爭與合作並存，核力量大大削減，先進的非核軍事技術正在或已經複製、抵消或減輕核武器的戰略影響並使核威懾更加複雜，核國家增多使得核安全困境從美蘇兩國進入多維困境，核武器、核技術和核材料擴散以及核恐怖主義成為全球性威脅等狀況， 美國學者提出了「跨域威懾」與「定製威懾」的概念， 將太空、網絡和常規武器威懾納入戰略威懾體系，構建全域制勝型戰略威懾體系。 而中國學界則基於與美國在核領域的「非對稱性地位」，更多地考慮非核因素在戰略穩定中的作用。儘管也有學者提出包含經濟、政治、軍事等更多要素的複合戰略穩定概念，但實際上在相關分析中還是以戰略武器特別是軍事為核心，對其他要素著墨不多，所以仍然主要還是軍事戰略穩定的視角。
在美方的戰略邏輯中，其整體性的戰略優勢是建立在不同行動域的戰略穩定的總和之上。 因此，在軍事上總體占優的美國需要的戰略穩定也是照搬核戰略穩定的整套概念。同時，軍事戰略穩定視角的主要問題是，不僅過於關注軍事要素，也忽視了美蘇（美俄）之外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所以，基於軍事戰略穩定的技術軍事依附論視角，也無法提供一個中美兩國乃至世界所能接受並符合時代潮流的戰略穩定的共識性概念。
（三）複合戰略穩定理論
在以智能化為核心，人工智慧、物聯網等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工業革命中，複合戰略穩定理論逐漸成形。複合戰略穩定理論認為，過度聚焦戰略武器來考察和分析戰略穩定欠缺全局思維。戰略穩定的本質並不是戰略武器，而在於相關國際體系中主要角色的戰略關係。 源於冷戰的核武器與核軍控領域的戰略穩定概念已經發展為如今的複合戰略穩定，並且從範疇和主體都呈現出多元化發展且相互交錯的綜合戰略平衡狀態。實際上，所謂真正的戰略穩定性僅僅只是柏拉圖式的理想，從本質上講是無法實現的政策目標。但是，通過各國的努力可以尋求建立更為穩定的雙邊和多邊關係，甚至塑造一個更為穩定的國際安全整體環境。
相較於核戰略穩定與軍事戰略穩定，複合戰略穩定有兩個重要變化。第一，戰略穩定的範疇從描述核力量關係到軍事與安全關係、再到總體戰略關係的擴展。保持戰略穩定的核心是相互威懾關係的達成。正因如此，跨域威懾概念開始替代核威懾概念進入決策者的視線中。近年來，美國致力於打造一種全域制勝型的戰略威懾體系，並從認知和行動層面逐步調整其戰略威懾體系。在認知層面，美國已經從核恐怖主義轉變為大國戰略競爭的威脅感知。在行動層面，美國在重塑核威懾絕對優勢的同時，正力圖建立攻防一體的跨域威懾手段。其宗旨是，實現核威懾、常規威懾、新興網絡和太空領域威懾手段之間的靈活組合和優勢互補。 隨著人類社會經濟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國際戰略競爭向「陸海空天網」五大空間的拓展，加上許多重要戰略與安全領域日益增強的外溢效應與相互聯動性，戰略穩定問題正逐步擴展到網絡空間、外層空間等新場域以及信息技術、人工智慧等新興和前沿技術領域。 人工智慧等顛覆性技術也可以像冷戰時期的核武器一樣，對潛在威脅提供威懾。
第二，戰略穩定的主角實現了從「美蘇兩大集團→擁核國家→主要大國→全球範圍的各行為體」的擴展。冷戰期間，由於當時的全球權力博弈高度集中在美蘇兩國，任何第三方力量都難以影響兩個陣營之間的權力平衡，戰略穩定等同於美蘇的戰略平衡。冷戰結束後的較長時期內，全球戰略穩定的焦點仍然是美俄兩個超級核大國的雙邊戰略穩定。然而，隨著世界進入「第二核時代」，戰略穩定問題不再局限於美俄兩軍之間的戰略核力量對抗。在全球核力量系統中，影響和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不再是兩個超級核大國，擁有戰略核力量的國家不再局限於《核不擴散條約》所界定的五個國家。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化，核環境日趨多極化，不僅更多的國家試圖獲取核力量，核恐怖主義也開始威脅國際體系穩定。同時，許多非核武器已經可以取代核武器的某些功能，擁有常規軍事力量的行為體也在戰略穩定體系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此外，更多的行為體可以通過人工智慧等顛覆性技術的非對稱手段對全球的戰略穩定態勢產生影響。
更重要的是，複合戰略穩定理論是伴隨顛覆性技術而生的。顛覆性技術有滲透性和帶動性的特點，其影響可外溢至各個領域，帶來全方位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人工智慧和網絡時代，顛覆性技術還會帶來新型力量的非對稱性效應，常規力量較弱的行為體可能會使用不對稱的方法來挑起衝突， 從而影響戰略穩定。
複合戰略穩定並不意味著徹底否定核戰略穩定與軍事戰略穩定，而是在當前國際關係多樣化和顛覆性技術發展的新背景下，包含並超越核戰略穩定和軍事戰略穩定的一個現實概念。核戰略穩定與軍事戰略穩定作為傳統的戰略穩定，單一的要素構成使得各國缺少靈活互動，在政治博弈上容易陷入兩敗俱傷的局面。再者，傳統的戰略穩定理論由於沒有重視新興技術的變化，缺少技術變量對戰略穩定產生影響的路徑與邏輯基礎的分析。複合戰略穩定恰好能夠彌合這些不足，從而為新時期的國際關係環境提供更好的解釋。
但是，基於已有研究的複合戰略穩定理論還有以下問題亟待解決：第一，對於複合戰略穩定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缺少統一的認定標準與共識，概念的使用過於混亂，欠缺全面思考。第二，缺乏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特別是對複合戰略穩定的要素構成與互動關係缺少學理分析。第三，對顛覆性技術變量在複合戰略穩定理論下產生影響的路徑和邏輯未做詳盡分析。因此，我們需要設計一個適應時代發展的更為全面的戰略穩定分析模型，並使用最有代表性的顛覆性技術——人工智慧為案例，分析其在模型中的作用路徑。
三 複合戰略穩定模型構建及其特點
基於前述研究成果，本文認為，戰略穩定是一個系統、多維、跨學科的議題，涉及安全戰略、地緣政治、軍力結構、經濟能力和科技水平等許多方面。 戰略穩定狀態可以理解為大國戰略能力平衡、戰略意願穩定以及行為衝突與治理機制平衡，因此本文構建的複合戰略穩定模型由三條鏈交織與融合而成，分別對應戰略能力、戰略行為和戰略意願。之所以使用「鏈」而非「線」的概念，主要是因為複合戰略穩定的每一層元素都不是線性的，而是相互交織甚至迂迴環繞。在這一模型中，戰略能力是基礎，戰略意願是橋樑，戰略行為是結果（參見圖1）。
