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石灰吟》：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首詩說的就是大明的猛人于謙寫的，于謙用一生去踐行這首詩實現自己的理想，于謙這一輩子最崇拜的就是文天祥。
于謙生於1398年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小時候很聰明，性格堅強。年僅24歲就中了進士，可見其天賦，蒲松齡考了一輩子，考官看他可憐才給了他一個秀才，范進54歲中舉，從這可以看出于謙的天賦。
早年于謙最出名的事，就是在他28歲時，明宣宗的叔叔漢王朱高熙叛亂，明宣宗平叛，朱高熙投降，宣宗派了于謙去斥責朱高熙的罪狀，把朱高熙罵的服服帖帖不敢應聲，而句句在理，很得宣德皇帝的賞識，由此被提江西巡按，在江西發現幾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給平反了。
于謙由於工作能力強在宣德五年（1430）年被提升為兵部右侍郎（相當於國防部副部長）。巡撫河南、山西兩省。明朝制度，除了南北兩直隸（以北京和南京為中心的中央直轄地區）以外，地方設有十三個布政使司，每個布政使司（通稱為省）設有布政使管民政賦稅，按察使管刑名司法（相當於今天省最高檢察院），此外還有都指揮使管軍政（相當於之前軍區），號稱三司，是地方上三個最高長官，職權不同，彼此都不能互相管轄。
布政使是從二品官，按察使是正三品官，都指揮使是正二品官，兵部右侍郎雖只是正三品官，卻因為是中央官，又是皇帝特派的，皇帝的手令可以便宜行事，是中央派駐地方的最高官員，職權就在三司之上了。于謙做河南山西巡撫，前後一共十九年（1430—1448），可見朝廷對于謙的重視。
于謙在任期間地方治理很好，開荒擴地，興修水利，使得百姓安居樂業，于謙也是有著很多人的賞識與支持，宣德和正統初年的三楊內閣，十分重視于謙的意見，往往早上奏摺送到晚上就批准，由於他政治上的成就，明朝政府升他為兵部左侍郎。
但是隨著三楊去世，明朝的權力漸漸掌握到了司禮監大太監王振之手，明太祖雖然立了牌子，內臣不管專政，但是內臣畢竟是皇帝的貼身之人，而皇帝的對手就是大臣，由此到了永樂時期太監逐漸掌握大權，用來平衡大臣的權力
宣德時期更是教太監讀書，由此導致了太監的專權，而王振本是一位讀書人，後來明朝頒布有家室的也可入宮當內臣，屢次科舉不中的王振於是自宮入宮，因他飽讀詩書很快在眾內臣中脫穎而出，被宣德皇帝看重，被選入東宮侍奉太子朱祁鎮，王振很會迎合小太子，深得朱祁鎮的尊重，朱祁鎮不稱其名，而叫他王先生，隨著宣德皇帝的去世，年僅十歲的朱祁鎮即位，此時朝中有三楊三位重臣輔助，內廷有朱祁鎮的奶奶張太皇太后主持，張太皇太后數次想要殺死王振，此時的王振很會偽裝自己，十分尊重三楊，對如何大臣都刻意討好，還討好朱祁鎮的母親孫太后，因此張太皇太后才饒了王振，王振也慢慢積蓄力量，結交外臣，到了正統五年以後，太皇太后去世，三楊死的死，病的病，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再也沒有人能管王振便開始權傾朝野，英宗叫他作先生，公侯勛貴叫他作翁父，專權納賄，無惡不作。
此時于謙不肯逢迎王振，正統六年三月，王振趁于謙入朝的時候，借題發揮，把于謙關在牢裡，判處死刑。但由於大臣求情，也實在是戰敗的于謙的罪狀，只好放了，降官為大理寺少卿（正四品）。于謙深得人心在正統十三年（1448）又回到兵部左侍郎任上。
正統年間北方的蒙古勢力再度迎來了統一，元朝自1368被明攻破大都後，在嶺北行省還有著很大的勢力，直到洪武二十年明朝大將藍玉在捕魚兒海擊敗北元元順帝之子托克帖木兒，俘獲男女七萬餘人，才暫時壓制了蒙古勢力，元裔（忽必烈後代）遭受重創，元朝勢力退回漠北，導致元朝中央和草原勢力形成競爭。
