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要笑，就沒有輸。黃永玉的存在，證明了一個不會磨滅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於苦。
文｜李斐然
編輯｜槐楊
攝影｜尹夕遠（除特殊標記外）
我就揍他
黃永玉是中國最後一個俠客，這句話差一點就成真了。老家院子裡有一個打拳的道場，他5歲在這裡拜師學功夫，從小逃學，打過老師，打過惡霸，打過警察，上課熟讀《江湖奇俠傳》。12歲那年，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決定——湘西漢子黃永玉，這輩子要當俠客，浪跡天涯。
然而，人生在想當俠客那天下午拐了彎。媽媽突然宣布，家裡孩子太多，他得離開這個家，打包行李，明天就走。這是一個母親無奈的決定，也是一個時代的宿命。家族敗落，父母失業，跟隨父親離家，幾個月後，抗日戰爭爆發，後來投奔叔叔，中學打架退了學，他和家人失去聯繫，開始流浪。
現在的他是一個畫家、作家、詩人、雕塑家、偶爾的菜譜創作者和長期的拳擊愛好者。他平生最討厭的一個詞叫做「歷史必然性」，被他稱為「屁咧的歷史必然性」。最好的證據就是他自己，以下兩份迥然不同的人生履歷都屬於黃永玉：
黃永玉，湖南鳳凰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畫院院士，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三次獲得義大利政府官方授勳，其中包括最高等級的大十字騎士勳章。代表作包括木刻作品《春潮》《阿詩瑪》、水墨畫作品《墨荷》《天問》、毛主席紀念堂巨幅壁畫《祖國大地》，還有很多無從歸類的作品，共和國第一張生肖郵票猴票、湘泉酒和酒鬼酒瓶的設計、電影《苦戀》的人物原型。
黃永玉，湘西流浪漢，愛好打架、逃學、偷吃爸爸做的鵪鶉腦殼，初中留級5次，因打人退學，燒過瓷器，做過棺材，在小學、中學、大學當過老師，抗戰期間在戰地服務團畫過海報，在香港寫過電影劇本，打獵、做菸斗，60多歲在動物園門口制服了三個搶劫的小伙子。80歲時說自己還是想組織一個俠客隊伍，劫富濟貧，伸張正義，「比打官司解決問題好」。
出生於1924年的黃永玉是另一部中國百年史，教科書里不寫的那種。他是中國最擅長打架的畫家，中央美術學院唯一一個最高學歷小學畢業的教授，中文公開作品中出現「他媽的」「混蛋」「雜種」「小兔崽子」詞頻最高的藝術家。他說自己沒有學歷，所以不相信書本上的歷史分期，他只認兩個歷史時期，一個是新時代，一個是舊時代。讓人平安快樂的日子叫做新時代，讓人挨餓害怕的時候叫做舊時代，「毋論唐漢，毋論紀年」。
黃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國道理，相信因果，重視情義，講究禮尚往來、知恩圖報，他靠具體的生活經驗活著，任何後天學的理念、主義都沒有大於這種質樸的人生法則。他這輩子只在吃牛肉的時候喊過萬歲，見最高領袖說的是「祝你健康」。直到今天，他骨子裡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俠客，按照江湖規矩過日子，待朋友赤誠，見長輩謙卑，和三教九流交朋友，佩服有本事的，敬畏有學問的，搭救落難的，只有一種人他不來往，「害我是不行的」，這是闖江湖的底線問題，「我就揍他」。
再有兩個月，黃永玉就要99歲了，該有老人模樣了，可他沒有。他的畫室門口掛了一個拳擊沙袋，寫作的桌上依次擺著一支鋼筆，一疊草稿紙，還有一把匕首。他每天早起畫畫，中午寫作，下午見朋友，晚飯後窩進沙發里，抱著一隻小貓，看電視上的拳擊比賽。
《人物》在過去一年採訪了這位老人，記錄了一個人即將到來的99歲。這一年的最大感受是，黃永玉始終是黃永玉，他有一種強大的內在力量，大於時代，大於命運，大於痛苦，大到足以讓他扭轉結局，把悲劇寫成喜劇，把苦變成笑話。黃永玉做夢遇到鬼，從來都是他追著鬼跑，嚇得鬼到處躲。他的夢想是有一天把鬼捉住，撓他痒痒，看看鬼會不會笑。這樣的黃永玉沒有同類，他是一個會畫畫的齊天大聖，一個偶爾參加組織生活的孫悟空。
認識之初，黃永玉給了我一張他自己印的名片。他聽人說名片是身份的象徵，頭銜越大權力越大，他不服氣。他的名片上沒有電話，沒有單位，沒有官職，只有一個他自創的頭銜：
黃永玉
享受國家收費廁所免費待遇
（港、澳、台 暫不通用）
其實他本可以有很多真的頭銜，但他願意出名，樂意掙錢，唯獨不想當領導。他不會喝酒，討厭開會，痛恨人打牌和麻將，開大會上台發言，他把「四個現代化」講成了「三個現代化」。退休之後，晚輩想給他申請一項國家級榮譽身份，他當場回絕，並狠狠訓了他。有人想給他搞一個「黃永玉畫派」，他把人從國外千里迢迢叫回來，罵他沒出息，「狼才需要結黨」，而黃永玉認為自己是獅子，獅子干自己的事，一個人也能稱王。
和這樣的黃永玉聊天是一場絕對自由的愉快旅行。我們聽不同版本的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田園》，打賭一場拳擊比賽里誰會贏，聽著Beatles討論《世說新語》，研究蜘蛛的活法。那段時間他在準備一幅新畫，一隻小小的黑蜘蛛捕住了一隻折翼的蝴蝶，畫名《價值的判斷》。黃永玉動筆前除了要準備顏料和畫紙，還要解答問題：蜘蛛那么小，卻可以吃掉蝴蝶、捕住麻雀，戰勝遠大於自己的對手，它到底是怎麼贏的？
畫家的答案是時間，「蜘蛛不是靠進攻戰勝對手的，打是打不過的，它有耐心，等。造一張密密的網，等待獵物落網，用網束縛它，用毒針刺它，等對手耗盡力氣了再去降服。」這個結論讓我們都笑了：原來蜘蛛還懂《孫子兵法》呢，知道強敵是不可戰勝的，勝的唯一方法是躲起來活著，等敵人自行滅亡。
有時候，我們也討論恐懼。我告訴他，我最大的恐懼是苦會再來。他讓我記住兩句話：第一句是，歷史不會重現，因為改變往往會以我們想像不到的樣子發生；第二句是，一切都會過去，「你要記住，任何苦都會滅亡，只是這件事有個時間問題。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你可以，你要好好活著，好好吃飯，做好自己的事，活到那一天。這個過程你可能會遇到難處，遇到很多荒謬和可笑……你就把它當作一種觀察，人還能這樣呢？還能有這樣的事呢？你要把它們當成笑話記住，等到將來寫出來，講給人們聽，日子過去是這樣的呢，多有意思！」
黃永玉不思考「為什麼」，人為何作惡，恨從何而來，江湖人不琢磨這些，人心險惡，是非多變，這本就是江湖底色。黃永玉信奉的是一種打架的哲學：不必分析拳頭為何揮過來，重點在於應對，見招拆招，把命活下來。在每個難關都想辦法笑，把痛苦熬成笑話，這就是他的活法，一種笑的方法論。