戰略能力主要包含影響戰略穩定的重要資源與能力。冷戰時期，這種戰略資源集中表現為核威懾能力。隨著技術的發展與國家間相互依賴的加深，戰略穩定依賴於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累積力量。在人工智慧時代，人工智慧等顛覆性技術對戰略能力產生了全面的滲透效應。技術性因素為各國戰略實力奠定了物質基礎，是決定戰略穩定的根本因素，因此，全域制勝型的戰略威懾體系成為人工智慧時代的戰略穩定基石。
圖1 複合戰略穩定簡化分析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戰略行為包含戰略行動的各個過程。從評估到決策再到實施，國家行為的每一節點都有可能對現有的戰略穩定造成巨大影響。戰略評估是基於戰略能力、戰略環境與威脅認知的綜合判斷，戰略決策是各方博弈權衡的過程，戰略實施的結果最終決定了戰略穩定的狀態。戰略行為過程可能放大或縮小戰略能力，技術變革則能通過不同程度地影響戰略行動的各個過程而在複合戰略穩定中發揮作用。
戰略意願包括威脅認知、戰略互信與制度規範三個要素。最高層級的戰略穩定是政治層面的意願穩定。戰略意願往往通過制度形式進行表達，從而對危險行為設限，或者對合作意願進行制度固化。制度性因素是國家行為互動的結果，可以重構技術和行為性因素，微妙地改變國家的行動，建立新的武器技術發展規範。 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之後，新興技術的發展影響了對威脅的認知、戰略互信的建立和制度規範的發展，從而提升了其對大國戰略穩定的作用。
構建這一分析模型主要是基於新時期複合戰略穩定的以下特點：
第一，複合戰略穩定模型融合了戰略穩定的三大類要素，分別是「技術性因素」「行為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 這三類要素在本模型中體現為戰略能力、戰略行為和戰略意願。戰略穩定不僅基於一個國家在特定攻擊和防禦模式下的威懾能力，也與國家行為方式和有關機制緊密相關。戰略能力為各國戰略實力奠定物質基礎，這是決定戰略穩定的根本因素。戰略行為是催化劑，能夠放大或縮小物質力量的作用。戰略意願可以重構戰略能力和戰略行為。技術變革則在戰略穩定的各要素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冷戰後，儘管以核武器「相互威懾」為保障的戰略穩定依然是維持國際軍事力量平衡的最後支柱，但是人工智慧、生物技術、太空發展和網絡技術等可能給許多國家帶來後發優勢的機會。
第二，這一模型體現了新時期戰略穩定要素的拓展性。模型列出了主要影響要素，但是每一類要素都沒有窮盡所有影響因子，而是開放性的模型。例如，影響戰略能力的除了軍事、經濟和政治要素，其他如社會文化要素也會有影響，但為了分析和理解便利，模型只列出了相對重要的影響因子。根據複合戰略穩定論，在新的歷史時期，「戰略穩定性」的內涵被擴大，核武器不再是戰略穩定性的唯一考量因素。核武器只能保護一個國家本土不受外敵大規模攻擊這一核心安全利益。但是僅僅將戰略穩定局限於戰略核武器領域，並不能保證一個國家全面有效的安全。核武器不能為一個國家的非核心利益提供有效的支撐。 對於任何大國來說，除捍衛核心利益外，還有許多其他的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的國家利益。這些利益的保護不僅需要核力量支撐，還需要常規軍事力量和其他實力的配套支撐。同時，能夠對戰略穩定性產生影響的因素也不僅僅局限於各國戰略軍事力量的發展，還涵蓋了新的威脅和不穩定因素。戰略穩定已經變成一個多重驅動的問題。單邊主義、核擴散、核恐怖主義和非核武器的發展正在成為影響戰略穩定性的新的干預變量。 同時，網絡安全、地區衝突、能源問題、政治和外交影響力、經濟依賴性和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度等都是大國戰略穩定的考量要素。
第三，這一模型反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戰略穩定的動態發展性和複雜過程性。戰略穩定並不是一個固定的狀態，而是包括了戰略評估、決策和實施的過程。人工智慧技術具有「技術糾纏」（Technological Entanglement）特徵， 複合戰略穩定模型上每條鏈上的節點都受到新興技術的影響，並隨著人工智慧等技術的應用而快速拓展。例如，各國的軍事能力和經濟能力既因為人工智慧而提升，同時又相互牽制。複合戰略穩定模型中的每一鏈條既可單獨成鏈，但是每一鏈條上的節點又相互交織，相互影響。例如，影響戰略意願的威脅認知不僅僅受限於各行為主體的思維習慣，而且會受到對包括核武器和常規武器在內的相互戰略能力的認識的影響，並在戰略行動過程中又隨著具體的戰略評估、戰略決策和戰略實施發生波動和調整。這種組合的過程則能夠體現戰略穩定的不同狀態。
誠然，複合戰略穩定三條鏈上都具有不同的節點，但並不意味著每一節點的平等性。每個節點對戰略穩定均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每個節點的重要性不同，每條鏈的韌性也不同，並對戰略穩定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在戰略能力中，軍事能力常常具有決定性影響，技術的突破也往往在軍事領域最先發生。在傳統戰略穩定理論中，軍事中的核穩定也成為整個戰略穩定的核心，即使在新興技術迅速發展的時期，依舊不能忽略核穩定的核心作用。因此，儘管戰略意願和戰略行動也不可忽視，但是代表戰略能力的這一鏈條在整個模型中的權重最大，處於核心位置。
四 人工智慧影響複合戰略穩定的作用路徑
作為最具代表性的顛覆性技術，人工智慧對於複合戰略穩定各要素的作用舉足輕重，因為人工智慧不僅可能影響傳統核關係和常規武器力量對比，自身也是新的戰略穩定要素。因此，人工智慧等技術性要素在大國戰略穩定體系中的比重將會隨著技術的成熟而不斷上升，並成為打通國家戰略能力、戰略行為和戰略意志的橋樑。本部分嘗試在前述複合戰略穩定模型的基礎上，分析人工智慧對複合戰略穩定產生影響的路徑與邏輯基礎，探尋人工智慧如何在戰略能力、戰略行動和戰略意願三條鏈中發揮作用，以期塑造更為穩定的整體國際安全環境。
（一）人工智慧對戰略能力的全面滲透效應
