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了文字垃圾的工作之後，稍作喘息，用兩天時間看完了謝輝元先生的這本《唯物史觀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1919-1949）》。
很多不學歷史的人不知道，歷史學其實是一個高度理論化的學科。歷史學是非常抽象的，我們所研究的對象都是不可再現的過往。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是基於一定的文獻，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構建起來的。絕非如一般初中沒畢業的人所想像的那樣，僅是死記硬背而已。所以，史學理論之於歷史學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傳統學術中，史部文獻浩如煙海。從司馬遷開始起，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也不能說是沒有理論指導的。比如，通過司馬遷和班固的對比可知，班固的《漢書》所體現的就是東漢官方正統的歷史觀念。但是，中國傳統史學如同中國傳統社會一樣，都長期停滯，始終沒有能夠突破中世紀的框架。所以，梁啓超才會痛斥《二十四史》不過「二十四姓家譜而已」。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傳統社會的堡壘開始崩塌，中國傳統學術也開始了轉型。中西接觸之後，一開始把洋人視為蠻夷。後來終於承認蠻夷也挺厲害，於是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朝野普遍認為，洋人也就是船堅炮利，而我天朝上國文明發達，所以不能「用夷變夏」，一定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時候，西方自然科學大量輸入，很快確立了其統治地位，看晚清時人文章里，噸、米等單位已經普遍使用。再到後來，終於認識到洋人不僅船堅炮利。於是，各種西方的人文學科也開始輸入。在歷史學領域內，進化史觀藉助於進化論，被傳到國內，並獲得廣泛認可。康梁等人，還把進化史觀與《春秋公羊》三世說相比附，構建其變法維新的理論。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向西方學習已經是絕對不可抗拒的了。對西方人文學科的輸入也更加深入。於是在一些人的文章里逐漸開始出現馬克思、社會主義等詞彙。尤其是，二十世紀初，馬克思主義開始從日本大量傳入。比如，很多學者都對李大釗與河上肇之間的聯繫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唯物史觀也開始傳入。
在這本書里，謝輝元先生把唯物史觀的傳入分為三個階段：要點傳入階段，專題傳入階段和系統傳入階段。而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成長也是同步的。或許可以說是一件事的不同方面。在不同階段里，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唯物史觀的傳入，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史學的面貌。不僅催生了馬克思主義史學，而且其他一些學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唯物史觀的影響。比如，我在二十年前就買過一本陶希聖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還沒來得及看）。除了共產黨人之外，其他學者對唯物史觀的傳播也做出了一定貢獻。比如胡漢民等人。（我不做近現代史，說的不一定對，我覺著在某些階段里，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性，都帶有或多或少的蘇式印記。）但是，在二十年代之後，隨著唯物史觀的境外思想來源從日本換成了蘇聯之後，學者間也發生了明顯的分化。三十年代的社會史大論戰，多少與此有關。最終形成了以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侯外廬等人為主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相應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在史學理論上有所思考，對唯物史觀多少有些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也表現出一定的民族特色，誕生了一些在當時影響比較大的著作。謝先生在書中有比較詳細的敘述，我也不再複述了。
我個人覺著這樣的選題，不太好做。照著官方教科書敘述，了無新意，肯定很難收到學界的任何反應，無論是好評或惡評。但是，如果突破官方教科書的框架，可把握的邊界在哪裡？寫到什麼程度不會暴雷？沒有任何人可以給你一個確切的答覆。只能小心翼翼地去試探。比如，在這本書里，作者提到了過去對有些人的貢獻重視不夠，有些說法的價值和意義未得到充分認識等等。但是，作者本人在這本書里，也並未就這一話題進一步展開論述。
就我個人而言，我覺著自己是個唯物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構成了我的世界觀以及我從事歷史研究（姑且稱之為研究）的基本指導。但是我覺得，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唯物史觀被歪曲，被僵化。比如，唯物史觀被化約為一個公式，五種階段論被視為天經地義金科玉律。至少在當代的史學主流（或者說是我所接觸的主流），沒什麼人再熱衷於此。
再有，提到唯物史觀，很多人就立即想到了階級鬥爭。我上中學的時候，農民起義是要重點講的，教科書里占據了大量篇幅，一提到農民起義，老師立即兩眼放光！過去的教科書式的歷史敘事，農民起義推動了歷史的進步。於是，每個朝代都必須找到歷史的推動力，孫恩盧循也被定義為農民起義。而我在上課的時候，提到農民起義，發現學生們幾乎沒有回應。課間我問他們，發現他們對農民起義很陌生。原來，中學歷史已經很少講那些東西了。
至於階級分析的方法，我當然承認人是分階級的，我和叼盤之流絕對不是一個階級。但是，在歷史研究里把階級分析卻被視為唯物史觀必備的，比如在思想史研究里，首先給思想家劃分成份，孔子到底是奴隸主階級思想家呢？還是地主階級思想家呢？同樣是地主階級思想家，王安石代表了中小地主階級，而司馬光則代表了大地主階級。劃成分之後開始貼標籤，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作為中國思想史的主線索。諸如此類，這些問題並不是僅僅在49年之後才出現的。1949年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已經存在這樣的問題。但是，作者在這本書里，只是蜻蜓點水式的略微帶過。如果不仔細，就根本不會注意到。
再有學術研究中，應當迴避「以論代史」和「以論帶史」。而這兩點在相當長時間內都是存在的。以論代史，歷史研究變成了空洞的概念的推演，抽象的人民代替了任何一個活生生的人。以論帶史，則是結論先行，且不論這個結論是來自延安還是莫斯科，這是不能質疑的，而只能去論證。而這個先行的結論，則是出於現實鬥爭的需要。在標榜自己是革命史學的同時，史學應有的客觀性卻被放棄。
至於郭、翦、范、呂、侯等人在那個時期的作品，我是基本都認真看過的。但是我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還有幾個人會去看。比如郭沫若的那本《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我記得當初在看完之後，在書的最後一頁，我寫了一句話：「你無法說服我！」我比較欣賞的是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雖說被批「十批不是好文章」，我覺著那倒真是才氣縱橫。相對來說，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我也比較欣賞，雖說從初中開始看，到讀碩的時候才看完。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也是脫胎於他在49年前的研究。他這套書的意義在於培養了一批「諸青」，比如李學勤、張豈之等。