小時候放學回家，他圍觀弟弟打架，局面一度激烈膠著，弟弟挨了不少拳腳。事實上，打架從來都是這樣，挨一拳，回一腳，一邊受傷，一邊求勝。最後弟弟打到滿臉傷，終於贏了，把對手死死壓在地上，可他不知道為什麼，贏了還在掄拳，一邊打一邊哭。講到這裡，黃永玉出場，故事終於變成了笑話——哥哥拉開難過的弟弟，小聲傳授給他勝者的規矩：「打贏的人不哭。」
這是黃永玉的笑話，或許，也是他的信念。黃永玉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笑到最後」的人，他的人生或許是一種提醒：不管你遇到了什麼，只要活下去，眼前經歷的一切困頓、絕望、無可扭轉的敗局，都會在活到99歲的時候變成笑話。人只要笑，就沒有輸。黃永玉的存在證明了一項不會磨滅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於苦。
來的是誰
見黃永玉只要帶著耳朵就行了，他準備了很多熱鬧等著你。第一次見面那天，他剛剛交上自己連載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的最新一章，從書房扶著助步器走出來。黃永玉忙得很。客廳柜子上壓著一幅顏料還沒幹的新畫，桌上的草稿紙有一首還在圈圈改改的新詩，沙發邊的書摞成小山，最上面那本中間夾著紙巾做的書籤，讀了一半。他談的每句話都有典故，像一堂眼花繚亂的歷史課。看到牆上那幅小像嗎？那是周令釗畫的二十三歲的黃永玉，現在這幅畫叫《小鮮肉》。今晚吃的這種蔥是王世襄的做法，還有餐桌旁的那幅屈原的《九歌》，注意看落款：從文時年整八十歲。
黃永玉人生三大愛好依次是讀書，打架，侃大山。過去腿腳還能跑的時候，他閒下來最愛騎個小摩托逛潘家園市場，往熱鬧人堆里扎。他喜歡買東西，可他不會講價，整天興高采烈地往家裡搬一堆上當受騙的證據：虛高價的花瓶，缺一隻眼睛的畫眉鳥，名不副實的老字畫。來子是他的年輕朋友，到家裡看望他，進屋一看都是陌生面孔，坐他家裡喝茶、看畫、侃大山，每人手裡一根他的雪茄。熱熱鬧鬧招待了一下午，把人送走了才知道，全是下午在官園買鳥認識的路人。
「你認識他們？」
「不認識。」
「那他們來幹嘛？」
「好玩！」
後來摔倒受傷，聊天升級為一個老人最大的娛樂。高興起來有時候說粵語，有時候說鳳凰話，他還會說很流利的閩南語和從星期一數到星期天的英語，這都是流浪時學會的語言技能。其他的語種他只會一兩個單詞，比如日語會說雞蛋（tamago），因為講笑話的時候用得上，「他媽的」。
歷史在他的講述里變成一個個具體的笑話。齊白石招待客人的點心是放了多年的月餅，李可染練字把墊在下面的毯子都練出一個坑，毛主席紀念堂一進門的壁畫是他畫的《祖國大地》，草稿是在廢稿紙上畫的。當時出了幾個方案都不通過，最後找到黃永玉，黃永玉就隨手撿了別人的稿紙，在背面畫了大河山川，寓意「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他喜歡講述家鄉的故事，湘西的水、湖、山，還有表叔沈從文。小時候在老家只見過一面，流浪的時候沒有聯繫，他刻木刻，表叔在一本詩集裡看到插畫，找到了他。表叔總是不慌不忙，厚厚的眼鏡片後面是笑的眼睛。新中國成立後，表叔寫信勸他北上，他帶著妻子和七個月大的兒子從香港搬來北京，到中央美術學院當老師。一見面大家都笑了，那是北京的二月份，一對南方長大的年輕父母也對北方毫無概念，沒給孩子穿襪子。他們後來笑話自己和北方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湘西人的特點。
黃永玉與表叔沈從文
還有一類喜歡講的故事是在美院的經歷。黃永玉一家在大雅寶胡同甲二號住了好長時間，這裡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教工宿舍，那時候，住了一院子畫家，包括齊白石的兩名弟子李可染和李苦禪，還有畫了《開國大典》的油畫家董希文。大雅寶的孩子們管他叫黃叔叔。其他爸爸教孩子寫生、素描、調顏色，只有黃叔叔陪孩子們玩，鬥蛐蛐，舞獅子，舉著小旗子帶全院二三十個孩子去動物園。
黃大剛是黃苗子的小兒子，小時候跟著父親去黃永玉家做客，大人們總是聚會，一起看黃永玉畫畫，一起討論他當時聽不懂的藝術問題，拉奧孔為什麼用極致的美表達悲劇，羅丹的《地獄之門》跟現實相比還是膚淺了。不過他記住的是黃永玉和孩子們的聚會，胡同里的男孩子們都圍著黃永玉，挨個跟他學招式。黃大剛也被拉著學了兩招，理由是馬上開學了，會打架才能好好上學。黃永玉到學校開家長會，兒子上學打了架，他見面第一句話是：「打贏了沒？」
那時候聚會的還有汪曾祺，他總是一個人來家裡吃飯。家裡留著繩子繫著的豆腐乾，是給汪曾祺下酒吃的。孩子們也都知道，好吃的要等汪伯伯來了才能吃。黃永玉給汪曾祺打電話，叫他到家裡吃飯，接電話的人告訴他，汪曾祺現在正被打成右派，黃永玉還是同一句，讓他來家裡吃飯。但是，汪曾祺的故事只能講到這裡，再往後講，黃永玉就會擺擺手，「不說了。」
晚上九點半，客人們和黃永玉告別。他已經沒法站起來送他們了，只能遠遠招招手。房間裡安靜下來，小貓定點跳上沙發，窩在他旁邊，跟他一起看晚上的拳擊比賽。關上電視，他有時候直接睡覺，有時候還要自己再寫一會兒文章。書桌前只剩下了一個老人，和翻滾了一下午的回憶。
往事給他一種複雜的感受，裡面有很多感情，又有很多情感的淤泥。故事裡有很多他想不明白的地方，到現在也懵懵懂懂，比如命運。沈從文剛發現黃永玉的時候，為他寫了一篇文章《一個傳奇的本事》，裡面預言了他在黃永玉身上看到的命運，「由強執、自信、有意的阻隔及永遠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種無可避免悲劇性的將來」。
沈從文當時寫，這是他們共同的命運。黃永玉不理解這份悲觀，那時候更容易感受到的是新時代的快樂，他在天安門看遊行，哭得眼睛看不見路，街上見到穿制服的警察，都覺得像解放軍一樣親切，會上去跟人握手。他將喜悅刻在了自己的作品裡，木刻畫裡的革命者像天使一樣，可以飛起來。表叔勸他北上的時候，他也沒有察覺到表叔剛剛經歷了一場自殺未遂的絕望。每次見到沈從文，他看到的都是一個老人的從容，日子的確辛苦，住在小房子裡，吃穿用度都很拮据，但他總是用微笑，用沉默應對一切。1967年的晚上，沈從文依然在聽貝多芬。
然而漸漸的，他的生活里也開始加入了新的感受，從喜悅開始，困惑、矛盾、憤怒、恐懼，還有一味藤黃。這是一種用來畫花蕊的顏色，也是一味致命的毒劑。最絕望的時候，黃永玉說，不如煮鍋牛肉，放了藤黃，吃下去，人生就不再苦了。
女兒走過來，小聲地說：「爸爸，你別自殺，我沒進過孤兒院啊，怎麼辦？」
黃永玉開始說另一句話，「死前面，還有好多路。」