人工智慧對於戰略穩定的最重要作用表現為對戰略能力的全面滲透效應，主要源於人工智慧的滲透性高位優勢。從廣義上看，大國戰略競爭力是和平時期大國戰略穩定的根基。從國際政治博弈角度來看，人工智慧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其改變國家間戰略實力分配的潛在能力。 從全球競爭看，發展人工智慧已經上升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增強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戰略，人工智慧成為國際競爭的新焦點。大國的戰略能力有許多方面，雖然社會文化等軟實力從廣義上來看也屬於戰略能力，但是為了分析的便利，本文僅選取了對戰略穩定有代表性作用的三個方面（即軍事能力、經濟能力和政治博弈能力）進行相應的考察（參見圖2）。
圖2 人工智慧影響複合戰略穩定的戰略能力路徑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 人工智慧對軍事能力的塑造與非對稱戰爭
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新時期，核平衡一直是戰略穩定的核心要素。不少學者認為，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會對核威懾造成顛覆性影響，認為人工智慧對核安全領域的環境偵察、目標定位、早期預警、空天飛彈防禦系統、核武器指揮系統以及對核存儲和運輸設備的保護系統等都有影響。 事實上，在短時期內，人工智慧對於常規軍事威懾和穩定的作用被認為大於對核威懾和核戰略穩定性的作用。目前，在針對核武器的環境偵察、目標定位、早期預警等技術上，還存在數據限制和數據分析等難題；在針對核存儲和運輸設備以及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上，也不會因情報、監視、偵察能力的提升而產生顯著變化。在可預見的未來，用於二次打擊的核武器依然可以在第一次核打擊或資訊時代的常規打擊中生存，並突破飛彈防禦系統，對敵方進行報復性打擊，造成不可承受的損失，因此任何一個大國都沒有首先發動核打擊的動機。這意味著基於二次打擊能力的核威懾仍將有效。大國也不會因為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而改變核戰略。 同理，人工智慧技術本身的軍事「變現」與「落地」也是影響戰略穩定能力的重要牽制。
與常規武器的結合更能體現人工智慧技術對戰略穩定的影響。基於算法的人工智慧具有「多域戰」能力，是常規軍事革命的升級推手，並為非對稱的顛覆性軍事能力提供了可能。隨著戰略穩定概念的拓展，常規軍事力量成為戰略穩定的重要考量因素。不同於核武器，人工智慧的最佳運用方式不是專用於某個軍種或部隊，而是將其納入到所有作戰域的現役部隊中。 美國在反恐任務中廣泛使用的無人機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而「蜂群」（Drone Swarm）這樣的智能無人集群更是推動信息化戰爭向基於智能單元的信息化戰爭演變。
人工智慧對常規軍事力量的升級效應使得大國戰略穩定面臨正負兩方面的變化。 由於這一升級，技術先進國家可能會面臨較低的風險，再加上更有效的攻擊工具，從而能夠對對手的戰略威懾構成嚴重挑戰。因此，對於原本有能力抵禦攻擊的國家來說，使用新一代設備可以引入更大的機動性、隱蔽性和自主能力，並可能會使基於報復的威懾戰略失效。 同時，人工智慧技術的影響將加劇傳統軍事力量對抗的不平衡，非對稱戰爭將被更加重視。 此外，因能夠減少傳統攻擊手段造成的人員傷亡，新型無人武器可以降低發動襲擊的政治難度和行動難度，從而使其利用率上升。自主作戰系統只能根據數學概率識別敵我目標，無法根據價值判斷區分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而這可能導致衝突升級。各國也正大力開發可自主發現目標、自主判斷並實施攻擊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LAWS）。技術發達的中等規模國家可能是自主武器的最大受益者， 並可能改寫常規力量分配，從而為國際體系注入更多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對於具有理性決策模式的國家行為體而言，它是相對可控的。真正對戰略穩定和國際體系產生影響的是非理性的恐怖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對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的運用。這些無疑都對大國戰略穩定無益，但人工智慧的戰場態勢感知所帶來的戰略互信也會因此增加，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戰略穩定。
2. 人工智慧對經濟能力的重構與異質化經濟優勢
大國經濟實力的大致均衡和相互依存是維持大國戰略穩定關係的堅實基礎。經濟實力是國家綜合實力的基礎。經濟能力本身決定了社會發展水平，同時又是軍事能力的基礎。經濟關係始終在國際關係中扮演著「壓艙石」和「推進器」的關鍵作用，也一直是大國關係的牢固紐帶。以中美關係為例，經貿合作是維持中美關係穩定的最為持久的積極推動力量。
人工智慧是一種影響國家發展命運並且關係到國家綜合實力的戰略技術，已經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並有助於「異質化」經濟優勢的形成。人工智慧不僅是一種顛覆性技術，而且也是一種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即人工智慧有多種用途，可以應用到經濟的幾乎所有地方，並且有很大的溢出效應。 新一代人工智慧將重構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形成新的宏觀和微觀智能需求，促進新技術、新產品和新產業的發展。這些重大結構變化將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從而實現生產力的新飛躍。從歷史上看，霸權國就是通過生產方式的革新才帶來生產地位的優勢，從而形成與其他國家的「異質化」。 作為顛覆性技術，人工智慧技術一旦突破「奇點」，則又可能造成極大的「人工智慧鴻溝」。而且，人工智慧的開發和應用對資金和技術的高要求有可能引發就業結構變革，最終可能改變全球產業鏈，導致「數字鴻溝」的進一步加深。因此，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在國家之間導致「贏者通吃」的局面，從而加劇各國之間的實力差距，這將不利於戰略穩定。
