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每個人都少不了交友，朋友之間快樂同分享，苦澀共吞咽。戰友的內涵與朋友卻不盡相同，它帶著軍營特有的氣息，散射著硝煙戰火的飛濺。我們這三個戰友間的情誼還凝聚著青藏高原冰雪缺氧的酷寒。竇孝鵬、白宗林、還有我，我們三個人大半生的軍旅生涯神奇的相似，簡直就像同一個人，世間少有。六十多年的戰友情橫跨兩個世紀，幾十年來共同經歷的那些美好卻沒有消失，沒有和我們告別，只是化成沉埋在生命里永遠值得回味的記憶！
我們的家鄉就在佛都法門寺所在地陝西扶風縣。十八歲那年，我們攜手告別了扶風初級中學，穿上第一套軍裝，坐在綠皮火車的悶罐車廂里，一路向西行駛。那綠皮火車像一個時間的容器，把所有人都悶在裡面。我們先是來到蘭州郊區黃河邊的汽車教導營學習汽車駕駛和修理，之後，又乘敞篷大卡車行駛三天三夜，來到崑崙山下的格爾木當上汽車兵。眼下我們退休後居住在北京，我和白宗林在海淀區，竇孝鵬在豐臺區，退休後難免會有瑣碎的家務及有時無聊的空虛時光襲來，但是因為有數十年來熱愛文學的情趣陪伴，我們在身體條件允許的前提下盡己所能地寫作讀書，使我們的休閒生活平添許多綠色享受。退而不休，其樂在心。猶如停靠在碼頭的船，一旦有浪花捲來就切開蒙著堅固冰塊的水面，將沉埋在我們生命里的能量釋放出來。
我們三人經歷的第一個單位是駐守在崑崙山下的汽車七十六團。我們都在汽車連隊當駕駛員，執行從甘肅峽東至拉薩的長途運輸任務。任務途中我們要經過祁連山、崑崙山、風火山和唐古拉山，過著「早別崑崙六月雪，夜飲長江源頭冰」的生活。三年後，我們相繼調到了團政治處當見習幹事，竇孝鵬在宣傳股，我在組織股，白宗林在青年股。期間我們都開始了業餘寫作，在蘭州軍區和西藏軍區的報紙上時不時能看到我們寫的報導和小故事。直接說吧，我們的文學創作是從通訊報導起步的。團隊湧現了先進典型，我們三人就合力對外宣傳。一九五九年在執行運輸任務中，九連出現了一位愛車標兵何全國，他駕駛的是一台被人稱為「全車除了喇叭不響到處都響」的老掉牙的破車，當時戰備運輸任務異常吃緊，何全國的車無暇進廠修理，他憑著精湛的技術和高度責任心，駕駛這台車安全行駛了十萬公里，將數萬噸戰備物資安全運往西藏邊防，榮立了一等功。竇孝鵬以何全國的事跡為題材，創作了一篇優秀報告文學《十萬里路見忠心》，發表在《解放軍文藝》《總後文藝》上，之後被數家報刊轉載。後來總後勤部文化部還以《十萬里路見忠心》為書名，出版了一本優秀作品集，發到全軍後勤部隊。
對文學創作的酷愛及不斷取得的成績，使我們逐漸走出了一條快樂的道路，使生活變得有滋味。興趣是天賦的亮點，此話一點不假。當時竇孝鵬寫的一篇散文，給我留下了柴達木的龍捲風也刮不走的印象，名為《西出陽關有親人》，發表在《解放軍報》上。這篇散文是取王維的邊疆詩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意境反其意創作的，反映的是陽關道上的養路工人和軍車司機難以割捨的魚水深情。我當時拿著這張《解放軍報》讀了好幾遍，感受到了一種難以抑制的衝擊力，感到眼前豁亮，心頭頓涌絲絲暖意。回想起來我也多次駕車從陽關走過，每每經過時也會默念這首唐詩，怎麼就沒有寫作的意蘊呢？生活中撞到鼻尖下的事，有時反而容易失去，關鍵是不但要讀書還要多聯想，讓書本知識滲透到現實生活的土壤中去，才會生發新的天地。直至數十年後，我每每和年輕文學愛好者說起寫作，還要深情地提到孝鵬這篇散文對我的啟示。《西出陽關有親人》我一直剪貼在一個本子上，後來因為常翻閱掉了一個角，我還從別處剪來同樣的鉛字補上了所缺的字。
參加戰勤運輸，是我們下到連隊後的第一個硬仗。我們駕駛著汽車追星趕月地在青藏線上跑。連續旋轉的車輪把公路上的鵝卵石都擠得崩閃著火花。為西藏邊防運送去多少戰備物資和多少支前的藏族民工，從車上里程表記錄的數字就可以推知。戰勤運輸結束後，我們三個人分別榮立了三等功，青藏兵站部通報表揚了我們。那天，團里領導專門請我們三人在團里小灶上吃了一頓飯，我覺得那是天下最好吃的美味！