複雜的情緒淤積在一個老人身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以下簡稱《無愁河》），喜悅、痛苦、悲傷、希望，所有情緒在同一部作品裡共存。他喜歡寫《無愁河》，一開始寫的時候在房間裡哈哈大笑，嚇得女兒跑去看望他，後來邊寫邊感慨，七八十年前的事情，有的記得很清楚，有的變得完全模糊，最近，寫《無愁河》越來越難受，女兒給他測血氧，寫到往事的時候，血氧值一直往下掉。後來，黃永玉生病入院，出院後發現，小說沒法交稿了。《無愁河》寫的是自己的經歷，剛剛發表的章節寫完了自己流浪的日子，再動筆，黃永玉就要攜家帶口上北京了。恰恰在這個關口，故事寫不下去了。
寫不下去的時候，黃永玉就去畫畫。畫是黃永玉的情感表達，所有情緒都潑灑在畫紙上。他的畫裡裝著赤誠的喜悅，天真的希望，有時候恨也會突然而來。荷花在初生的太陽下盛開，背後的一池墨色，映襯著荷花紅得熾烈。黃永玉喜歡畫花，花是最自由的自我表達，想開就開，想敗就敗，不用服從任何命令。
落筆的時候，淤積在心裡的情感同時釋放，裡面有一個激烈的黃永玉，脾氣急，性子剛烈，有江湖匪氣，想要打架，要報仇，要動手。但在這樣的時候，另一些平靜的力量也會出現。最常浮現的是一個回憶，黃永玉在胡同里遠遠見到了沈從文，兩個人像陌生人一樣，誰也不打招呼，迎面走過來，只在錯身而過的幾秒鐘里，表叔突然開了口，用並不標準的普通話，平靜地留下一句老人的叮囑：「要從容。」
星星在黑暗之中
黃永玉打算在100歲那一年辦一場百歲畫展，全用新畫。為了這件事，他每天早起勤奮地畫畫。
這樣的畫展他已經辦過兩次了，八十畫展、九十畫展，每一次展覽也都是用近10年間的新畫。王明明是北京畫院前任院長，小時候跟黑蠻黑妮兄妹倆一起參加繪畫比賽，他有時候管黃永玉叫老爺子，有時候叫他黃叔叔，直到他也成為畫家，今天也到了70歲，才明白黃叔叔畫畫的獨特之處。
「我分析了很多前輩畫家，晚年都是畫不準的。黃胄60多歲的時候就不能站著畫畫了，身體不好，都在案子上畫，畫的透視角度都不對，畫的人都偏了。程十髮70多歲的時候，連畫變形的東西也畫不准了。齊白石衰年變法，可真正晚年90多歲的時候也是不靈的，最後的作品他已經糊塗了，但他還在畫。」王明明說。「黃老挑戰了人生年歲的一個極限，他畫那麼大的白描，還能夠畫那麼精細，那麼準確，他給美術界創造了一個奇蹟。現在的畫是他的人生境界。」
黃永玉打草稿
百歲畫展有一幅尚未公開的作品，畫了一隻孤雁。黃永玉的題款像是一句說給自己聽的提問，「雁啊雁，你為什麼留下來？」
他最近出了一本詩集，裡面是自己一輩子的詩，他給每一首詩配了插畫。其中一首叫做《被剝了皮的勝利者》，「這是我的自畫像。」
這首詩寫的是一個希臘神話故事，主人公是一個愛唱歌的小牧童，大家都喜歡聽小牧童唱歌，阿波羅知道了，要和小牧童比賽。小牧童答應了，他忘記了，他的對手是神，阿波羅不能輸。小牧童的歌聲打動了人心，可是他被判定輸了，失敗者被剝了皮，但甦醒過來，還在唱著歌。
香港導演楊凡第一次看到黃永玉的畫，「我的眼睛突然間好像打開了另外一道門」。那是1979年，他從香港第一次到廣州看黃永玉的畫展。「那個時候『文革』剛剛過去，所有東西都一片灰暗，你看見他的那個彩色，荷花、櫻花、所有的花，就等於是百花齊放，所有的顏色都出來了！我就很驚訝，一個中國畫家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西洋色彩在裡面。」
「黃永玉的藝術，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個性發展。甭管什麼時期，反右時期、『文革』時期，他都保留了自己的個性。怎麼樣的變化都沒有把他最根本的東西磨滅掉。你看其他的，有些東西不行，那麼我就隱逸了，可是黃永玉屬於不信邪的。有些東西不行，我給你改過來，就算我改不過來，你過你的，我過我的，黃永玉始終是黃永玉。」
「黃永玉是一個無法歸類的人，哪個畫派他都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一直在江湖上闖蕩，最後歸到美術學院，他也根本沒按美術學院那個套路進行創造。什麼都沒有拴住黃永玉，黃永玉始終是黃永玉。他的藝術成就就像一棵大樹似的，樹形非常大，有些枝子不見得好看，但是它長成了這樣大的樹，別人幾乎沒有過。」王明明說。
黃永玉至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作品，他沒數過，也不記得。只是每天幹活，創作各種各樣的作品，他前半生刻木刻，七十年代畫水墨，八十年代畫線描，九十年代在義大利開始畫油畫和雕塑，回國後他做過陶瓷，畫紫砂壺，與此同時，他還在每年寫詩、寫散文、寫小說。給兒子寫信說，自己的半輩子是一刀一刀地鏟，「文革」以後，一筆一筆在畫，後來，一個字一個字在寫。這一輩子就是這樣。
1962年在校尉營美院宿舍，黃永玉正在刻「繁花」 受訪者供圖
也正因此，他有很多被人遺忘的作品。雷鋒最知名的肖像是一張木刻版畫，它自發表之後作為宣傳被廣泛轉載使用，但很少人知道它的作者就是黃永玉。他最大的作品應該是毛主席紀念堂的壁畫《祖國大地》。這幅絨繡壁畫寬24米，高7米，但進入這裡的觀眾很少會專門注意壁畫，更難像欣賞作品一樣品讀創作用心。
在黃永玉家裡還有另一個小牧童，和另一種被遺忘的作品。張梅溪曾經是兒童文學作家，但幾十年間，她沒法寫作，承擔起很多具體的生活。他們的小房間沒有水龍頭，她每天拎著桶出去打水、做飯、洗衣服，把針管煮在鍋里消毒，定點去給沈從文打針。她喜歡唱歌，喜歡花，喜歡漂漂亮亮的東西。張梅溪最喜歡下雨天，黃黑妮記得，每個雨天都像個節日，這個南方來的媽媽帶著孩子上街，去稻香村買二兩排叉，一起吃甜甜的點心，一起踩水，一起慶祝一個下雨天。
女兒黃黑妮說，那時候總感覺父母好像跟這個世界脫節。他們明明知道外面的混亂，全家還是要一起穿得漂漂亮亮地上街。他們好像也不懂得憂愁，周末晚上給孩子們一塊糖，兩個人手牽手去大會堂跳舞，他們像年輕人談戀愛那樣，每個星期都要約會，一起看電影。自她有記憶的時候，家裡一直有花，媽媽總是在家裡唱歌，外面的日子很動盪，但只要回到家，就覺得每一天不管怎麼樣都是很好的。
難過在這個家裡只存活很短暫的時間。沈從文去看望黃永玉，土渣從天花板上掉下來，牆壁上也是脫落的磚石，房間沒有窗戶，白天也昏暗無光，黃永玉就在牆上畫了一個窗戶，畫裡的窗外是盛開的鮮花。張梅溪從外面拎水回家，北京的冬天太冷了，拎回來時水已經凍成冰，根本沒法用，她卻依然開心，點一支蠟燭，把冰反扣過來，一家人興奮地圍著它笑，「看，冰燈！」
1961年，黃永玉一家和小貓大白，各有各的喜悅 受訪者供圖
漫長的幾十年間，這對年輕父母都沒有代表作，但他們在共同創作一個作品。黃黑蠻今年70歲了，他記住的童年時代是那時候的書、音樂和電影，「你讀過《孤筏橫渡太平洋》（註：現譯名《孤筏重洋》）嗎？就是那時候剛譯出來，特好看，你一定要看！還有《人·歲月·生活》，愛倫堡的，寫得太好了，我們都愛看。那時候Beatles出的專輯，我找來給我爸聽，特別好……」後來女兒從香港給家裡帶回當時世界上最流行的那些歌，黃永玉把磁帶藏在家裡。把門鎖好，關上窗戶，一家人豎著耳朵聽。他們最喜歡的一首歌叫做《憂愁河上的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這個作品也留在了學生身上。畫家廣軍是黃永玉在美院的學生，直到今天，他都記得黃永玉教給他的一句話。那是1963年，畢業創作到林區「體驗生活」之前，黃永玉告訴他：「你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到時候你就想，嘿，這麼難的事讓我碰到了，這多有意思！你看我怎麼把它解決了！記住，一定要這樣想。」