然而，「異質化」的生產優勢隨著技術的傳播和其他國家向那些在競爭中取得成功的國家學習的深化，「人工智慧鴻溝」將被慢慢彌合，並向同質化發展。從這一點看，人工智慧的技術趕超周期縮短是對大國戰略平衡的利好因素。在之前的幾次工業革命中，領先者與趕超者之間的時間差非常大。但在人工智慧時代，發展中國家往往只需一兩年時間即可跟進相似產品或服務。這種越來越小的時間差有利於多極世界的形成和戰略穩定的提升。
3. 人工智慧對政治博弈的量化與理性戰略選擇
人工智慧有助於推動政治博弈的量化和理性戰略選擇。政治博弈能力也是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方面。政治博弈分析政治互動中理性的行為主體如何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作出戰略選擇。政治博弈的籌碼基於戰略能力的多少以及戰略意圖的認知，但是政治博弈的效果也在於政治互動過程中的各種戰略選擇。一般而言，理性戰略選擇有助於戰略穩定。但是過於理性的戰略選擇也可能因為缺乏價值判斷能力和全面戰略考慮而不利於戰略穩定。
人工智慧從三個方面促進理性戰略選擇。第一，人工智慧使戰略目標或國家利益的界定更加理性。國家利益的界定由於決策精英的個人視野和歷史案例的受限而難以周全。傳統上，國家利益的界定更多的是基於「有限」的經驗與直覺，即國家精英以爭取國家利益為目標，以歷史案例作為支撐，基於經驗和直覺來參與戰略決策。而人工智慧則可以基於大量數據集的處理向決策精英們提供建議，從而塑造戰略，使國家利益的界定更為理性和全面。
第二，人工智慧使戰略決策依據更加科學和理性化。在戰場上，作戰指揮官能夠藉助人工智慧更好地掌握戰場信息，並獲得更精確的戰術建議。在實踐中，在衝突開始之前，根據這種定量概率，可以選擇和實施有效的兵力分配和戰略部署作戰計劃。和平時期，人工智慧同樣可以利用大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及時感知戰略態勢變化，了解競爭雙方的戰略環境。基於經驗和直覺的決策往往缺乏科學性，收集和處理的信息也非常有限。而且人的判斷容易受到外部影響，特別是錯誤信息、集體思維、個人偏見和個人情感等因素的干擾。但人工智慧技術的進步可以推動以數據為基礎、以機器算法為支撐的理性戰略決策，使得決策準確性和時效性大大提高，而且機器的介入也突破了人工手段的限制。
第三，人工智慧可以突破「信息迷霧」，真正將「信息優勢」變為「決策優勢」。在前人工智慧時代，在戰場上並不是信息越多越好，過多的信息不僅會導致傳輸上的信息過載，而且會導致認知上的信息迷茫，戰場上的「信息迷霧」會致使指揮員真假莫辨無法決策。同樣，在政治博弈中，並不是越多的信息就能產生更多的決策優勢，特別是由於決策者和決策團隊處理信息的能力無論是數量上還是專業上都有很大的限制。然而，藉助人工智慧，可以整合不同領域的大量信息，真正將信息優勢變為理性的決策優勢。
（二）人工智慧對戰略行為的動態介入效應
戰略行為的評估、決策與實施環節體現了戰略穩定實現的動態過程。對戰略穩定的評估，既取決於戰略能力的認知，也取決於主體之間對威脅的評估和認知，更要考慮當時的國際戰略環境。戰略決策是政治博弈與戰略意願的統一，而戰略實施的結果則體現了戰略穩定的不同狀態。人工智慧通過技術改變了評估決策能力的高低與便捷性，因而與核能力一樣，直接成為戰略穩定達成與否的核心要素之一（參見圖3）。
圖3 人工智慧影響複合戰略穩定的戰略行為路徑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 人工智慧對戰略評估的變量介入與安全困境新領域
戰略評估是戰略行動能否啟動以及如何啟動的先遣步驟，也是戰略穩定最終是否形成的第一切入點。人工智慧介入戰略評估的變量主要包括對戰略能力、威脅認知以及基於前兩者而對戰略環境的判斷。
戰略能力堪稱一國大戰略的「家底」，它既是國家大戰略目標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是實現大戰略目標的手段。戰略能力評估是戰略研究最為關注的要點之一，一國大戰略的最終選擇取決於國家實力及其目標謀劃。如上文所言，人工智慧對於一國戰略能力的影響是全面滲透性的，因而對複合戰略穩定的影響也是多維的。人工智慧作為顛覆性技術還常常賦予常規力量較弱的行為體以非對稱能力與意圖去對抗強國，甚至挑起衝突。在人工智慧武器的非對稱邏輯下，強權傾向於防禦策略，而不是發動攻擊，因為這些國家更依賴高技術網絡，在衝突中有更高的預期損失。 威脅認知常常是基於軍事與技術能力變動而引發的風險判斷，即本國處於戰略能力的哪個階段，且是否有能力應對變動產生的後果。基於人工智慧對核武器、常規軍事武器以及本身帶來的「技術迷霧」，人工智慧技術往往成為國家間戰略互疑的新來源以及需要評估的重要環節。
總體來看，人工智慧已經成為引發安全困境的新領域。人工智慧時代的複合戰略穩定與整體的國際環境息息相關。冷戰時期，主要核大國通過確保使用核武器進行反擊的能力來維持戰略穩定，即所謂的「恐怖平衡」，因為使用核武器將導致遭受無法承受的報復。但是，如今的核恐怖平衡關係開始遭到破壞，尤其是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其單邊主義行動威脅了戰略穩定性，同時全球也陷入核多邊安全困境。然而，核領域的相互脆弱性並非維持戰略穩定的唯一支柱。在人工智慧時代，國際關係領域的一個顯著現象就是，大國為謀取高新技術的戰略競爭優勢而發展高科技武器，強化「技術民族主義」政策，惡化整體的安全環境並引發新的安全困境。人工智慧作為顛覆性技術和通用技術，是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前沿科技。
2. 人工智慧對戰略決策的信號啟示與衝突誤判風險
戰略決策是基於戰略評估的分析和研究，從而作出對後續戰略行動的目標與方向的選擇。這一過程是一個動態過程，往往包括相關國家的政治互動。在此過程中，政治互動常常表現為互信意圖確認的過程。一方面，人工智慧可以提高戰略決策能力。在軍事指揮方面，具有推理、分析、預測和決策等功能的智能化指揮系統，可以提供更為全面的戰場信息，模擬雙方的部署和作戰能力，演繹相對精確的戰場態勢，並以概率形式量化所有可能結果。例如，人工智慧的機器學習系統可以協助情報分析人員從海量信息中提取有價值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情報，通過模式識別技術，分析敵方戰術或找出敵方隱藏目標，提高決策的準確度和時效性。
