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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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四年，江南文人吳景果，奉旨入「皇宮內庭參與編纂方輿之書」。他在「縱觀各省所上州縣誌」時發現各縣的縣誌，「無不粲然各有新編，而獨懷柔志猶仍是明時舊本」。當時，他即「心竊怪之」。
康熙五十二年，在內庭搞編史修志工作八年的吳景果，「議敘加級」來到懷柔任知縣。因縣誌還是一百多年前的明代舊志，想了解任職地的風土人情而不得。由此作為文人的吳縣令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了及時續編邑志的重要性。
他認為「邑之有志，所以辯土域、紀政事、而備文獻」，「故邑不可一日無志，志不可百年不修」，「今不為搜輯，事跡將日益磨滅，後有作者亦何措手乎」。
他自從「授官茲邑，即有意修輯」，於是他在忙及政務之餘，「常手錄得數百條」。當他正愁無暇而「未及詮次」之際，康熙六十年秋，其表弟江南文史大家潘耒之子潘其燦來到懷柔縣「過訪署齋」。吳景果在「與其談及邑志」時，兩人「互相慫恿」鼓勵，開始「共坐一室」續修懷柔縣誌。
吳縣令拿「出此前所錄者排纂」的同時，兩人「又搜群書，征故牒，博考碑碣，旁采見聞」，自明朝初年到編志的康熙六十年，「凡所應載，靡不備列，三易稿而成書八卷」。
志書定稿後，哥兒倆越看越高興，自認為基本達到了「博採而精於考證，分任而一其義例，秉筆嚴而論平，歲月寬而帙簡」的水準。
31歲的潘其燦很自豪，說自己和表兄編的懷柔縣新志，相較於「舊志固為逕庭，即使較於順密諸鄰邑之志，竊以為勝之遠矣」！
吳景果說得比較謙虛：「顧惟以拙鈍之才，處沖疲之地，九年鞅掌，救過不暇，愧無纖毫裨益於地方，獨賜區區文字之業，尚得盡心以效其一得」。
吳景果在懷柔任職九年，雖然政績不菲，但他於錢穀政務似乎不太重看，唯獨不掩修成縣誌的自豪與欣慰。
倆人不但高興若此，還不忘批評明·萬曆懷柔舊志撰者周仲士：「周君所作志，論多浮泛之詞，而實事反略」。
確實，周仲士太有才了，他的每篇志論和按語幾乎都是優美的散文。然而吳、潘批評了前人周君之後，卻沒料到170年後《光緒順天府志》的攢撰者因《康熙懷柔縣誌》第八卷雜入了景果與其燦、張紫軒等人的唱和之作而譏之「流連風景，無關考證，究不合法」。
至此，到底是文人相輕還是責之有理，很難定論。周仲士的美文，吳、潘的唱和詩中包含了大量懷柔的歷史文化信息，雖稍與志書體列有悖，卻無害整體，看來只能見仁見智了。
吳景果曾慨嘆懷柔「地荒人朴，士鮮通儒，其能留心邑志者絕無其人」，今天看來他又把話說絕對了。近聞懷柔區政府攢修新志的工作已經啟動，修志工作者雖不一定是吳縣令期望的「通儒」，但肯定是業有專工的人士。期望著懷柔區新志的編纂者們能修成一部無愧於「文化新都」口號、少有遺憾的高水平志書。
2011年1月3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