蒙古草原勢力主要為，成吉思汗分封的各路諸王，他封自己的四個兒子為西道諸王，四個弟弟為東道諸王，窩闊台時期有封了闊端為涼州王，蒙古繼承大汗需要參加蒙古西道諸王和東道諸王聯合開的忽里台大會才能正式成為大汗，元朝的皇帝即是中原的帝王也是蒙古的大汗，由於蒙哥即位，造成汗位由窩闊台繫到拖累系的轉變，造成了敵對，忽必烈也和自己的弟弟爭奪汗位，雖然擊敗了阿里不哥，但也沒有剝奪他的土地，結果自己的後代托克帖木兒被阿里不哥後裔也孫迭兒擊殺，北元自此開始內亂，後又回到忽必烈系，後窩闊台系（成吉思汗繼承人三子窩闊台）鬼力赤殺死忽必烈系，改大元為韃靼。
明成祖六次北征打擊韃靼，而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漸壯大，瓦剌源自於貝加爾湖附近的林中百姓，隨著成吉思汗長子朮赤北征納入蒙古部，和蒙古時代聯姻逐漸蒙古化，逐漸遷入漠西蒙古，明成祖北征打擊主要是漠南蒙古，造成了瓦剌的壯大，由於草原只認可成吉思汗的後裔才可以做蒙古的大汗，瓦剌首領也先自任太師也就是三國時期的曹操，離了忽必烈後裔脫脫不花為漢，向西60次擊敗察合台汗國歪思汗，向南獲取明朝的哈密衛，哈密衛是河西走廊通商要道，東征兀良哈部並且降服女真，草原基本統一。
瓦剌最初就想從明朝獲得好處，最早朝貢不過五十人，明朝政府按照人數給予各種物資，也先為了多得物資，逐年增加使臣到兩千多人，明朝政府要他減少人數，也先不不肯。瓦剌的使臣往來，有時還沿途殺掠。
正統十四年（1449）也先派使臣三千人到北京，還虛報名額，交換的馬匹也大多駑劣，禮部按實有人數計算，對提出要求的物資也只給予五分之一，還減了馬價，也先大怒，決定發兵攻打明朝。
正統十四年七月，瓦剌大舉入侵，脫脫不花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明朝九邊之一），也先親自領軍圍大同，參將吳浩戰死，羽書警報，不斷送到北京。
軍事情況緊急，王振決策由明英宗親御駕親征，朝廷大臣以吏部尚書王直和兵部尚書鄺埜、兵部左侍郎于謙為首堅決反對，王振不聽認為這個是建功立業的時候，命令英宗的弟弟北郕王留守，帶領朝廷主要官員和五十萬大軍向大同出發。
鄺埜隨軍到前方，于謙留在北京管理部事。王振的出兵是完全沒有計劃的。他根本不會打仗，卻指揮著五十萬大軍。大同守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等和也先戰於陽和（今山西陽高），為王振的親信監軍太監郭敬所制，胡亂指揮，全軍覆沒，宋瑛、朱冕戰死，石亨、郭敬逃歸。
明英宗的大軍到了大同，連日風雨，軍中夜驚，人心惶懼，王振還要向北進軍，郭敬背地裡告訴他敵軍情況，嚇的王振才決定退兵。路上又碰著大雨，王振原來打算取道紫荊關經過他的家鄉蔚州（今河北蔚縣），請明英宗到他家做客的去炫耀一下自己的風光，又怕大軍過境，會糟蹋他家的莊稼，又下令取道宣府，這樣一折騰，鬧得軍士暈頭轉向，耽誤了時間。到宣府時，也先大軍追上襲擊，恭順侯吳克忠拒戰敗死。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帶四萬人迎戰，到鷂兒嶺，敵軍設下埋伏，又全軍覆沒。好容易走到土木堡（今北京市官廳水庫附近），諸將商量進入懷來縣城據守，王振要保護行李輜重，便下令就地宿營。這地方地形高，沒有蔭蔽，無險可守，掘地兩丈還不見水，也先大軍追到，把水源都占據了，軍士又飢又渴，擠成一堆。
第二天，也先看到明軍不動，便假裝撤退，王振不知是計，立刻下令移營，陣腳一動，瓦剌騎兵便四面衝鋒，明軍倉皇逃命，陣勢大亂，敵軍沖入，明軍崩潰，死傷達幾十萬人，明朝政府的高級官員五十多人都被敵軍所殺，王振也死在亂軍中。明英宗被敵軍俘虜。這次不光彩的戰役就叫「土木之變」。
土木敗報傳到北京，北京震動。這時明軍的精銳都已在土木覆沒了，北京空虛，形勢危如累卵。在土木之變傳入京城後，郕王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對策，翰林徐珵大聲說，從天文看，從歷數看，天命已去了。只有南遷，才能免禍。這個就和當年北宋南遷一樣，放棄開封，就此淮河以北被金朝占領，如果南遷瓦剌占據北方就和當年的蒙古一樣再度如住中原，而大明王朝如同南宋一樣就此苟延殘喘直到滅亡。