另一方面，人工智慧決策所依賴的數據信號如果被人為篡改或攻擊可能會引發衝突誤判風險，而且在發生危機的情況下，使用或提供人工智慧情報、監視和偵察也可能壓縮決策時間，增加緊張局勢和衝突意外升級的可能性，並從負面影響戰略穩定。這種衝突誤判風險源自三個方面：第一，人工智慧執行任務的意圖可能被誤讀，從而增加衝突升級的風險。隨著技術的發展和世界形勢的演變，國家行為體可能越來越多地利用人工智慧武器。但是在執行這些任務時，如何有效地釋放明確的信號來展示國家的意圖是一個挑戰。這些活動可能被解釋為對目標國安全利益的嚴重挑釁，引起目標國作出更嚴厲的反應，從而可能導致不必要的衝突升級。例如，人工智慧如果應用於核武器系統可能會強化「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動機，人工智慧在太空領域的應用也會對全球戰略穩定帶來破壞性影響，因為人工智慧可以使反衛星手段更加精準、更具破壞性和更難追溯，從而加大一些國家實施「先發制人」的行動的可能性，而攻擊衛星尤其是預警衛星往往被視為發動核打擊的前兆。 如動能反衛系統可以藉助人工智慧，通過優化模擬來提升反衛成功率。又如，網絡攻擊可以用來攻擊衛星的地面站點，人工智慧則可強化網絡攻擊的能力。此外，在緊張局勢加劇的時期，利用無人機等人工智慧設備進行邊界試探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導致局勢的螺旋式升級。
第二，意外事故和人為惡意干預自主武器等人工智慧應用的可能性增加，從而可能產生錯誤信號，引發風險誤判和錯誤決策。人工智慧應用高度依賴於對外部環境的感知和信息交流，所以人工智慧技術在應用過程中很容易引發新的安全風險。人工智慧的決策能力嚴重依賴於數據的完整和準確，一旦出現數據不完整或錯誤的情況，其數學計算的結果就可能出現偏差，削弱決策能力和降低決策的準確度。例如，執行偵察任務的無人機在受到黑客攻擊或其他形式的電磁干擾後可能會出現碰撞、撞擊、爆炸等異常行為，目標國可能會據此作出錯誤判斷或升級反應。 又如，人工智慧超高的計算、傳輸和存儲能力都有可能被惡意利用，並被用來實施更為高效、有針對性、難以防守和溯源的干擾或攻擊。如果飛彈利用人工智慧跟蹤並摧毀目標的功能存在缺陷或被黑客攻擊，引發核戰爭的概率將大大增加，從而降低戰略穩定性。如俄羅斯研發的「波塞冬」無人潛航器，可以設定核武器觸發機制，悄悄潛伏到他國近海，一旦滿足攻擊喚醒機制即可自動發射。 如其智能系統發生上述問題，則意外難以避免，進而影響全球戰略穩定。
第三，智能算法和政治機器人等新技術可能被用於虛假信息的「計算政治宣傳」，甚至用於「對社會的敵意操縱」， 從而可能給出錯誤決策信號誘導，引發衝突風險。人工智慧與區塊鏈、虛擬實境等技術結合可以催生出新型有害信息，衍生有害信息傳播新模式，並選擇針對性的傳播目標。以國家為主導、多種行為體參與、智能算法驅動、利用政治機器人散播虛假信息的計算政治宣傳正在越來越多地應用在政治戰中。所謂的「國家計算政治宣傳」，即指政府藉助算法、自動化和人工管理帳戶等手段，通過社交媒體網絡管理和發布誤導性信息的操縱信息行為。
3. 人工智慧對戰略實施的手段擴充與全域制勝型戰略威懾體系
戰略實施是戰略行動的最後落實，直接關係到最後的戰略穩定結果和不同的戰略穩定狀態。人工智慧對戰略實施而言，意味著手段擴充，不僅增加了經濟發展的「異質化」突破能力和政治領域的量化博弈能力，軍事上能實現許多人力無法實現的惡劣環境下的操作，而且可以完成人力無法勝任的繁複計算和連續戰略任務。這是因為人工智慧有兩個人類無法比擬的優勢：一是快速處理各類信息和快速反應能力。例如，自主武器系統不僅可以在無人操作的情況下自動攻擊敵方目標，而且可以大大縮短己方觀察、調整、決策和行動的循環周期。 二是複雜多線程處理能力。 人工智慧可以為人類提供輔助行動，如可穿戴式電子裝備和輔助動力裝置，從而在各種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下得到幫助。因此，人工智慧不僅能夠增加執行任務的工具選擇，而且因為自動化武器並不牽涉作戰人員的傷亡，可以緩解決策者在啟動和參與對外軍事行動時可能面臨的國內輿論壓力，降低作出姿態的潛在成本。 當然，這也可能使得原先可以通過外交談判等手段解決的問題升級為衝突，不利於戰略穩定。
不同的戰略穩定狀態中的戰略實施有著不同含義，人工智慧也發揮著不同的功效。戰略失衡、戰略僵持與戰略穩定可以認為是不同的戰略穩定狀態，其和平程度呈遞增態勢。戰略失衡即戰爭是通過作戰行動去遏制敵人，目的是為了打贏；戰略僵持是非大規模戰爭的軍事狀態，是爭取和平的戰略，是從心理上遏制敵人；戰略穩定則是達到國家之間乃至國際社會的和平狀態。戰略失衡中的戰略實施主要是指軍事戰爭。在這種狀態下，人工智慧通過對傳統戰略穩定理論中的核心要素核武器與常規軍事武器產生賦能效應，從而影響最終的博弈結果。智能武器系統可以將戰爭轉化為武器系統的任務，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武器使用效率以及各種武器系統間的協調。同時，人機協同可以完成僅靠人力無法完成的許多工作。人工智慧還實現了人與武器的實質分離，使得戰爭實際傷亡率接近於零，傳統的作戰法如「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則失去了現實意義。
人工智慧時代，戰略威懾體系已經從核威懾體系發展至包括核威懾體系在內的全域制勝型戰略威懾體系。戰略僵持與戰略穩定的戰略實施手段主要是戰略威懾體系。人工智慧技術的深度介入為全球威懾體系引入新的變量。全域制勝型戰略威懾體系成為人工智慧時代複合戰略穩定的基石。全域制勝型戰略威懾體系不僅包括核武器威懾，更包括高精尖非核武器威懾和網絡空間威懾，甚至人工智慧技術本身也成了威懾手段。之所以將這種模式稱為全域制勝型，是因為軍事手段可以結合經濟、法律和外交等非軍事手段用來應對包括核武器、常規武器和非常規武器在內的各種威脅。除與其他互補性技術相結合為極其複雜的活動提供集成的解決方案外，未來先進的人工智慧系統很可能像冷戰時期的核武器一樣，獨立地對潛在威脅進行威懾。人工智慧將成為一種重要的戰略威懾力量，因為技術是各種戰略能力的基礎。俄羅斯國家媒體報導說，人工智慧是「俄羅斯擊敗美國的關鍵」。