黃黑蠻推薦的那些書講了許多不同時間、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故事，但它們的內核卻是共同的主題——世界簡單至極，星星在黑暗之中。
這是與表叔沈從文一致的脈絡。發現黃永玉的時候，沈從文在文章里對黃永玉的命運有一個悲劇的預言，他的個性在一個時代將被視為個性鮮明，在另一個時代就會格格不入。不過，他也寫下了應對方法：
「不妨勇敢地活下去，不必求熟習世故哲學，不必八面玲瓏來取得成功，毫無顧忌地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慮，也不必作無效果的自救。」
這是沈從文50歲的時候留下的經驗，黃永玉後來的寫作、木刻、繪畫、雕塑，一切的人生抉擇都踐行著這個統一的規則。小說講究起承轉合，他的文章如流水，從不寫大綱，想到哪兒寫到哪兒，幾百萬字裡連一個「但是」都沒用過；國畫講究用墨，他直接拿絲瓜瓤刷顏色，最亮的白色不是調色調出來的，用的是修正液。「文革」時候，造反派問他怎麼把浪花畫出動態，他的答案是拿一塊抹布，蘸上顏色後捲起來一抹就行。寫作技巧、筆墨講究，他並不是不知道規矩的存在，但是他不在乎，黃永玉的作品裡，每一根線條都叫黃永玉，橫七豎八地肆意活著，它們是一種新的規矩：我管它呢！
1982年，黃永玉和沈從文一起回家鄉鳳凰。沈從文住在舅舅的老屋，對著山喝豆漿。兩個人在吉首大學作講座。沈從文先上台講，他說自己毫無成就，算不得什麼作家，也算不得什麼考古學家，是一個「假的知識分子」，最大的天賦是「穿單衣過冬不怕冷」，什麼堅強也說不上的。「我有一個習慣，我向前走了，我就不回頭」。第二個講話的是黃永玉，黃永玉擺擺手，「手藝人，不會講」。
這一年，沈從文80歲，黃永玉58歲。下著雨的春天，黃永玉找來朋友一起聽湘劇高腔《白兔記》，主角李三娘出場，嗩吶一響，院子裡的幾個老人都哭了，因為唱的是，「不信芳春厭老人。」
這是沈從文最後一次返鄉，5年後，沈從文去世。在人生的最後，他修改了自己的預言。在《一個傳奇的本事》修訂版里，他將自己的失敗歸結為「一切不出所料」，而關於黃永玉的悲劇預言是「一切近於過慮」。臨終病榻前，黃永玉聽他跟後輩講道理，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別的，時間和歷史會把它打發走的……」
錢，熱鬧，江湖
評論黃永玉的畫常見的關鍵詞有：好玩、新奇、大膽、鮮艷，不過藝術最受歡迎的成就或許是——有錢。
黃永玉並不討厭窮，流浪時窮得叮噹響，他也過得很快樂。但他同樣喜歡掙錢，他的很多快樂也需要錢來實現，他喜歡請朋友吃飯，喜歡給張梅溪買新衣服，很多新鮮玩意他也想要，五十年代就有唱機，七十年代末能穿牛仔褲，他的工作室還有數不盡的新書和唱片，這些快樂都需要錢。這個問題年輕時好辦，他有使不完的力氣，工資花光了，他就熬夜加班刻木刻，掙稿費繼續花。後來回到多年前生活的香港，黃永玉從早到晚悶在工作室幹活，不再有力氣刻木頭了，那就畫畫。香港喜歡色彩鮮艷的畫，那就畫得五彩繽紛。香港人喜歡買大畫，越大越值錢，那就畫大畫，越畫越大。
榮寶齋藝術總監雷振方在香港見到了90年代的黃永玉，一個將近70歲的勤奮新畫家。這時期他畫了很多作品，最著名的作品是《山鬼》，迥異於此前的作品，用色大膽，畫幅巨大。它們給人的衝擊感很強，產生了一種對國畫的顛覆性認識：畫還可以這樣畫嗎？
更多大膽的作品署名黃永玉出現了。家裡的小猴死了，他把小猴畫在了共和國第一張生肖郵票上，最初面值8分錢，後來成為郵票史上價格最高的作品，一度實現「一枚猴票一輛車，一版猴票一套房」。家鄉的酒廠找他出主意，他拿猴票掙來的稿費給他們出了酒瓶的設計方案，後來最出名的一款酒就是紅極一時的「酒鬼酒」。
金錢、聲名、藝術、人情，在黃永玉身上是混沌的邊界。這位藝術家勤奮地畫畫，但他也真誠地喜歡錢，喜歡大寶石，喜歡最新的跑車。成為他的朋友其中一項標誌是，他會熱情地拉著你去書房參觀他的寶貝。拉開抽屜，裡面是一枚紅寶石戒指、一個手錶，還有一沓寫著「黃永玉 收」的信封，那是每一次作品發表後寄來的稿費，全是現金。但他的快樂僅限於展示，關上抽屜，黃永玉還是黃永玉，穿70年前買的風衣，用小木匠給他做的木刻刀，喜歡吃女兒做的醃黃瓜。
這份混沌的頂峰是萬荷堂。這是從誕生就充滿了江湖色彩的名利場。1995年，黃永玉再次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用畫畫掙的錢，天涯海角買房子，老家的、香港的、義大利的。這次他不想買了，他要自己蓋房子。
於是，黃永玉以黃永玉的方式創造了一個建築。他告訴我，萬荷堂是他自己設計的，最初的藍圖也是他自己畫的。我找到了這份藍圖，是一個畫在捲尺包裝盒背後的塗鴉。負責蓋房子的柳運寵至今記得接到任務時的痛苦，「就巴掌大的紙盒」，黃永玉的要求不容置疑，「就蓋這個房子」。
最終落成的萬荷堂占地8畝，裡面有一個12米寬的大畫室，3畝的荷塘種滿了各式各樣的荷花，院子一角裝下過一整個戲班子演出，另一角可以同時招待500人聚會，廚房的烤爐烤過全羊，烤過鹿，旁邊的停車場依次停著不同款式的跑車，他的另一個交通工具停在畫室門口，是一架德國運回來的馬車，黃永玉偶爾會趕著馬坐馬車轉轉。
萬荷堂有以下特徵：自由、燒錢、三教九流。其中自由是最要緊的，藝術家在這棟建築里追求無拘無束，荷塘里的花不允許修剪，野草不准拔，院子裡的狗也不拴繩，想怎麼跑就怎麼跑。荷塘院子裡的房子不允許使用一根釘子，一切都要按最自然的方式來，樹長成什麼樣，蓋房子時就用什麼樣。唯一抗議這種自由的是施工隊。工頭一次次跟黃永玉吵架，他們用經驗跟他講道理，蓋房子不能追求純天然，砍下來的樹沒有標準尺寸的，一頭大一頭小，拿它們當大梁，房子會塌。
黃永玉在萬荷堂有自己的規矩。他養了一院子的狗，其中有兩隻，一隻叫科學，一隻叫民主。在這裡，賣畫不講價，講價放狗。
「他有他霸氣的一面，一般畫家不好意思談錢，但他就是大方地告訴你，你不能少給了他。」王明明說。「他接觸的人多了，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訴別人，我不缺錢，我那邊開一個勞斯萊斯，你就不能把錢拿少了去買我的畫，明白嗎？對著這些世俗的人，他只能是這樣。他知道怎麼對付不同的人，對很多老朋友，他絕對是真情的，作品裡也沒有任何金錢。這是他的智慧。」