此時于謙提議，敢議南遷者，斬！大臣胡濙、陳循和太監金英都贊成于謙的主張，郕王也下了堅守的決心，徐珵不敢再說話了，從此恨死了于謙。明朝政府雖然決定堅守，但是北京剩下的老弱殘兵不滿十萬人，上上下下都膽戰心驚，怕守不住。于謙建議徵調各地軍隊到京守衛，分別部署前方要塞軍事，人心才稍稍安定。
郕王十分信賴于謙，升他為兵部尚書（國防部長），領導北京的保衛戰。
當時英宗被俘，作為也先的棋子，如果不去掉他的正統性，邊關很難守住，英宗的兒子很小，當時形勢，沒有皇帝是不行的。大臣們商量立郕王為皇帝，郕王再三推辭。于謙說，我們是為國家著想，不是為了任何個人。郕王才答應。九月，郕王即位為皇帝，是為明景帝。于謙建議景帝，瓦剌得勝，一定要長驅南下。
一要命令守邊諸將協力防守；
二要分道招募民兵；
三要製造兵器盔甲；
四要派遣諸將分守九門，結營城外；
五要遷城關居民入城，免遭敵軍殺掠；
六要派軍隊自運通州存有的大量糧食作為軍餉，不要被敵人利用。
又保薦一些有能力的文官出任巡撫，軍官用為將帥。景帝一一依從，並命令于謙提督各營軍馬，統帥全軍。也先帶著明英宗，率軍南下，每到一個城池，便說皇帝來了，要守將開門迎接，守將遵從于謙的指示，說我們已經有了皇帝了，拒不接受。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挾明朝政府不成功，很喪氣。
明朝北部各個城池雖然因此保住了，明英宗卻也因此對于謙懷恨在心。瓦剌大軍突破紫荊關，直入包圍北京。都督石亨主張收兵入城，堅壁拒守。于謙反對，認為怎麼可以向敵人示弱，使敵人越發輕視呢。下令諸將統兵二十二萬分別在九門外拒守，親自率領石亨和副總兵范廣、武興列陣德勝門外，和也先決戰。通告全軍，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將士知道只有決戰才有生路，都奮勇爭先。
由于于謙保衛北京的主張是和北京人民的利益一致的，獲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也先原來認為北京不戰可下，一見明軍嚴陣以待，便泄氣了，派人提出要大臣出迎明英宗，要索金帛，和于謙等大臣出來商議等條款，都被拒絕，越發氣沮。進攻德勝門，明軍火器齊發，也先弟中炮死。轉攻西直門，又被擊退。進攻彰義門，當地的老百姓配合守軍，爬上房頂吶喊，投擲磚石，又被擊退。相持了五天，敵軍始終沒有占到便宜，聽說各路援軍就要到達，怕歸路被截斷，只好解圍退兵，北京的保衛戰就此勝利結束。景帝以于謙功大，加官為少保（從一品），總督軍務。
景泰元年（1450），大同守將報告也先派人來講和，于謙嚴令申斥守將，從此邊將都堅決主戰，沒有一個人敢倡議講和的。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皇帝，不承認明英宗，便在蒙古重立英宗為皇帝，來和明朝對抗，結果明朝政府置之不理，這個法寶也不靈了。俘虜到皇帝不但沒有用處，還得供養，成了累贅，便另出花招，派使臣聲明願意送還皇帝，製造明朝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明朝大臣都主張派使迎接，景帝很不高興，說我本來不願做皇帝，是你們要我當的。于謙說，皇位已定，不可再變。也先既然提出送回皇帝，理當迎接，萬一有詐，道理在我們這面。景帝一聽說皇位不再更動，忙說依你依你。派大臣接回英宗，一到北京，就把這個皇帝關在南宮裡。
從景泰元年到景泰七年（1450—1456），于謙在兵部尚書任上，所提的意見，明景帝沒有不同意的。朝廷用人，也一定先徵求于謙意見，于謙不避嫌怨，有意見便說，由此，有些做不了大官的人，都恨于謙，有些大官作用比不上于謙的，也恨于謙，特別是徐珵，他一心想做大官，拜託于謙的門客，想做國子祭酒（大學校長），于謙對景帝說了，景帝說，這人倡議逃亡，心術不正，怎能當這官，敗壞學生風氣。徐珵不知于謙已經推薦，反而以為是于謙阻撓，仇恨越發深了。改名有貞，等候機會報復。
大將石亨原先因為打了敗仗削職，于謙保薦領軍抗敵立了功，封侯世襲。他嫌于謙約束過嚴，很不樂意。保衛北京之戰，于謙是主帥，功勞最大，結果石亨倒封了侯爵，心裡過意不去，寫信給景帝，保薦于謙的兒子做官。于謙說國家多事，做臣子的照道理講不該顧私恩。石亨是大將，沒有舉薦一個好人，一個行伍有功的，卻單單舉薦我的兒子，這講得過去嗎？而且我對軍功，主張防止僥倖，絕不敢以兒子冒功。