雖然核武器是冷戰期間最為重要的戰略穩定支柱，但由於核武器的恐怖平衡效應和相互毀滅後果，核武器並不是大國競爭中的可操作選項。戰略威懾體系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是把握大國之間戰略博弈主動權的基本依託。 相互脆弱性是戰略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核心見解也是形成相互確保毀滅機制概念（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邏輯基礎。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認為，最後達成相互威懾的不是「平衡」（即軍事能力的絕對平等或對稱），而是當雙方先發制人都無法摧毀對方的反擊能力時局勢也就穩定了。 人工智慧技術的介入使得「相互確保毀滅機制」逐漸瓦解。一方可以憑藉人工智慧技術支撐的更強大的態勢感知能力，進而建立更強大的戰略反導能力，降低對手核武器的效能，甚至剝奪對方的戰略核反擊能力。 利用人工智慧技術，攻擊者可以高準確度猜測、模仿、學習甚至是欺騙檢測規則，挑戰防禦的核心規則。同時，人工智慧時代各國利益的相互契合、國家利益的多元性、相互依賴造成的脆弱性、新型無人武器的發展對傳統人員傷亡的改寫等等，都在促進新的全域制勝型戰略威懾體系穩定機制的逐漸形成。
（三）人工智慧對戰略意願的雙向引導效應
戰略穩定不僅基於一個國家在特定攻擊和防禦模式下的威懾能力，也取決於互動各方的戰略意願與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制度規範的約束性。在戰略意願這條鏈上，人工智慧技術影響了對威脅的認知、戰略互信的建立以及相關國際規範的發展。人工智慧國際規範對戰略互動中的危險行為設限和戰略合作意願的制度固化，可以加強國家間互信並提升大國戰略穩定，但人工智慧的發展導致對人工智慧戰略優勢的一味追求也會影響威脅認知，進而對戰略穩定造成潛在危害（參見圖4）。
圖4 人工智慧影響複合戰略穩定的戰略意願路徑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 人工智慧對威脅認知的建構與「技術迷霧」現象
威脅認知是誘發國家間衝突的重要原因，也是可能引發戰略穩定狀態發生變化的主觀因素。人工智慧主要從兩個方面影響威脅認知：第一，如果從核穩定和軍事穩定的視角看，人工智慧可能模糊常規戰爭和核戰爭之間的界限，引起衝突升級，也可能改變攻防平衡，從而影響戰略穩定。如有學者指出，人工智慧等技術的持續完善有可能「削弱最低核威懾戰略」和「模糊常規戰爭與核戰爭的界限」。 人工
智能技術有助於發現、跟蹤和瞄準潛航器等本就具有威懾力的軍事設施，或者讓高精度的常規彈藥更容易摧毀加固的洲際彈道飛彈發射井。 這種能力有著極為重要的破壞穩定的可能性，因為決策者威脅使用常規武器的可能性遠高於任何類型的核攻擊。 在危機中，常規武器的威脅會令對手承受巨大壓力，這可能會迫使其屈服，但也有可能導致雙方捲入核戰爭。衝突可能升級的原因是，對手認為需要在被解除武裝前使用核武器，以反擊未能成功解除武裝的攻擊，或者只是危機導致意外動用核武器，從而破壞戰略穩定。在攻防平衡方面，防禦方可以利用圖像識別技術來強化和加速威脅和目標識別，攻擊方也可以利用信號劫持替換、樣本污染等人工智慧技術來迷惑防禦方，從而使威脅識別更加困難。
第二，從複合戰略穩定的視角看，人工智慧更多情況下帶給各國的威脅認知並不是生存性威脅，而是一種基於能力不足以及認知滯後於技術發展而被建構出來的安全威脅。 人工智慧時代，絕大多數場景下的威脅都不是來自主權國家的生存性威脅和挑戰，而是一種「技術迷霧」現象。這種威脅認知繼而會引發國家間的惡性競爭，改變相互之間的攻防平衡，從而影響戰略穩定。
「技術迷霧」是一種隱喻，源自卡爾·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對戰爭不確定性的「戰爭迷霧」描述。 技術迷霧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是大國的戰略目標往往並不是戰略穩定，而是戰略優勢。事實上，戰略穩定而非戰略優勢才是值得追求的。戰略穩定是各大國在對戰略優勢的追求過程中的一種狀態。人工智慧被視為一種重要的戰略威懾力量。因此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有人會把人工智慧變成一種武器——而其他人也會這麼做——哪怕只是出於一種準備自衛的願望。儘管戰略優勢和戰略穩定之間也有轉化路徑，但是對人工智慧相關戰略優勢的一味追求是對戰略穩定的潛在危害，因為技術也被視為改變攻防平衡的重要因素。按照攻防理論的觀點，當攻防平衡向進攻占優方轉化時，那麼具有更高機動性和自身防護力的武器系統將提升攻擊優勢，國家發動先發制人攻擊的可能性將會提高。二是人工智慧時代非國家行為體的非對稱能力的提升。國家作為相對理性的行為體，相互之間可能達成某種程度上主動限制人工智慧武器研發和應用的共識，但是這並不能阻止跨國犯罪集團、民族分裂勢力和恐怖主義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利用人工智慧發動攻擊。三是因為人工智慧威脅識別判斷和攻擊溯源困難依然存在，大國也可能被掌握某種人工智慧技術手段的第三方拖入戰爭。
2. 人工智慧對戰略互信的影響與戰略互疑新來源
戰略互信是戰略穩定的重要保障。最高層級的戰略穩定是戰略意願的穩定。即使戰略能力不平衡，但是如果戰略互信充足，同樣可以促進戰略意願穩定，從而達成全面戰略穩定。雖然人工智慧的相互戰場態勢感知和攻擊能力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增加戰略互信並有利於戰略穩定，但從國際關係的視角看，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本身就誕生於戰略互信嚴重不足的國際環境下。 人工智慧的發展則可能加劇這種戰略互信的不足，並成為戰略互疑的新來源。
第一，與人工智慧相關的軍備競賽可能成為國家間戰略互疑的新來源，因為降低的戰爭門檻、膨脹的武器庫規模、不確定的技術演進路徑使得無人化、智能化戰爭的未來圖景難以預測。 當前大國間的全面戰略穩定，仍必須以傳統軍事領域的戰略穩定為基礎。各大國均有良好的意圖，並正為和平穩定的國際關係努力。然而避免大國間衝突和對抗的方法不能僅僅依靠有關國家的意願和意圖，因為在目前大國之間普遍缺乏相互信任的情況下，它們的意圖往往難以澄清，更難以核實。 即使是在和平時期，現實主義的擁護者們認為也必須保持更強的軍事部署和戰略力量，以確保潛在攻擊者可以隨時被攔截，從而不遺餘力地加入軍備競賽的大軍。
第二，對人工智慧的不完全掌握也會增加各國對特定對手人工智慧攻防能力的不確定性，成為戰略互疑的又一來源，並且引發軍備競賽，影響戰略穩定性。人工智慧是不斷發展的新技術，許多應用也只是處於摸索階段，這種不完全掌握新技術不僅會引發自身的戰略焦慮心理，也降低了對競爭對手的戰略信任。