這裡見證了北京城21世紀初最鼎盛的熱鬧。黃永玉喜歡聚會，萬荷堂進進出出不同身份的人，畫家、官員、商人、學者、廚師、服務員、戲班子、舞獅隊、弦樂隊……王明明是一個見過大場面的人，黃永玉送給他的字是「舉重若輕」。採訪全程，他只在回憶萬荷堂盛況的時候扛不住了：「在萬荷堂上百人來了，一坐一下午，我去我真鬧心。」
「像咱們覺得這麼多人，心裡頭一兩天都亂糟糟的，可他高興。黃老做人，能放能收。他高興完了，熱鬧完了，第二天早上還是做自己的事兒，什麼都沒耽誤，馬上沉下來，第二天還是照樣寫，照樣畫，我覺得這是他最偉大的地方。大家看他光鮮，但沒看他用功，藝術上沒有過那一關，再聰明的人也不可能到達那個境界。他刻骨銘心地記住，但又沒變成負擔。」王明明說。
許多作品都是在熱鬧之後的第二天畫出來的。他的畫室有一架升降機，巨幅畫布釘在牆上，他常常從早到晚對著一面牆畫畫。他喜歡上了畫大畫，畫室最高容得下5米的畫布，他就有了越來越多5米高的作品，5米高的荷花，5米高的荷塘，5米高的《春江花月夜》。
萬荷堂里的黃永玉是一個藝術家最複雜的時刻——十分藝術，十分江湖，十分黃永玉。他只請過「文革」期間給他送花的花匠給畫展剪彩，從此以後畫展沒有剪彩儀式，八十畫展請柬上還標註著「懇辭花籃」。作家北島辦雜誌籌不到錢，在黃永玉家做客的時候談了自己如何碰壁，黃永玉轉身去房間拿了一幅剛畫好的畫給他，讓他拿去賣錢。這樣的他也受過騙，給家鄉捐贈，給酒廠做設計，捐錢修建學校，錢沒了，事沒辦好。他生氣，畫畫，罵人，然後忘了，繼續上當受騙。
萬荷堂最熱鬧的地方曾經是門口的亭子，取名「侃亭」，父老鄉親都能來這裡跟他閒聊，海闊天空，侃侃而談。這種人際烏托邦只短暫存在於沒人認出他的那段時間，後來知道了住這兒的老頭兒是黃永玉，萬荷堂就開始隔三差五遭小偷，偷他的畫，偷他的擺設，最後偷走了他給侃亭題名的匾。後來黃永玉發了狠，把「侃亭」兩個字刻在大石頭上。他很得意地告訴我，再也沒有人能偷走他的字了。在萬荷堂門口，我見到了沒了匾的侃亭，的確沒人能偷走他的作品了，只是在黃永玉的刻字旁邊，多了一堆陌生人的署名——「×××到此一游」。
他也知道，自己的畫不再只是一種藝術表達。現在見了老朋友，想念至極，想送他畫，有時候剛答應了送一幅，顏色還沒調好，站旁邊等著畫的老朋友就開口了，「哎呀，我家是兩個孩子。」
80歲那年，他改寫了孔子的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臉皮太厚刀槍不入。」到了90歲，三米的長卷上是他的感慨：「世界長大了，我他媽也老了。」
兩個老頭兒
黃永玉在新年畫了一幅畫，畫好了撕，撕了再畫，來來回回五次了。他請了很多人看，每次得到的都是讚美，只有他不同意，顏色不好，比例不好，細節不好。他找不到藝術上勢均力敵的朋友給他提意見，畫紙前只剩下老人自己做判斷，一個人在畫前搖頭，不好，還不夠好。
以前，他的第一個讀者通常是張梅溪，夜裡刻完木刻，兩個人泡咖啡，邊吃點心邊看作品。接下來，他會邀請朋友們來家裡看畫，給他出主意，老朋友故去，這個名單越來越短。
名單上曾經還有汪曾祺，刻《海邊的故事》的時候，汪曾祺看了不滿意，黃永玉把裡面的翹腳小男孩來來回回改了五遍。但他很早就從名單上消失了。
1997年，汪曾祺去世。那時候，黃永玉旅居義大利，女兒跑上樓，「汪伯伯去世了！」他沒哭，也沒說話。後來出書，寫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唯獨沒有汪曾祺。作家李輝問他為什麼，「他在我心裡的分量太重，很難下筆。」
他只認識前半生的汪曾祺，對這個朋友知根知底，見過他的父親，一起熬過艱難的日子。這曾經是他最熟悉的名字，找曾祺看畫，找曾祺吃飯，找曾祺聊天，找曾祺看他的文章。後來，這友誼漸漸變成了「聽說」，聽說他上了天安門城樓，聽說他現在是幹部了，從文表叔怕汪曾祺找不到工作，還給巴金寫了信，後來才知道，那時候他已經決心投身革命事業了。
在這段過命的友誼里，汪曾祺是逐漸消失的。黃永玉被劃為黑畫家，朋友大半夜偷偷來看望，花匠也給他送花，讓他放寬心，唯獨沒有見到汪曾祺。黃永玉挨了打，也沒有見到汪曾祺。到最後，這個名字成為一個老人最孤獨的記憶，一個無從詢問的困惑：為什麼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裡，最好的朋友消失了？
他們是彼此最早的知音，汪曾祺寫信給沈從文，他發現了一個小天才，「我以身家擔保」，請老師幫忙找人推薦黃永玉的木刻。黃永玉想要回家鄉，汪曾祺攔住了他，鼓勵他留下來，「在狗一樣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樣的事」。受委屈的時候，汪曾祺把沈從文對他的教誨送給了黃永玉：「做自己的事情。你有一支筆，怕什麼！」
他們的晚年毫無交集，汪曾祺寫給朋友的信時常提到黃永玉，「聽吳祖光說」，「聽王世襄說」，「聽人說」。黃永玉的信寫的是，「實在是想念他」，「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
汪朗是汪曾祺的兒子，他從小知道一個黃叔叔，小時候給他畫過畫，被父親一直掛在房間裡，但他直到前幾年才第一次見到了黃永玉。幾乎所有人都說黃永玉熱鬧，只有汪朗說他「寂寞」，「老頭兒現在挺悶得慌，沒朋友了，能跟他說到一塊兒去的人沒了，沒人跟他真的聊天。」
熱鬧里的黃永玉很像他的父親。晚年的汪曾祺很受歡迎，社會活動很多，今天參加筆會，明天出去採風，還有無休無止的應酬、答謝、吃喝飯局。「老了，喜歡有人捧著，但他也知道自己幾斤幾兩。」熱鬧，但骨子裡真的孤獨。
他把父親也稱為「老頭兒」，「老頭兒一直心裡都有黃永玉，」汪朗說，「只不過就是……各種原因吧，沒能夠像過去那麼親密，這個（疏遠）他也覺得挺遺憾的。」「他對黃永玉的東西一直是在關注的，而且一直是肯定」，「但是這個事兒，他又不能去跟黃永玉解釋。」
黑畫事件之後，汪曾祺非常著急，想要去看黃永玉，但他的妻子不同意。她是一個小心的人，害怕出事，不允許汪曾祺和這樣的人來往。這並不是汪曾祺唯一一次軟弱。兒子下鄉回來，接濟了受迫害的朋友，這對父母的第一反應也是怕出事。汪曾祺後來寫道，是兒子教他理解了什麼是義氣。他也試圖彌補過，80年代，他登門找過他，拜訪那天張梅溪關著門，不願意出來見他。後來的汪曾祺用沉默回應這段關係，命運的十字路口上，低了頭的是自己，往回退縮的是自己，失去這份友誼是他自領的懲罰。
再去見黃永玉，我看到了另一個老人的負氣。他能背誦汪曾祺寫過的文章，包括沒有發表的作品，但他討厭汪曾祺的晚年作品，「他是一個寫小說、寫散文的人，老寫吃吃喝喝，炒菜做飯，好多能力他都沒有發揮出來！」他說起來就生氣，「曾祺後來寫的，我都不再看了！」聲音提高了，開始發脾氣，「我的文章，曾祺也沒看過！」說完他猶豫了一下，想了想說，「後來的文章，（他）應該沒看，沒有系統看過。」又沉默了一會兒，他問我，「曾祺看過嗎？」