那個年代，高原部隊的文化娛樂生活，單調得像戈壁灘上枯萎的紅柳苞一樣燥縮，看一次電影要「跑片」輪流著看。什麼意思？一個電影放映隊要在五六個點上的部隊駐地來回跑，汽車部隊、兵站、轉運站、醫院……輪到我們頭上就差不多要一周時間了！我們團的王品一政委多次對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們三個人說：「你們是咱們團里的秀才，要發揮特長給指戰員們的業餘生活添點亮色！」團首長下了命令，我們照辦，在政治處高主任的具體領導下，我們的文化娛樂生活開始邁出了新步伐。
團里業餘文藝演出隊應勢成立，編導、演員都是我們三人包攬，後來又從幾個連隊物色了幾個文藝骨幹加入進來。編劇自然是非孝鵬莫屬了，這之前他在蘭州軍區《連隊文藝》上發表過小話劇《問路》《搶拖斗》以及紀實散文《迎著晨風而來的姑娘》等。特別是《迎著晨風而來的姑娘》產生了較大的反響，青海省作協的有關人員還專門採訪了孝鵬。這篇作品的主人公就是白宗林。在分配角色時長得白白淨淨的白宗林自然是主演了，且扮演女主角。我幹什麼呢？雖然我當時在《解放軍報》發表過散文，且獲得總政治部頒發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徵文獲獎證書，但是對彈拉跳唱實在外行，竇孝鵬便給我虛設了個職務：導演助理兼後備演員。所有演出都是天作帳子地當台，鑼鼓傢伙一敲就開場。如果只有一個連隊從線上回營，我們就在連隊的院子裡撐一塊幕布演出，如果是兩個以上的連隊回營，就在大操場演出。對啦，孝鵬還有一個職務：負責報幕。一次，該笛子獨奏《我是一個兵》出場了，他慌亂之中報成「下一個節目，獨子笛奏」，笑翻了台下的觀眾。搞笑的例子還有呢，那是演活報劇《東郭先生》，只有兩個演員：東郭先生和一隻狼。孝鵬指名道姓讓白宗林飾東郭先生，那誰演狼呀？這時他的目光投向了我：「該你露一手了！」這傢伙真壞，讓我當後備演員，原來在這裡等著我呢！演就演吧，以大局為重，反正是把一件皮大衣翻過來毛朝外，披在身上，不露臉，誰曉得狼是誰扮演的呢？漏洞出在狼撲向東郭先生的那個動作上，許是我太緊張，該撲向東郭先生時沒有及時撲，急得白宗林直喊：「快撲，往我身上撲！」我忙撲，一急之下大衣掉了，整個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狼變成了人！看演出的指戰員們都看見了，哄堂大笑。多少年過去了，每每回憶起這件事，我們三個人都會笑得前仰後合，露牙歪嘴。高原軍營生活多有情趣，苦中含樂！
弄拙成巧，後來每次演《東郭先生》時，這個掙脫掉皮大衣，讓「狼」顯出真身的動作成了必出現的情節。指戰員們樂得掌聲不斷，甚至在皮大衣還未脫掉前迎接的掌聲就先一步響起來了。藝術來源於生活，誰能說不是呢！
我們團里的文化娛樂生活開展得有滋有味，名貫青藏線，有一個人不能不提及——團俱樂部主任鄭福存。他在解放戰爭時期是華北軍區文工團分隊長，曾和田華同台演過歌劇《白毛女》，田華扮演喜兒，他扮演喜兒的父親楊白勞。有這樣一個資深的俱樂部主任，團隊的文化娛樂活動還能落後嗎？我們演出的節目曾參加過蘭州軍區業餘文藝會演，獲得創作和表演雙獎。我和竇孝鵬同一年同一批成為青海作家協會會員。
天空飄著被風吹散的雪片，指不定哪一天會聚在一起，凝成落雨的雲。一九六四年春天，我背著被捆得四方四正的軍用被子，衣摺里積裹著崑崙山的冰碴，來到北京參加了總政治部宣傳部舉辦的第九期新聞幹部學習班後，被一紙調令調到了總後勤部宣傳部。次年，竇孝鵬在出席了全國青年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後，也被調到了原總後勤部宣傳部。開始我倆都在創作室從事文學創作，辦公桌挨著辦公桌，天天坐班，夜夜加班。我寫出了一篇散文請他提修改意見，他有了新的創作題材也總是在第一時間告訴我。