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不久，雲南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一位古董商人的手上買到了一批形制和花紋奇特的青銅器，但卻難以斷定其出土的地點。一年多後，晉寧籍的歷史學家方樹梅先生聽說此事，便說起抗戰時期，晉寧縣的一些百姓曾在勞作時挖出過青銅器。
根據這一線索，考古隊員經過調查後，將這批青銅器的出土地點鎖定在了晉寧的石寨山。1955年開始，考古隊員在石寨山展開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青銅器，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輝煌燦爛的雲南青銅時代。
滇王金印：見證內地與邊疆融合
司馬遷曾在《史記》中記載，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朝軍隊進入西南地區，在滇池周邊地區設立了益州郡，派遣官員進行管理，同時封當地部落首領為王，賜予其滇王王印。但長期以來，這段歷史只見於文字，始終沒有任何實物來證明它的真偽。
1956年，考古隊員在石寨山發掘出了一枚黃金質地的印章，每邊長2.4厘米，高2厘米，重90克。印身上部是蟠蛇印紐，印上有「滇王之印」四字。這個發現震動了學界，《史記》中的記載終於得到了印證，是雲南自古以來便是中國一部分的鐵證。
滇王金印的出土讓我們對內地與邊疆民族融合的歷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西漢時期，中央政府在雲南地區設置郡縣，包括滇部落在內的各民族部落與內地的交往交流日益頻繁，以漢文化為代表的內地文化與邊疆各民族文化水乳交融，為祖國的統一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最終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礎。可以說，滇王金印本身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的重要見證。
牛虎銅案：雲南青銅器中的虎
今年是虎年。虎是中國十二生肖之一，是重要的中國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之一。在雲南，以虎元素為核心的民族美術和工藝品可謂比比皆是，其中最為社會各界所熟知的，便是大名鼎鼎的牛虎銅案。
牛虎銅案於1972年出土於江川的李家山，鑄造時代約為戰國時期。它高43厘米，長76厘米，寬36厘米。據專家考證，其主要用途應該是在祭祀時盛放供品。
牛虎銅案的主體為一頭大牛，呈站立狀，頭部伸出兩隻長長的牛角，其背部自然下落，形成了案面，四條腿為案腳。大牛的尾部被一隻猛虎張嘴咬住，猛虎的前爪抓住牛尾，後爪用力蹬在牛的後腿上。大牛的腹部下方是一頭小牛。
整個銅案設計非常精巧，一方面利用噬咬牛尾的猛虎使銅案前後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大牛腹下的小牛與大牛呈十字形，增加了銅案自身重量，使案體更為平穩。
牛虎銅案鑄造工藝精美，藝術表現手法嫻熟，既是雲南古代青銅器的代表之作，也是不可多得的中國古代藝術珍品，與甘肅出土的東漢銅奔馬相齊名，被譽為「南北雙絕」，是雲南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今年伊始，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展現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歷史脈絡的「何以中國」文物大展中，牛虎銅案就作為雲南省的代表文物參加了展覽，吸引了社會各界的目光。
牛虎銅案之外，雲南從戰國至漢代的青銅器中還有很多出現了虎的形象。例如，劍川沙溪的一件戰國時期的銅頭箍上便鑄有8隻老虎的形象；呈貢天子廟的一件戰國時期的銅扣飾為一隻猛虎張口呼嘯。這些都表明，至遲在秦漢時期，虎崇拜在雲南各民族中已經非常普遍。今天，雲南不少地方的彝族、白族、納西族、哈尼族等群眾，仍然視老虎為吉祥物。
放眼全國，我們會發現，虎崇拜、虎文化並非雲南所獨有。比如，早在6000年前的河南濮陽西水坡墓葬中，就出現了用蚌殼塑造的龍、虎形象。這條龍被我們稱為「華夏第一龍」，其實這隻虎也可以稱為「華夏第一虎」。在中華文化中，虎是重要的文化符號，例如「四象」有白虎，不少地區有給兒童穿戴虎頭鞋、虎頭帽的習俗；此外，成語俗語中涉及虎的也很多。由此可見，虎作為中國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之一，早已融入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銘刻在青銅器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史