但汪曾祺看過。這是汪朗記得很清楚的細節，在父親的書櫃裡，放著一本翻舊了的《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那是黃永玉旅居義大利出的第一本散文遊記。
荒唐的日子過去了，剩下了兩個老人的各自孤獨。黃永玉不知道的是，他再次回國後的幾乎每一場畫展，汪曾祺都去看了。作為一個普通觀眾，默默買票進去，參觀老朋友的新作。看完滿腹感慨，無人分享，只能回家一股腦兒倒給兒子，教兒子欣賞黃永玉的荷花，教他看懂老朋友的用筆，「一筆到底，足見功力」。他專門去紀念堂看了《祖國大地》，一眼看出畫的用心，「這種場合不好畫，這麼畫完全壓得住這種場面，大氣！」給朋友寫信也忍不住誇了《祖國大地》，「此公近年可謂哀樂過人矣。」汪曾祺的書房裡，一直掛著黃永玉刻給他的木刻《高爾基》。
黃永玉聽到這件事後，不再說話。房間裡只有水池裡的流水聲。幾天後再次拜訪，一見面他就要我看新畫，那是一幅淡墨荷花，題名《一夢到洞庭》。他指著上面的荷花，「曾祺看了會開心的。」
這是一朵墨色的荷花，也是汪曾祺經常畫的一類主題。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墨色的，因為他只有一盒彩色顏料。「他不會用水墨濃淡，這張要是給曾祺看看，他就開竅了。他的畫不開竅，他畫畫要是我在，講兩句給他聽，他會解放，這是真的。」黃永玉說，「要是他掌握了這個，他就開心了。」
《一夢到洞庭》
這幅淡墨荷花大概是寫給汪曾祺的回信。1954年，剛到北京的黃永玉拜訪了齊白石，刻了一幅流傳至今的齊白石木刻。這幅木刻起稿很難，黃永玉當時30歲，既沒有刻過這樣的人物，也不知道怎麼理解齊白石。汪曾祺為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一窩蜂》，這篇文章從未發表，讀者只有黃永玉一個人，好朋友用文字教他理解畫家。
汪曾祺紀念館建成，書迷們提議請黃永玉為汪曾祺紀念館題字，黃永玉答應了，把汪家後代叫到家裡拿字。和50多年前一樣，黃永玉提前三天準備的菜，坐下來的第一句話是，「哪一個是小老虎？」汪朗笑著回答第一次見到的黃叔叔，「現在已經是老老虎啦！」
見到了黃永玉，汪朗覺得，父親的人生有了很多答案。汪曾祺只抽捲菸，但他卻有一個當成寶貝收起來的菸斗，現在終於知道，那是黃永玉送給他的禮物。他們去看了黃永玉的木刻展，找那幅因為汪曾祺改了五遍的木刻。他們從《無愁河》裡摘出汪曾祺的段落做了剪報，那是他們所不知道的父親的過去。
這是一段近似鄉愁的友誼。而對黃永玉來說，很多名字都在時間裡變得複雜。上海有老藝術家去世，電視台請黃永玉出來說幾句話。草稿紙上留下了一個老人複雜的修改痕跡：「××是我在中央美術學院時的朋友」，劃掉「朋友」，改成「同事」，再劃掉，改成「同行」。最後落在紙上的正式回復只有短短几句，大意是相識甚淺，無從談起。
很多名字都還能再回來，一種常用的理由是，「都過去了。」一切的確都過去了，如今所有人都是老人了。萬荷堂搞聚會時，女兒拿著學生名單，一個一個跟黃永玉商量，這個人動過手，那個人砸過家裡的東西，可是名單沒法這麼算，最後黃永玉說，讓他們來吧，他們過去是打過我，但是這些人不算壞。
晚年的丁聰話越來越少，總是笑眯眯地坐在人群里，望著身邊的朋友，一坐一下午。大家七嘴八舌地笑話他，「你怎麼不說話了？怎麼這麼安靜？」坐在一輩子的朋友旁邊，丁聰老了，眯著眼睛不回答，直到最後才慢悠悠地解釋了自己的沉默，「這就是人生哪。」
人生如此之長，黃永玉和汪曾祺最終卻沒有機會，坐在一起享受這份沉默。
不要扶，不要服
2021年的萬荷堂空空蕩蕩，院子裡住著年邁的「科學」，「民主」已經去世了。畫室鎖著門，裡面的升降機前沒有了大畫布，門口的拳擊沙袋外層曬脫了皮，懸掛沙袋的金屬鏈生出厚厚的鏽。荷塘里的荷花全敗了，柳運寵偶爾跟新來的客人們講解這裡曾經的熱鬧，數得上名字的名貴荷花最初都種在這裡，大明湖的荷花、頤和園的荷花、洞庭湖的荷花，但最後是無名無姓的野生荷花活了下來。
黃永玉依然坐在古雨廳的大桌子前，現在他需要放一台吸氧機在身旁。
萬荷堂的熱鬧是一點一點消失的。2002年，張梅溪搬回香港，和兒子一家生活，後來的日子，有時住在山上的家裡，有時住在醫院。缺席聚會的朋友也越來越多，理由是老了，病了，去世了。2009年，丁聰去世。年底，王世襄去世。次年，華君武去世。黃苗子出院找黃永玉吃飯，兩個人對著安靜下來的萬荷堂，黃永玉告訴老朋友，「現在就剩咱倆了。」那是他們最後一次在萬荷堂吃飯。2012年，黃苗子去世。
整個萬荷堂只剩下了一個老人。生活開始變得不方便，院子裡的石板路推不動輪椅，畫室門口的門檻也成了障礙。女兒找了新房子，90歲以後，他們搬到新住處生活。
布置新家的時候，女兒決定安裝能上下樓梯的輪椅，他的第一反應是用不著。受傷住院後，女兒請人夜間看護，他生氣了，抗議這個決定。他走路走不穩，旁人伸手扶他，他會瞪眼睛，一邊顫顫巍巍地走，一邊大聲反抗，「不要扶！不要扶！」
黃永玉與女兒黃黑妮
新家依然要辦聚會，每天下午三點半，客人坐在他對面，聽他講笑話。他喜歡講述一種帥氣的衰老，最常講的例子是他的弟弟。故事是這樣講的：他回鳳凰老家，弟弟帶他吃飯，兩個人在路邊等計程車，一個年輕人騎摩托車衝出來，冒冒失失地撞倒了弟弟。請注意，弟弟當時80歲了，被摩托車撞飛，彈出去一人多高，摔倒了，人沒事，自己爬起來，惡狠狠地走過去，左一拳右一拳，把年輕人痛打一頓，教訓他以後小心看路。打完解了氣，一毛錢也沒要，放年輕人走了，兩兄弟繼續打計程車。上車後連司機都佩服弟弟，80歲了還這麼瀟灑，司機一路跟哥倆打聽，你們真的80了？今天不收你們的錢，我要回去跟我哥們說，80的人是怎麼教訓小年輕的。
這個笑話講過很多次，贏得了很多笑聲。柳運寵見證了這場交通意外，故事大致屬實，只有部分細節問題：老人摔倒後並不是自己爬起來的，很多人攙扶著才站了起來，他也的確揮了拳，可每一拳都揮空了，畢竟，他已經80歲了。一個熱血的老人確實存在，但他的衰老並不帥氣。
真實的衰老是一種越來越具體的悲哀。老朋友住上海，臨終之際給黃永玉打電話，想再見他最後一面，他在北京的電話一端急了，「你千萬不要死，要死也等我來了再死。」他坐飛機趕到了上海，老朋友卻已在火葬場了，人生只剩一場告別儀式。黃永玉沒去參加儀式，一個人跑去停屍房，見了他最後一面。
顯然，黃永玉不喜歡這種結局的衰老故事。衰老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他和朋友討論過的，在老朋友都還活著的時候，死亡就是一個他們具體討論過的話題，大家還專門為此聚會，暢談死了以後怎麼辦。丁聰、黃苗子、華君武，都發了言。他們有的說拿骨灰種花，有的說拿骨灰撒回大海，還有人提議骨灰直接衝到馬桶里，一了百了。張梅溪不同意，嫌棄骨灰會堵住下水道。黃永玉說，那就包成餃子。