不久，我倆又一同調到《後勤》雜誌社當編輯和記者。這當兒，原總後勤部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我倆都在會議籌備組采寫典型事跡材料，沒想到在這裡等到了白宗林，他作為兵站代表的領隊到了北京。會後總後勤部機關在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中選了一批年輕人進了機關，白宗林被選到了《後勤》雜誌社，我們緣分真不淺啊！生活中假如有剎那奇特發生，那一定是清澈的山泉穿過沙原流過。我們三個人又到了一個單位，且住在同一棟筒子樓里的三個辦公室，出操同站一個隊列，吃飯同進一個食堂，住的屋裡同是上下鋪的單人床。
我們在傳承前人的道路上守正創新，不斷前行。生活在改變著我們，我們也在改變自己。站在京城長安街上，我仿佛看到不遠處的天上有一隻鷹在盤旋，它有可能是來自崑崙山嗎？
「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三人各自帶著八百里秦川吃著包穀渣成長起來的妻子，辦理了隨軍手續在京城安了家，同住在總後勤部大院的一棟筒子樓里，吃一個鍋里的飯，說一個腔調的陝西方言。這之後，白宗林走了一段仕途之路，先後在汽車團、格爾木兵站和解放軍三〇四醫院政治部擔任領導職務。我和孝鵬初心不改地繼續爬格子，激情一年勝似一年地創作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
我們三個人近距離是友情，遠距離是思念，不分遠近心中總會有彼此，用生命影響著生命。闖蕩高原的腳印被冰雪埋在冰雪裡，當然也被陽光砌進長安街的柏油馬路上。我們相信這些腳印最終會被春風叫醒，濺出火花來。
回憶起在青藏高原那段那麼寒冷又那麼溫暖的日子，那日子裡有著我們永生都難忘的艱辛，誰能說艱辛不會變甜果呢？！一九八七年初，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竇孝鵬的長篇小說《崩潰的雪山》，這是最早反映西藏平叛的長篇小說。解放軍總政治部一九九〇年將該書作為在全國遴選的「百部優秀圖書」向全軍部隊進行了推介。我的書櫃裡至今仍然珍藏著孝鵬簽名的這部小說，他的簽字是：「我把咱們共同見證的西藏平叛先一步見諸文字，誠懇希望得到你的指正。」指正，談不上。我倒是認真讀了這部長篇。其實我也早就有寫反映西藏平叛報告文學的設想，且已動筆。善於把別人作品的優長融會貫通到自己筆端，這不是低級的模仿。在我這類題材的散文、報告文學寫作中，《崩潰的雪山》多次啟示我寫作。到最後，平叛題材的長篇我也沒寫成，只寫了三萬字的散文《情斷無人區》，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高山橫在眼前越不過去呀！
我和孝鵬的第一本散文集《春滿青藏線》，是兩人的合集，一九七五年三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不是我和孝鵬的本意，也許是天意吧！事情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前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在國內很有影響的散文作家的作品，比如秦牧、沈從文、孫犁、袁鷹等，百花文藝出版社因此名貫神州，作家們把能在這裡出版散文集看成一種很不一般的待遇。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和孝鵬沒有商量，連任何暗示也沒有，就各自把自己的散文集投寄百花文藝出版社。我的散文集叫《青藏線上》，是雙掛號寄走的，孝鵬的散文集取名《長長的青藏線》。出版社收到了兩本同樣是反映青藏高原軍營生活題材的書稿，便將兩本書捏合為一本書，合而為一，以《春滿青藏線》為書名出版了。不能不佩服編輯的良苦用心，還真有點高山流水覓知音的意味呢！「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牌子還沒有亮相，是以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牌出書。