石亨巴結不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越發生氣。都督張打仗失敗，為于謙所劾。太監曹吉祥是王振門下，也深恨于謙。這批人共同對于謙不滿，便暗地裡通聲氣，要搞倒于謙，出一口氣，做升官的打算。于謙性格剛直，處在那樣一個時代，遇事都有人出來反對，只靠景帝的信任，做了一些事。他在碰到不如意事情的時候，便拍胸嘆氣說：這一腔熱血，竟灑何地？他又看不起那些庸庸碌碌的大臣和勛臣貴戚，語氣間時常流露出來，恨他的人便越發多了。他堅決拒絕講和，雖然明英宗是因為明朝拒和，也先無法利用才被送回來的，心裡卻不免有些不痛快。這樣，在明景帝統治的七年間，在表面上，于謙雖然權力很大，在另一面，卻上上下下都有人對他懷恨，只是不敢公開活動而已。于謙才力過人，當軍務緊急，頃刻變化的時候，他指揮若定，眼睛看著報告，手頭屈指計算，口授機宜，合於實際，底下的工作人員看著，不由得不衷心佩服。號令嚴明，不管是勛臣宿將，一有錯誤，便報告皇帝行文申責，幾千里外的守將，一得到于謙指示，無不奉行。思慮周密開闊，當時人沒有能比得上的。憂國忘身，雖然立了大功，保住了北京城，接還了皇帝，卻很謙虛，口不言功。生性樸素儉約，住的地方才蔽風雨，景帝給他一所西華門內的房子，幾次辭謝不許才搬過去。土木之變後，索性住在辦公室里不回家。晚年害了痰病，景帝派人去看，發現他生活過於儉約，特別叫宮內替他送去菜餚。有人說皇帝寵待于謙太過了，太監興安說，這人日日夜夜為國家操心，不問家庭生活。他要去了，朝廷哪兒能找得這樣的人！死後抄家，除了皇帝給的東西以外，更沒有別的家財。
景泰八年（1457）正月，明景帝害了重病，不能起床。派石亨代他舉行祭天儀式。石亨認為景帝活不長久了，便和徐有貞、曹吉祥、張等陰謀打開南宮，迎明英宗復位，史稱「奪門之變」。明英宗第三次做了皇帝，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謙和大學士（宰相）王文關在牢裡。石亨等誣告于謙、王文謀立外藩（明朝皇帝的本家，封在外地的），法司判處謀逆，應處死刑。審案時，王文據理申辯，于謙笑著說，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申辯有什麼用。判決書送到明英宗那裡，英宗還覺得有些過意不去，說于謙實在有功。徐有貞說，不然，不殺于謙，奪門這一著就說不出名堂來了。
于謙、王文同時被殺，明景帝也被絞死，這一年于謙六十歲，明景帝才三十歲。于謙死後，家屬被充軍到邊地。
曹吉祥是于謙的死對頭，可是他的部下指揮朵兒卻深感于謙的忠義，到刑場祭奠痛哭，曹吉祥大為生氣，把他打了一頓。第二天，朵兒又去刑場祭奠了。都督同知陳逵冒著危險，收拾于謙的屍首殯葬，過了一年，才歸葬杭州。
明憲宗成化初年（1465），于謙的兒子于冕遇赦回家，寫信給皇帝申冤，明憲宗恢復了于謙的官位，派人祭奠，祭文中說：「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唯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這幾句話，傳誦一時。于謙的名譽恢復了。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諡于謙為肅愍，並建立祠堂，號為旌功。明神宗萬曆時又改諡忠肅。杭州、開封、山西和北京的人民都建立了他的祠堂，廣大人民永遠紀念這個保衛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于謙的著作流傳到今天的有《於肅愍公集》八卷，《少保於公奏議》十卷。演繹他的故事的小說有孫高亮所著的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如果大家去杭州有機會的話，可以去于謙祠拜祭一下這個一心為公的民族英雄于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