他見識過朋友的衰老，有骨氣的老，從容的老，就像黃苗子那樣的老。當時他病了，黃永玉去醫院探望，躺在醫院裡好幾年，可他還總是笑眯眯的，在病房裡面寫字，看書，和朋友對詩，做完透析找人吃溜肥腸，在病床前吃涮羊肉慶祝生日。黃永玉一直欣賞黃苗子身上的從容，性格從容，寵辱不驚，自得其樂，「連害病都害得那麼從容」。
人生最後的日子，黃大剛怕他受不了閒話，拔了家裡的網線，不讓他看到外面的誹謗。直到父親去世後才知道，老人早早找了人接上了網線，所有的說法，他全看到了。但他此後的每一天依然過得坦蕩，睡得好，吃得下，該怎麼過怎麼過。他指著兒子住的方向，告訴當時身邊的人，「他們太小看我了。」
有一次病危搶救回來，黃苗子醒過來的第一句話是，拿筆來，要寫字。黃大剛只好在護士休息室拼了兩張桌子，鋪上宣紙，研了墨。他發現，父親站不住，但拿筆的手始終不抖，「根本不像一個病人寫的，很霸氣」，寫於朝陽醫院病房裡的字是他這輩子最蒼勁有力的作品——「萬紫千紅」。
這才是黃永玉能接受的衰老。小牧童老了，病了，被痛苦剝了皮，但他還要唱歌，在地獄裡也要唱歌。
這一次，輪到黃永玉老了。醫生跟他談話，他一句話也沒聽進去。膽壞掉了，肺壞掉了，血管壞掉了，心臟上有個小蓋蓋也壞掉了。他喘不上來氣，醫生讓他住院，他帶著書、顏料、畫筆、畫紙住了進來。住了幾天他就生氣了，醫院裡怎麼有這麼多不准——不准熬夜，不准勞累，不准吃辣椒，到處都是不准。
他的身體變得不像黃永玉了。摔倒了要住院，感冒了要住院，只是多吃了一頓涮牛肚，痛風就犯了，還是要住院。他不喜歡醫院，醫生講話不公平，只對年輕的病人說「完全康復」，老人生病只能聽到「這樣就挺好」，仿佛痊癒是一種僅屬於年輕人的特權，一個老人總是得到另一種人生真相——辦不到，再也辦不到了。
回到家裡，黃永玉生氣了。他不喜歡衰老，一點也不喜歡。這輩子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當俠客，要刻木刻，要畫畫，要寫《無愁河》，好不容易把苦日子熬過去了，怎麼就老了呢？老天爺辦事真不公平。
黃永玉老了，這事他不同意。他開始用黃永玉的方式反對自己的衰老。摔倒傷了骨頭，住院動手術，往骨頭裡釘了釘子。醫生安慰他，人老了，不能走路很正常，做這種手術之後要是還想走路，三天之內就得下地練習，這是年輕人才做得到的事，下地練習那麼疼，老人不必勉強。然而，三天之後，黃永玉站起來了，老不老他不管，他要重新走路。
家裡的餐桌前掛著一副對聯，他在題跋里寫道，「人老不怕，就怕頹廢和意志消沉。看我們今天多帶勁！所以今天我寫這副不對仗的對聯來長長我們老頭老太太的志氣，什麼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飯的混蛋話！」
這副對聯寫的是：
人說八十不留飯
大夥喫給他們看
上面密密麻麻的是平均年齡80歲的老朋友簽名，都是北京人藝來萬荷堂吃飯的老藝術家，包括時年88歲的鄭榕、85歲的藍天野（已故）、82歲的朱旭（已故）、77歲的張曼玲、72歲的呂中和徐秀林，還有從美國回來的盧燕，當時也已85歲。
他近乎賭氣地想要證明，衰老偏偏可以很帥氣。一個老人也可以像年輕時一樣活著，還有愛情，還有友誼，還有作品，還有希望。
黃永玉98歲時作的畫，上面題著「我九十八了，活該請您來萬荷堂喝一杯。」
於是，黃永玉成為了北京城最年輕的老頭兒。他喜歡坐敞篷跑車出門。住院醒來的半夜裡，他堅持要喝一瓶雪碧。他還要給張梅溪打電話，耳朵聽不到了，他們就寫信。兩個90多歲的老人照樣要談戀愛。他們在同一個筆記本上寫下給對方的話，筆記本的邊角上是卡通畫，一隻小狗和一隻小貓笑眯眯地手拉著手。女兒在香港北京兩地飛，負責給兩個老人傳遞情書。
晚年的張梅溪忘記了很多事，黃永玉就把他們的故事寫進了自己的小說里。女兒在病床前給她讀《無愁河》，寫到他們的19歲，寫到了最初的相識，一到這種時候，張梅溪會醒過來，想起同一時期的細節。她已經沒辦法握住筆，本子上的字歪歪扭扭，不同段落常常重疊在一起：
我最親愛的好爸：我很掛念你……我十分想念你，你來這裡住，好嗎？……你的畫，很好，我一看就知是我爸爸，爸爸你一定好好中意我吔！我們都十分中意你，掛念你！你來！！我天天炒菜給你。今日下雨，我中意下大雨，好好玩啊！親親你好爸爸。你的大頭女，梅溪
然而，衰老是一條越走越窄的路，前路少有坦途，多得是無能為力。2019年，香港機場交通阻斷，黃永玉困在北京。他只能這樣回信給他的愛人——
梅梅媽媽：你說這個世界好不好笑？香港今天變得這麼混亂，我原本想回來看看你，都辦不到了，只好等香港早一天平安，好讓這兩個九十歲的人見見面。我自從摔了那一跤之後，人完全和以前不一樣了，生龍活虎的人，走路都慢慢一拐一拐地了。有什麼辦法呢？不過腦子和手依然靈活。要不然文章和畫畫都弄不成了。感謝上天。我仍然祈求老天讓香港早早恢復正常秩序，以便我能早日回香港看你。吻你！老爸，北京
這封信沒有回信。兩個月後，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再等兩個月，香港政府實施了入境限制，又過了兩個月，黃永玉接到了一則來自香港的消息。北京的家裡很安靜，舊菸斗整齊地擺在柜子上，小貓窩在沙發上曬太陽，房間裡擺滿了花，正如女主人喜歡的那樣。一個人的時候，黃永玉用正楷工工整整寫了一張紙條，這是他寫的最後一封關於張梅溪的信：
梅溪於今晨六時三十三分逝世於香港港怡醫院，享年九十八歲。多年的交情，因眼前的出行限制，請原諒我們用這種方式告訴您。
身邊的人們看得出他傷心，但沒有人見到他哭。他請人把張梅溪15歲的照片裝在鏡框裡，放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剩下的時間，他的日子還是一樣，早上畫畫，中午寫字，晚上抱著小貓，一個人看電視。
和他聊天的節奏越來越慢，故事講到一半常常會停下來。他還是喜歡講笑話，講梅溪遇到小混混，倆人一起去教訓他們，把人嚇跑後哈哈大笑。他最喜歡講第一次見到的梅溪，她穿著白色裙子，背對著自己，在房間裡和著鋼琴伴奏，唱Ave Maria（聖母頌）……
這是一個他沒有講完的故事，因為講到這裡，他就停了下來，仰頭望著天花板，盯著燈光發呆，他不再說話，所有皺紋漸漸舒展開來，大概在記憶里見到了誰，最後一個人自顧自地笑，「嘿嘿！」
我是在跑萬米
黃永玉最近重讀了《了不起的蓋茨比》，但他看的版本是自己年輕時讀的《大亨小傳》。他又翻出來《萬象》雜誌的過刊，重讀了胡適。他開始找過去的音樂聽，手機排行榜上都是老歌，後來我放給他一首歌，他側過身子用還能聽得見的耳朵聽，聽出來是《憂愁河上的橋》，第一反應是興奮地招呼女兒過來，「妹妹！妹妹！」兩個人湊在一起聽過去的旋律，直到今天，他還唱得出《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
I』ll take your part.
When darkness comes,
And pain is ar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me down.