第三，依靠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起來的數據流動和數據管理問題成為新的隱患，數據鴻溝與數據安全使得各國達成互信的成本與難度提升。此外，戰略互疑也使得各大國在人工智慧領域分享經驗存在不足。這種經驗不足使決策者面臨潛在的不明智判斷的風險，並且降低了戰略穩定性。
3. 人工智慧對國際制度規範的挑戰與合作競爭雙驅動
戰略意願往往最終通過制度形式即國際制度規範進行表達，這些制度形式具有雙向作用，一方面會對戰略互動中的危險行為設限，另一方面會對戰略合作意願進行制度固化。作為制度性因素，戰略意願可以重構技術和行為性因素，平衡技術和行為性因素中的風險，是影響戰略穩定的重要考量。人工智慧時代，影響戰略穩定的國際制度規範的因素可以分為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
人工智慧影響國際制度規範的積極因素主要指人工智慧技術的相互依賴性和與人工智慧相關的共同利益以及由此推動形成的合作制度。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依賴於完整的產業鏈，而當今時代的產業鏈早已無法局限於一國境內，產業鏈的全球化是不爭的事實，技術脫鉤並不能真正實現。全球化依然是客觀需要，只有實現產業鏈各環節的有機結合，才能提升產業鏈的運營效率。技術和產業鏈的相互依賴也同時使經濟和政治領域的事件成為不穩定的可能誘發因素。相互依賴性本質上源于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如對人工智慧等先進技術的控制，利用人工智慧技術來聯合應對核武器的擴散、國際恐怖主義、氣候變化以及其他可能危及經濟增長和繁榮的威脅。因此，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關係得以保持的原因不僅僅在於這些國家有能力在相互脆弱的情況下對彼此造成難以承受的損害，還因為它們需要彼此合作以實現更重要的目標，即面對共同的挑戰和威脅。 總體來看，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賴有助於大國戰略穩定，特別是在人工智慧這樣的高科技領域，強強合作是取得突破的最好途徑，並將對戰略穩定產生正面作用，儘管這種穩定性又很脆弱。
人工智慧也同時從消極面影響國際制度規範，這主要是指人工智慧技術和規範的不成熟以及大國對規則制定權的競爭。目前人工智慧研究仍然處於起步階段，相關技術和行為層面的國際規範還基本處於空白狀態。這就使得人工智慧的相關行為難以形成國際制度規範，難以管控影響戰略穩定的人工智慧危險行為，從而增加戰略穩定的不可預測性。歷史表明，技術發展的成功先行者往往是規則制度的制定者，而後發者一般只能被動接受規則制度（儘管也有可能制定新規則，但難度非常大）。因此，各大國都在加緊進行人工智慧發展的相關研發，同時也藉助各種技術戰略聯盟試圖占領更多市場並在規則制定的競爭中占優。2019年年底，美國人工智慧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的中期報告認為，美國必須建立合作夥伴網絡以增強在人工智慧領域的競爭力， 大國爭奪全球範圍內的技術制高點與規則制定權的惡性競爭可能形成技術和規則壟斷，從而影響戰略穩定。
五 從人工智慧治理角度促進複合戰略穩定
戰略穩定是一個動態概念，人工智慧的各項應用有巨大的潛力並對戰略穩定產生顯著影響，儘管有些因素能夠增進戰略穩定，但是人工智慧對戰略穩定的影響多數情況下可能是負面的，比如人工智慧導致常規戰爭和核戰爭之間的界限趨向模糊，從而可以增加武裝行為的選項；人工智慧執行任務的意圖可能會被誤讀，從而引發衝突升級；國家心理焦慮引發的對人工智慧戰略優勢而非戰略穩定的一味追求以及導致的國家間的戰略互疑等， 這些都是戰略穩定的破壞因素。
鑑於人工智慧對複合戰略穩定的潛在影響，我們有必要儘快思考並設計有利於戰略穩定的人工智慧治理體系。全球戰略穩定的核心是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 遵照前文模型，各國尤其是大國，同樣可以從對應的戰略能力、戰略行動和戰略意願三個角度思考如何從人工智慧治理角度促進戰略穩定。
（一）維護複合戰略穩定的戰略能力
從維護複合戰略穩定的戰略能力維度看，第一，各國可在發揮人工智慧最大作用的同時，充分研究人工智慧系統脆弱性的應對方法，從而避免戰略不穩定的誘發因素。人工智慧應用推廣中隱含著諸多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人工智慧系統本身具有脆弱性和難以預測性，系統意外和敵方網絡攻擊都可能帶來災難。只有進一步發展相對成熟的脆弱性應對能力，才能預防智能化時代的系統性和災難性風險。人工智慧發展的基礎是數據，數據安全是各國人工智慧系統脆弱性的共同挑戰。跨境數據的治理也是各國人工智慧發展中的焦點問題，都需要各國合作應對。
第二，各國應推動人工智慧的合理化應用，破解「贏者通吃」和人工智慧鴻溝。由於人工智慧對技術、人才和資源的極高要求，新的數字鴻溝更易產生，從而導致各國經濟差距的擴大，並進一步影響國際經濟體系穩定和總體戰略穩定。 人工智慧的應用應該均衡推進，即人工智慧研發聚焦軍事的同時不應該忽略人工智慧的社會經濟效益。因此，人工智慧領域軍民融合發展也很重要。通過人工智慧軍用技術民用化來推動部分軍用技術在製造、醫療、交通、環保、農業和安防等重點領域的應用，通過廣泛吸收民間智慧以促進民用技術軍事化，從而提升軍隊智能化裝備水平。
第三，各國應加快研究制定國家級人工智慧發展戰略，儘快發展人工智慧技術，加強對人工智慧的認知，從而減少戰略焦慮。人工智慧既是一個具有顛覆性意義的重要技術，同時也是綜合了統計學、腦科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多領域知識的交叉型學科。各國不僅要大力推進語音識別與自然語言理解、圖像識別與理解、生物特徵識別與理解等關鍵技術研發，而且要積極進行腦科學、神經科學和認知科學等前沿技術領域布局，繼續加大力度推進深度學習理論研究，持續支持認知腦模擬及計算模型、類腦信息處理、多模態感知及信息處理等核心技術的研發和應用。 此外，還要加強人工智慧技術的體系架構和技術標準等研究。
（二）維護複合戰略穩定的戰略行為