我們三個戰友的日子過得坦然，自然，舒心，心裡總是涌滿知足的幸福。是有意或無意並不重要，是偶然或必然也不計較，寧肯虧了自己也不負戰友。有福同享，快樂共賞。我的散文集《藏地兵書》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後，白宗林得到消息是在晚上，他迫不及待地打來電話：「老王啊，你真是越活越年輕了，魯迅文學獎這麼重量級的牌子你也扛得動！」孝鵬寫下了《七旬老人叩開魯迅文學獎的大門》，文中寫道「王宗仁在職時，一趟趟上高原，或許是職責所系，退休後，他不聽家人勸阻，仍『不安分』地一趟趟地闖高原，與雪山、戈壁親近，觸摸崑崙山、通天河，寫出了一個個感人至深的高原汽車兵、兵站兵、管線兵、衛生兵、通信兵、倉庫兵（包括一些家屬），所以他給自己的書起名《藏地兵書》，是名副其實的。這也是他的作品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大家都說，他退休後煥發出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個青春期。」孝鵬的這篇文章，二〇一六年獲得全國第三屆「書寫人生第二春有獎徵文大賽」一等獎。
我們三個戰友最後一次在我們日思夜想的青藏高原會聚，是在一九九〇年夏天，我和孝鵬參加青藏線文學筆會，從西寧到拉薩走了一趟青藏公路全程。當時白宗林在二道溝兵站當教導員，他把自己放於普通人的位置來觀察表現自己的作為。兵站的指戰員都很愛戴這位教導員。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和孝鵬參加這次筆會主要是看望白宗林。那次我倆特地在二道溝兵站多停留了兩天，聽他激情洋溢地給我倆講了許多兵站的新人新事。二道溝兵站是一個坐落在崑崙山中平垻上的一個中午站，就是過往的部隊只在此地吃一頓中午飯，不留宿，小站。在我們日思夜想的崑崙山中會面，我們都很激動，倍感幸福。白宗林搜腸刮肚地給我倆講了許多發生在兵站上的故事，講兵站指戰員們平凡作為中的崇高與溫情。直到現在我仍然清晰記得白宗林給我講過的那句話：「我來到二道溝兵站首先把自己當成曾經的高原汽車兵，然後才是教導員！」我和孝鵬在二道溝兵站雖然只停留了三天，但是心境愉快，收穫充實。後來我創作出了散文《二道溝的月亮灘》《野氂牛的喜與悲》兩篇散文，首發後被多家報刊轉載。
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風景都在路上，半個多世紀的雲未散月未缺，三個戰友及戰友的記憶還留在崑崙河畔兵站土坯房裡。我們仍然有約，力爭在有生之年再尋機會上一次青藏高原，哪怕是到崑崙山下格爾木的柏油馬路上蹭一鞋底雪片，也是樂呵呵的享福！格爾木是我們人生的出發地啊！
數十年的所有都會隨風而去，後來人也許不會重複，但是如何面對苦難，如何享受苦難之後的苦甜，後來者可能會從中收穫些許享受。竇王白只是三顆星星而已，沒有月亮那麼朗明，更缺少太陽那種帶有黑點的香熱。我們只是在茫茫人海里各占其位，互相依託，各得其所，有路只知朝前走，共閃其光，共享其樂！
——刊發於《解放軍文藝》2022年第7期
作者簡介：
王宗仁，一九五八年入伍到青藏高原，一九六四年調總後勤部宣傳部，歷任新聞幹事，創作室主任。退休後曾任中國散文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出版作品五十六部。《藏地兵書》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