黃永玉有很多珍藏的寶貝，他也樂於分享。他說他把自己在《詩經》中最喜歡的一首詩刻在了木頭上。在萬荷堂的畫室里，我看到了這六塊大木頭，那是朋友從雲南送來的金絲楠木，黃苗子也欣賞這首詩，爬上梯子直接給他題寫在木頭上：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這是《大雅·生民》裡講后稷的故事。后稷名「棄」，這也是一則名副其實「棄」的故事，后稷一出生就遭受拋棄，所幸每次都能得救，被棄置在窄巷裡，牛羊避開他走，不傷害他，後來扔在樹林裡，樵夫救走了他，最後放在寒冰之上，大鳥用羽毛蓋住這個孩子，保護他長大。
與他共鳴的似乎都是「棄」的故事。貝多芬音樂強力但是底色悲涼，蕭邦有背井離鄉的離國恨，拉赫馬尼諾夫的底色是悲哀，帕格尼尼也並不是一個快樂的人。《紫苑草》講了一種底層現實：縱然努力對抗命運，卻依然負擔著人生的無奈和沉重。
黃永玉說，他有很多話要告訴我，有些事現在能講，有些事要很久之後才能講，他講出來不是為了發表，也不求出名。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眼睛紅了，他說自己所希望的是，再過100年，至少有一個人知道黃永玉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一個沒有奴性的人」，「一個沒有低過頭的人」。
我問黃永玉，為什麼喜歡畫荷花。他顯然不是為了荷花的高潔而畫了一輩子。「出淤泥而不染」，他一遍遍在畫裡題跋反駁周敦頤，「沒有淤泥，荷花如何活下來？」
關於荷花，他曾經這樣解釋：小時候在外婆家住，闖禍後常常躲在荷塘里，一躲一下午，也順勢看了一下午荷花。他發現荷花不像君子們畫的那樣乾乾淨淨，真荷花裡面有泥苔，周圍也很熱鬧，青蛙、水蛇、蝸牛、螺螄、蜻蜓，全在一塊兒。他喜歡這種熱鬧，這是一種人生的妙。
但這一次，他重新解釋了荷花。他在筆記本上畫了花的解剖圖，荷花杆是中空的，但它足以頂起一朵盛放的大荷花。荷花杆的內部切片裡是無數個小管，整整一把圓管聚在一起，狂風暴雨過來，荷杆固然柔軟纖細，但既不會斷，也不會倒。它的特質不是與世無爭，而是不可摧毀。它就像是沈從文畫給自己的小船，在小小的波浪中也動盪不止，但是到了大浪里也不會翻沉。於無聲處堅韌怒放，這就是黃永玉的荷花。
「我能忍受你想像不到的那種委屈，那種痛苦，我能忍受。不是一件事，是多少個。這一點我不講給別人聽，是我心裡得意的地方。人同人之間的那些問題，受到一點委屈，受到苦，很苦的。我當天感覺有點不好受，第二天就做別的事了，不太去想它。想它一點用處也沒有，真是好苦，但是這一輩子，這種苦同我的努力，同我的用功，不能比。」黃永玉說，「我是在跑萬米，不像跑一百米那麼好看。跑萬米繞圈的，不太有人看。我就是一個跑萬米的人，要是有人說我跑得不好看，跑得慢，你不必停下來說道理，那就浪費了。讓這個生命遠一點，跑到終點是我們的目的。」
黃永玉家門口掛著一幅工筆荷花
最後一次拜訪黃永玉，窗外滿是太陽，絲毫沒有要下雨的樣子。陽光從彩色的玻璃照進來，大黃狗和小貓一起窩在桌子底下睡午覺，黃永玉還是在講笑話。
「『四人幫』垮台了，我那時候正在畫毛澤東紀念堂的壁畫，住在華僑大廈。有人告訴我，有一個人在南京跟著你們走了一路，是他報告的江青，現在就住在華僑大廈，跟我們住在一起。我說，太好了！找幾個人打他！」
這時候，他的女兒拿來了一盒喉糖，他拿出一顆，遞給聽笑話的客人，「你吃一個糖，這個糖是我的家糖，我最愛吃的。」嘴裡嚼著糖，他很開心，笑著繼續講，「這個事情現在不會有了，那個時候有機會還會動動手。」「賀敬之管文化方面的事，他打電話給華君武，說，黃永玉在華僑飯店打人了，你知不知道？華君武說，我不知道啊，怎麼可以打人呢？」他模仿領導的正經口氣，「華君武就打電話給我，說你打人了，有這事兒嗎？我說有，他說，賀先生說以後不要再打了，這樣不好。我說，知道了。」口氣在這裡突然變了調，笑話來了，「接著他問，哎，你是怎麼打的，快講給我聽聽。」
說完客廳爆發了大笑，黃永玉看著客人們一起笑。
第一次見到黃永玉，聊天中，他突然停下來問我：「如果有一天不讓你笑了，你怎麼辦？」
他說，他已經把辦法寫進了一首詩里，但他脾氣又急起來，要告訴我許多辦法：在家裡藏一本大英百科全書，把喜歡的唱片放在柜子後面，好看的書要用東西包起來藏在床底下，一個人的時候再拿出來，讀書、畫畫、聽音樂。他還花了10分鐘講解如何煮出最好吃的綠豆，拿一口小鍋慢慢熬，用冷水把綠豆皮濾掉，這是他下放時候摸索出來的方法。胡同里的沈從文又一次在故事裡出現了，講到錯身而過的瞬間，他一字一頓地重複著那則代代傳遞的經驗：「要從容。」
後來，我找到了他留在詩里的辦法，那是作於85歲的《笑》——
挖個洞，把笑埋進土裡，
到春天，種子發芽，
長成一棵大樹，
像座高高的鐘樓，
風來了，
滿樹都響著
哈！哈！哈！哈！
2022年新年第一天，他完成了撕毀五次才畫完的那幅畫。這幅畫懸掛在客廳里，湛藍的天空下星星點點，家家戶戶亮著燈，守著一汪平靜的湖水，花盡情綻放，題名《今夜》。畫前題字是這樣一段話：
「願上天給人間每個人都有美好的今夜，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十年如此，百年如此，告訴子孫們，人應該擁有如今夜之權利，過寧馨如今夜之日子……比如考古學家舉它對未來的某一天如今夜的觀眾說，這幅畫是個九十多近一百歲的老頭畫的，水平雖然算不得高，留傳至今，起碼能給後人一點歡喜，告訴我們，那時候人們是如何打發日子的。」
他還想寫《無愁河》，命運里像是總有一個阻力擋著，不讓他寫這部小說。第一次動筆是在1945年，在抗戰和動盪中停筆，第二次續寫是在80年代末，寫滿一年又停了下來。86歲那一年，他重新動筆，這次還是有很多力量讓他寫不下去，生病、住院、衰老、離別、傷痛，但他這次繼續寫，13年間寫了262萬字，一直把故事寫到了1949年。
書里很多故事早已出現在他的其他作品裡，但這裡每個故事寫得很細。寫到少年時代見到李叔同，過去他只講如何在他面前摘玉蘭花，這一次他寫的是，看到弘一法師圓寂後，回去的路上默默哭了起來。
他的心裡並不是沒有波瀾，只是人老了，傷心是一種秘密。他和年輕時一樣，聽老歌會哭，讀詩會哭，想起朋友時也哭，看到新聞莫名傷心了，不敢讓女兒知道，躲在被窩裡偷偷哭。他只能把這些說不出口的感情畫到畫裡，寫到書里。
他連人生最後的細節都想到了，到時候送去火葬場，送過去就行了，不用想著領骨灰回來，「不好分，怪累的」，他打算跟孤魂野鬼一起過，大家一起熱鬧。他對於死只有一個要求，「到時候胳肢我一下，看看我笑不笑，」這是他的生死標準，「笑了，我就還活著。」
活了一輩子，黃永玉只是黃永玉。這是他在《世說新語》裡最喜歡的一句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再有兩個月，這個人就要99歲了，人生再來個一百年，結局或許還是同一樣——天地不仁，白雲蒼狗，但管它呢，我與我周旋了一輩子，黃永玉永遠是黃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