雲南的青銅時代始於商代晚期，結束於西漢晚期。在雲南各地如滇西的劍川海門口、滇中的楚雄萬家垻、滇東的曲靖八塔台、滇西南的昌寧大甸山、滇東北的昭通營盤等地都發現了青銅時代的遺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銅器。而滇池周邊的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東周至漢朝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更是代表了雲南青銅時代的最高水平。
雲南各族先民攜手創造了雲南青銅文化，同時，雲南的青銅文化又受到了內地青銅文化的影響，這充分反映了在中華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雲南各民族之間，以及邊疆與內地在文化上已經有頻繁的交往和聯繫。
比如，我們都對四羊方尊、后母戊鼎這樣的精美商代青銅器讚嘆不已，但是，我們可能沒有想過商代青銅器的原料來自何方。青銅的鑄造需要在純銅中加入 錫或鉛的合金，而雲南作為有色金屬王國，盛產銅和錫。在遙遠的商代，雲南的銅和錫有沒有可能輸入到內地呢？
答案是肯定的。經過學者對安陽殷墟婦好墓中的青銅器，以及中原地區出土的商周時期青銅器進行的鉛同位素比對研究，證明其中部分青銅器的礦石原料來自於雲南的東川礦區。此外，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青銅器也被證明使用了雲南的礦石。
雲南向內地輸送了礦石原料，內地則向雲南傳播了青銅器鑄造技術。失蠟法是我國最早發明的青銅器鑄造工藝，春秋時期就已經廣泛使用，著名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銅尊上的裝飾就使用了失蠟法。失蠟法在雲南的青銅器鑄造中使用也很普遍，一些比較複雜的造型就是用這種方法鑄造的。從技術傳播的角度我們可以推斷，內地的青銅器鑄造技術逐漸傳播到了雲南地區，對於雲南青銅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我們雖然還無法知曉在三千多年前，雲南與內地之間的礦石輸送通道和金屬鑄造技術傳播通道，但卻可以清楚地知道三千多年前雲南與內地之間已經有了頻繁的交往。因此可以說，內地和雲南的交往交流交融歷史，早已銘刻在了眾多的青銅器上。青銅器不但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絢麗瑰寶，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的重要見證。
響遍東南亞地區的銅鼓
銅鼓是一種在我國南方及東南亞各國稻作民族中廣泛流傳的打擊樂器，其基本形制為「通體皆銅，平面曲腰，中空無底，側有四耳」。自兩千多年前出現後，延續至今仍有不少民族還在使用，可謂生命力旺盛。
銅鼓發源於何地，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但從出土的銅鼓及其類型分析，基本可以肯定銅鼓的發源地在雲南。
目前發現最古老的銅鼓出土於楚雄的萬家垻墓葬中，年代大約為春秋早期。萬家垻銅鼓造型古樸，鑄造較粗糙。其鼓面多有太陽紋飾，腰部則裝飾花紋。萬家垻銅鼓是從銅釜（一種炊具）發展而來，在使用中經歷了「又當樂器又當鍋」的初始階段。
石寨山型的銅鼓是在萬家垻銅鼓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其鑄造非常精美，紋飾複雜，鼓面較大，年代為戰國末期至東漢時期。石寨山型銅鼓的鼓面有太陽紋、翔鷺紋和其他幾何紋飾，鼓身則有牛紋、鹿紋、船紋等。
作為樂器的銅鼓，更多是在祭祀這樣重大的場合中使用，是權力的象徵，因此，也可以把銅鼓稱為禮器。很多石寨山型銅鼓還被改造成為了貯貝器。收藏在雲南省博物館的「西漢殺人祭柱場面貯貝器」就是由銅鼓改造而來，在直徑31厘米的器蓋上鑄造了高約3厘米的人物52個，人物服飾刻畫精細，動作鮮明傳情，堪稱精品。這件貯貝器也是雲南省內唯一一件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禁止出境展覽目錄的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銅鼓也是中華文明對外傳播的重要載體。源自雲南的銅鼓擊打發出的音符不僅響遍了中國南方，也響遍了東南亞各國，為促進古代中國對外友好交往作出了重要貢獻。
今日語
青銅器不但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絢麗瑰寶，是承載著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遺產，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的重要見證。通過這些珍貴的文物，可以尋找中華民族文化自信中的根與魂，延續優秀文化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