從維護複合戰略穩定的戰略行為維度看，第一，各大國應增加人工智慧相互戰略透明度，從而增強戰略互信，建立正確的戰略穩定觀，減少技術民族主義影響，加強人工智慧領域的合作和經驗分享。當前，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略穩定觀：一是從維護超級大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出發，遏制任何動搖或者可能動搖這一地位的「挑戰」，為此繼續奉行突出軍事威懾、強化軍事聯盟、謀求軍備優勢、實施擴展威懾的冷戰思維。二是從維護普遍安全出發，防止衝突與對抗破壞各國得以和平發展的國際安全環境，為此必須強調和平共處、相互依存、互利共贏、睦鄰友好的以合作促安全的理念。 顯然，後者才是正確選擇。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技術民族主義和科技脫鉤現象使得國際人工智慧合作越發困難。然而，行為體之間只有充分培養合作和信任，才能促進人工智慧的健康與發展，才能促進戰略穩定，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進程。
第二，各大國相互之間應該建立危機管理機制，這不僅包括危機預防，還包括危機處理機制，從而促進大國戰略穩定。隨著人工智慧的應用越來越具有戰略意義，各國需要考慮人工智慧具有學習判斷和執行能力後人類如何及時阻止其行動的預案，並建立起危機處理的溝通渠道。例如，鑑於核攻擊是不可收回的，所以人工智慧的一大危機在於如何預防人工智慧因素觸發核危機，同時避免傳統危機向核危機轉化；一旦發生了可能的核危機，還要防止其進一步升級。在安全領域，國家依舊是最重要的主體，各大國需要合作做好人工智慧相關危機發生前的預防準備工作，考慮在危機發生後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提出危機解決方案並予以實施。
第三，平衡戰略決策中的常規判斷和人工智慧應用，合理規範人工智慧的各項應用尤其是軍事應用，防止對人工智慧的過度依賴。 雖然人工智慧應用有很多優越性，但是人工智慧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嚴重依賴數據，無法分析數據不涵蓋的問題，同時人工智慧的應用需要針對問題設計算法，不能完全替代人類思維，等等。
（三）維護複合戰略穩定的戰略意願
從維護複合戰略穩定的戰略意願維度看，第一，各大國應推動構建人工智慧的相關正式和非正式國際機制，如大國對自動武器發展的制度約束、人工智慧武器軍備競賽的約束規則等。以致命性自主武器為代表的人工智慧武器研發和軍備競賽可能危及國家間的和平穩定甚至關乎人類社會的生死存亡。據聯合國安理會利比亞問題專家小組表示，2020年3月，土耳其STM公司生產的「卡古-2」（Kargu-2）無人機在利比亞武裝衝突中首次以自主模式獵殺武裝人員，成為人類戰爭史上首次嘗試基於人工智慧的「無人機自主殺人」。 自主控制武器的殺傷力與責任人的界定都需要構建應用規範和制度以避免被濫用。聯合國在人工智慧領域成立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政府專家組（GGE）就是一個有益嘗試。 人工智慧快速發展和軍事化的趨勢對現有國際武裝衝突法中的區別性、相稱性和人道性等核心原則造成嚴重衝擊，也需要從制度構建方面進行思考研究。
第二，各大國需要推動多元主體共同構建人工智慧的相關機制，防止人工智慧技術的非法擴散和惡意使用。國家/政府、跨國公司（科技類企業）、技術社群和政府間國際組織都是全球人工智慧治理體系中的主要行為體。在國防和安全等戰略技術領域，國家/政府既是戰略和政策的制定者，也是監管者，同時還是直接的參與者和推動力量。 跨國科技企業為人工智慧技術發展提供了知識信息、技術服務和創新力量。由於技術管控極難，濫用門檻極低，人工智慧不僅能夠為國家行為體賦能，而且也容易落入極端個人、犯罪團伙甚至恐怖組織之手。各主體需要共同研究如何避免先進的人工智慧技術落入恐怖分子之手，阻止非理性的恐怖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對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的運用，防止恐怖分子將商用人工智慧產品整合改裝成威力可觀的攻擊武器等等。
第三，重視人工智慧技術制度中的倫理問題。例如，如何確保機器不會取代、控制和傷害人類，以及人類已有的道德和價值體系如何被機器遵循等。 對於人工智慧機器能否成為獨立法人、智能機器的損害如何追責等問題上，由於法律本身的滯後性特點，在制定出成文的法律之前還需要社會制度和社會道德來加以約束。 以倫理為先導的社會規範調控體系是對人工智慧技術發展過快而法律滯後的最好補充。技術社群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制定的《人工智慧設計的倫理準則》和《阿西洛馬人工智慧原則》倡議是目前關於人工智慧道德標準的主要代表。倫理規範為後續法治建設提供了重要法源，即在一定時候，倫理規範亦可轉化為法律規範，實現道德的法律化。
結 語
隨著技術的進步與時代的變遷，戰略穩定的體系框架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新時期，戰略穩定是一個系統、多維、跨學科的議題，涉及安全戰略、地緣政治、軍力結構、經濟能力與科技水平等諸多領域， 涵蓋大國戰略能力平衡、戰略意願穩定、行為衝突與治理機制平衡等方面。本文構建的複合戰略穩定模型由戰略能力、戰略行為和戰略意願這三條相互交織甚至迂迴環繞的鏈條組成。人工智慧作為一種顛覆性技術和通用技術，更適合用複合戰略穩定論來解釋其對戰略穩定的作用。因為人工智慧技術能夠打破國家的戰略能力、戰略行為和戰略意志之間的間隔，並通過對戰略能力的全面滲透效應、戰略意願的雙向引導效應、戰略行為的動態介入效應，從正負兩個方面影響複合戰略穩定。
總之，人工智慧的各項應用有著巨大潛力，其對於當前國際安全、經濟和政治體系的作用最終會影響國際體系的穩定， 同時也將對戰略穩定產生顯著影響，而戰略穩定直接關係到國家間的衝突與和平，並影響國際秩序穩定。技術本身都是中性的，但是技術究竟是成為天使還是變成魔鬼，都取決於人類如何使用。 只有認清人工智慧對戰略穩定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因素，積極有針對性地降低負向影響並加強正向影響，才能避免進入因為人工智慧而導致的「戰略煩惱時代」（Age of Strategic Annoyance）， 並從總體上增進戰略穩定，塑造人工智慧時代更為穩定的整體國際秩序和安全環境。
【來稿日期：2021-12-11】
【修回日期：2022-02-20】
【責任編輯：謝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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