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安晶
繼結束憲法對女性墮胎權的保護、推翻紐約州限制攜槍法律後，美國最高法院再一次做出爭議性判決，削弱了國家環境保護局限制發電廠溫室氣體排放的權力。
這次判決重創了總統拜登的氣候政策，拜登譴責此舉將導致美國開倒車。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也把這一決定稱為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挫折」。
美國是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化石燃料發電廠是該國第二大污染源。拜登承諾在2030年前，將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到2005年水平的一半。
但統計顯示，美國去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比2020年還增加了6.2%。
除了對應對氣候變化的打擊之外，民主黨人擔憂以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數（6:3）的最高法院還將對政府機構的其他監管領域做出類似判決。蓋洛普民調顯示，民眾對最高法院的信任度已經跌至歷史最低。
削弱監管權
今年初，美國產煤大州西維吉尼亞州代表19州以及北美煤炭公司等多家煤企就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的監管權力提起訴訟，認為EPA無權限制各州電廠的排放。美國最高法院在2月聽取了案件辯論，在6月30日做出裁決。
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結果裁定，1970年的《清潔空氣法》以及國會並沒有特別給予EPA廣泛授權，以監管發電廠的溫室氣體排放。
首席大法官羅伯茨（John Roberts）在裁決書中提到了「重大問題主義」（Major Questions Doctrine）原則，也就是在就重大問題做出決定時，管理機構必須獲得國會的明確法定授權，而不能依靠行政權力。
他寫道，大規模限制碳排放將讓全美從煤炭發電轉為使用其他方式發電。「如此重大、會產生相應結果的決定」應該由國會或者國會明確指派的機構做出。
西維吉尼亞州在提起訴訟時就提到了「重大問題主義」，認為讓發電廠改用其他清潔能源將產生重大經濟後果，EPA無權就此做決定。
在最高法院宣布裁決後，密蘇里州總檢察長施密特（Eric Schmitt）將裁決稱為一次「重大勝利」，阻止了拜登政府EPA「消滅工作崗位」的行動。密蘇里州是提起訴訟的19州之一，訴訟州大部分為共和黨掌控的州。
在周四的投票中，3名自由派大法官均投出了反對票。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在異議中寫道，最高法院的裁決剝奪了國會賦予EPA應對「最緊迫環境問題挑戰」的權力。
卡根指責最高法院讓法院自己，而非國會和機構專家，成為了氣候政策的決策者，「我無法想像比這更可怕的事。」她還指出，投出贊成票的大法官們聲稱該裁決是依照先例判決，「但情況並非如此」，因為最高法院此前從來沒有用過「重大問題主義」表述。
拜登隨後發表聲明，把最高法院的裁決稱為「另一項旨在讓我們國家倒退的毀滅性決定」。拜登稱其已要求法律團隊與司法部和受影響機構一起評估最高法院的裁決並制定回應措施。
EPA的權力被削弱後，拜登政府如果想制定新減排規則，將需要通過立法。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參議院分別占50席，立法需要60票支持才可通過，今後拜登想推出新的氣候政策將更加困難。
減排目標堪憂
西維吉尼亞等州此次的行動是針對歐巴馬時期制定的《清潔電力計劃》。該計劃為各州設立了嚴格的碳排放上限，敦促各州淘汰煤炭，轉而使用風能等清潔能源發電。
但最高法院在2016年就叫停了《清潔電力計劃》。2019年，川普政府對該計劃提起上訴，指責其賦予EPA的權力超過了《清潔空氣法》中規定的範圍。
隨後，川普政府推出了要求更寬鬆的清潔能源計劃，但該計劃被哥倫比亞特區上訴巡迴法院叫停。從此時開始，EPA沒有恢復歐巴馬時期的《清潔電力計劃》，也沒有對現存電廠的碳排放制定新的標準。
擔憂拜登在任期將過半時準備為應對氣候變化加大監管力度，西維吉尼亞等州率先發難。提起訴訟的西維吉尼亞等19州在2018年貢獻了美國碳排放的44%。
應對氣候變化是拜登在競選中的主要承諾之一，也是其施政重點之一。拜登承諾在2030年前將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到2005年的一半，在2035年實現電力領域零碳排放。
美國是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化石燃料發電廠是該國第二大污染來源，僅次於交通。拜登想實現減排目標，電廠減排是關鍵。
但現實情況並不樂觀。
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統計顯示，2021年，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比2020年上漲了6.2%，超過了2021年美國GDP增速（5.7%）。
排放增加主要是由於燃煤發電增加——比2020年上漲17%，以及陸路交通運輸復甦。鑑於此，美國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進度出現後退。2020年的排放相比2005年減少22.2%，但2021年相比2005年僅減少了17.4%。
在這樣的背景下，最高法院的新裁決無異於雪上加霜。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雅里克指出，在各國距離實現巴黎協定目標還很遠的情況下，美國最高法院的決定給全球抗擊氣候變化帶來了「挫折」。
最高法院遭質疑
美國非營利公益法律事務所「地球正義」律師達特拉（Kirti Datla）接受CNN採訪時指出，最高法院此次用「重大問題主義」設下了先例，將幫助共和黨掌控的州和傳統能源公司用相同的理由對EPA的其他減排規定發起訴訟。
達特拉還警告，「重大問題主義」不僅可用於氣候政策上，還可用於網絡、員工安全等其他領域。這一裁決將對聯邦政府在多個領域的權限產生連鎖影響。
今年1月，最高法院推翻了拜登政府針對大型企業的強制接種令，理由為勞工部下屬的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的權力超過國會授予該機構的權限。
在當時的投票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們也按意識形態劃分了明顯陣營。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全體支持推翻強制接種令，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全體反對。
自從川普在任上任命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後，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陣營就嚴重失衡。最高法院大法官均為終身制。
《華盛頓郵報》統計顯示，從2020年至今，每名保守派大法官在投票時屬於多數派的頻率都要高於自由派大法官。
包括墮胎權案和EPA案在內，最高法院今年做出的12次重要裁決中，有六次投票都是按保守派和自由派陣營明顯劃分，自由派大法官全體成為少數派。
這六次裁決的案例分別涉及墮胎權、EPA案、紐約州限制攜槍法律、拜登的疫苗強制接種令、緬因州政府禁止為宗教學校提供公共資金以及一名足球教練因在學校操場祈禱被開除事件。
這六次的裁決結果也清晰展示了保守派大法官的訴求：攜槍自由、推崇宗教保守主義、小政府。這些訴求也是川普為代表的共和黨保守派的訴求。
《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批評最高法院越來越政治化，嚴重削弱其合法性。文章指出，現在的最高法院中已經沒有第二個安東尼·甘迺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
雖然甘迺迪是由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但他一直保持獨立立場，他的裁決很難按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陣營劃分來預測。甘迺迪已於2018年退休。
文章認為，合法性是為失敗的一方設置的，因為獲勝的一方會毫無質疑接受獲勝結果。無論是體育比賽還是最高法院，只有當失敗的一方相信這個結果是公正的、有章法可依，才能接受敗局。
但如今，由於最高法院的政治化，法院裁決中失敗中的一方越來越強烈感覺到不公正，「這對於最高法院和美國民主而言是一個可怕的現狀。」
在最高法院就墮胎權做出判決前，蓋洛普公司從6月1日到20日就美國民眾對最高法院的信任度進行了一次調查。
民調顯示，只有25%的美國成年人對最高法院有「很高」和「相當高」的信任，為該公司有調查以來的最低。
美國政治新聞網也於本周發表了一篇名為「當最高法院犯錯」的評論文章。文章回顧了美國最高法院在歷史上犯下的一系列錯誤，包括限制非裔美國人的權力、允許各州政府禁止跨種族教育、縱容大企業壟斷。
文章指出，當最高法院犯錯時，幾乎沒有什麼措施能補救。因為最高法院是「最特殊、沒有檢查或者平衡」的機構，唯一能更正最高法院的只有最高法院自己，但「當一群大法官誤入歧途後，他們一般會繼續錯下去」。
文章認為，問題在好轉之前往往會變得更糟，「大法官們犯錯時，承擔後果的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